【摘要】近代以来发生在庚子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引发人们对于“庚子多灾”的广泛讨论。“庚子不祥”论的背后，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传统干支理论的丰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则投射出近代“庚子事变”带来的沉痛历史记忆。通过对干支理论的溯源和我国近代历史的梳理，有利于民众客观认识干支纪年与“庚子”背后的文化意蕴，理性认识“庚子预言”所体现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干支文化 庚子年 预言解析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是农历庚子年，在过去的大半年里，人们经历着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见证了非洲蝗灾、澳洲大火、奥运会延期、美股四次熔断，世界经济在疫情阴霾下遭遇严重衰退。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大众心理，加剧了社会的焦虑情绪，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于历史上与庚子年相关的记忆，例如清道光庚子年（1840）的鸦片战争、清光绪庚子年（1900）的庚子事变及20世纪50、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的农历庚子年，即1960年。于是有关“庚子多灾”“庚子必灾”“庚子大坎”“庚子轮回”之类的言论在网上广为传播。
然而，庚子年在历史上真的如此多灾多难吗？如果我们再从1840年往前追溯两个庚子年，也就是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和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当时正处“康乾盛世”，并没有“大灾”“大疫”发生。再往前追溯，1660年为清顺治十七年，1600年为明万历二十八年，也都没有出现全国性的灾难。那么，“庚子多灾”的预言是怎样形成的，“庚子”作为历史符号，蕴藏了哪些集体记忆，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这一现象？实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究。
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庚子”
在近代引入公元纪年之前，我国古人习惯以干支纪年，并以“六十甲子”为一个周期循环，庚子年在其中位列第37，其中“庚”为十天干之一，“子”为十二地支之一。干支不仅可以纪年，还可纪月、纪日、纪时，在我国历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干支还曾与五行等概念相结合，被用来预测吉凶、占知未来等，从而不断衍生出更加丰富的文化形式和思想内涵。
从历史上看，关于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内容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郭沫若先生《释支干》一文通过分析甲骨文的形态提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乃是渔猎社会的一组早期文字系统，十二地支则可能与黄道十二宫相关。还有学者通过甲骨卜辞的考证，指出干支分属两个祭祀系统。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秦代已出现十二地支与生肖分别对应的做法，这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着清晰记载。不过，古人虽然意识到“十”与“十二”的不同，但尚无统一名称，《国语·楚语下》称之为“十日十二辰”，《史记·律书》记载为“十母十二子”。到了东汉，《白虎通》《论衡》等文献中才以“干”和“支”为其命名，而“天干”“地支”之名要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才得以逐渐确立。
此外，先秦以来阴阳五行学说逐渐盛行，时人多赋予干支以阴阳、五行的属性，如《左传》中有“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昭公十七年），“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昭公三十一年）等记载。到了汉代，干支与阴阳、五行、音律结合，逐渐形成了解释宇宙、天地运行规律的完备理论体系。其中，“庚子”也被赋予重要的文化内涵。“庚”代表成熟、丰收的状态，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说“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认为：“（庚）位西方，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东汉刘熙《释名·释天》则说：“庚，犹更也。”可知在汉代，“庚”与“更”同义，象征万物成熟，同时也是新生事物正在被阴气更替瓦解。“子”则为十二支之首，代表生发的状态，《史记·律书》中言：“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子”从字形上看是幼儿的形象，故汉代人认为此时象征阳气在最低处，刚开始要从地下向上滋生。《汉书·律历志》也说“孳萌于子”。《释名·释天》进一步指出：“子，孳也。阳气始萌，孳生于下也。于《易》为坎。坎，险也。”认为“子”象征水，水在《周易》中对应坎卦，表示具有一定风险。可见，时人认为天干与地支各有其五行属性。而二者结合，又会形成一套新的系统，如“庚”与“子”搭配，汉代人认为仍是主成熟、收获之意，《淮南子·天文》记载有“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之说。总之，以干支及阴阳五行体系来解释世界运行的规律，体现出汉代人对时间、物候、自然规律的朴素认识。
干支的文化内涵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其用途也是如此。干支最早用于纪日，先秦秦汉时期广为流行的各式《日书》记载了时人总结的每日宜忌之事，其中就有关于庚子日的描述。如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记载，庚子日是养蚕的好日子，对于远行的人来说，这天白天出门也会碰见喜事，但在此日出生的孩子会从小成为孤儿且不洁净。由此可见，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干支在不同场合、不同月份所对应的吉凶情况各有不同，但其本身并无吉凶的意涵，有类于流传至今的“黄历”，每日宜忌各不相同，是古代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用干支来纪年的方式则大约始于西汉时期。《淮南子·天文》说：“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刑德》篇也出现以干支纪年的做法。到东汉以后，干支纪年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基于这些理论，此后一批预测干支年运势的民间图书应运而生。如相传为唐代袁天罡、李淳风所作《推背图》，其中言及庚子年有谶语曰：“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和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展现出“半凶半吉”之象，明清之际的金圣叹在此批注道：“此象虽有元首出现，而一时未易平治，亦一乱也。”指出庚子年可能存在不祥的征兆。而明代万民英所作《三命通会》论及干支生死属性时说“庚金生于巳而死于子”，指出庚金发展到“子”的状态趋于衰落，这就是所谓“金沉水底”。形成于清代的谶书《地母经》，更是从农事的角度直言“庚子”将有大灾，其云“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淹流，秋冬频饥渴。”描绘了农桑荒废、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凡此种种，都成为“庚子大坎”之类说法的某种历史渊源。
除了以上几种“庚子多灾”的预言，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庚子无灾”的说法。《吴医汇讲》刊刻于清乾隆年间，被认为是我国期刊出版物的雏形，其中收录有唐立三所作《申明三年中气候相乖化疫之说》一文，文中认为疫病“每发于阳年”（指干支中带有甲丙戊庚壬、子寅辰午申戌的年份），但庚子、庚午、庚寅、庚申、戊辰、戊戌这六年除外。
由此可见，我国传统干支与五行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包含着古人对自然和历史现象的认识和总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否认的是，其中不乏想象、猜测甚至穿凿附会的内容，不论是“庚子多灾”还是“庚子无灾”的说法，实际上都体现了我国传统社会民众的认识，所预言的灾荒、兵祸是当时最为恐惧的景象，而预言的广泛传播，反映出百姓渴望掌握可能发生灾祸的信息，以期及时躲避求生的心态。对古代统治者来说也是一种警醒、警示，意在敦促其及时关注民生，安抚百姓；至于“无灾”“无疫”的推断，则体现了古人心目中的美好愿景。
“庚子”作为历史符号所积淀的集体记忆
近代以来，公元纪年逐渐取代了传统干支纪年，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最常用的纪年方法。而后者的式微，使大众对干支的内涵和意义逐渐陌生，不过个别干支却因与某些历史大事存在直接关联而成为当代国人的集体记忆。比如，当提及“甲午”时，“甲午中日海战”“马关条约”等相关名词就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清政府战败，赔巨款、割台湾的惨痛经历使“甲午”成为中国历史的屈辱烙印。而当提及“庚子”，也会引发人们对 “庚子赔款”等名词的联想。1900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陷遭列强瓜分，而9.8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更是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庚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标志性的历史符号，并影响至今。
相较而言，同为庚子年的1840年也极为重要。这一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被学术界视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发展影响巨大，甚至起着“历史分水岭”的作用。由于林则徐“虎门销烟”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因此不论是时人议论还是后世著作的叙述，大多都选择使用“鸦片战争”“鸦片之战”“鸦片肇衅”等表述，强调战争的诱因鸦片，而并未将该年的干支“庚子”与时局作特别的联想。1960年的庚子年就更是如此。新中国实行公元纪年，干支纪年彻底退出了官方话语体系，因此在提及“三年困难时期”里的1960年时，也并未使用“庚子”之类的表述。
在近代以来各种形式的历史叙述当中，“庚子”成为1900年前后一系列事件的总称，与“国难”“赔款”等名词连称并举。尤其在我国当代中学乃至大学的历史教育教学当中，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并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重大事件如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签订，都发生1900庚子年前后，这无疑强化了与“庚子”相关的沉痛历史记忆。
以上种种，都促使我国民众对“庚子”形成符号化的联想，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关于“庚子年”的集体记忆。2020庚子年，新冠疫情发生、南方洪涝灾害侵袭，“庚子”与“灾难”再次相遇，自然激发了民众关于庚子年的伤痛记忆。在追溯之下，1840、1900、1960等年的历史记忆又被发掘出来，“庚子多灾”之说重新被提起，这实际上是某种不安和焦虑情绪的集中反映。
“灾年说”祛魅
综上可知，我国传统社会的干支纪年法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延续时间久远，社会影响广泛，体现了我国从古至今关于时间发展、历史演变的思想认识。“庚子”作为干支纪年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也被赋予了相关的种种民间传说和习俗。当代国人对于“庚子”及“庚子年”有着双重印象，一方面是民间社会根据我国传统干支、五行理论而推断出“庚子大坎”的说法；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近代历史教育后产生的屈辱历史记忆。加之“子”为十二地支之魁，“子鼠”更是民间熟知的十二生肖之首，象征新一轮更替的开始，故而此年发生的事件似乎更容易引人关注。而“庚子有灾”的讨论，甚至由于2008年（戊子年）出现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衍生出“鼠年多灾”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的精神焦虑、不安和混乱。从客观上来讲，由“庚子”引发的一系列讨论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蕴，我们对此应该持有理性的认识。
就传统社会的“庚子预言”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又促使人们保持清醒和理性，能够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就“庚子赔款”的历史创伤来看，痛定思痛的背后是先进的中国人追求开启民智、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新篇章，故而梁启超先生评价19、20世纪之交为“新陈嬗代之时”。而各种自然灾害的存在、发展、消退也都是某种客观规律的反映。遭遇这些困苦和磨难，我们所能做的唯有勇于面对，积极应对，有效防范，奋力抗击。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种类多，分布区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而中华民族抗灾救灾的思想和行动也是源远流长、持续不断的。在中国历史上，从中央政权、地方政府的灾害治理政策和措施，再到社会团体和宗族、家族的灾害救助的主张和行动，从灾前预防到灾害治理和救助，再到灾后重建等，都留下了许多经典案例，形成了许多重要思想，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这些也说明，富有天人合一综合思维和生态思想的中华民族，具有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和无穷智慧，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即使遇到的灾害再大再凶险，也抵不过炎黄子孙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抵不过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筱艺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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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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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⑥[日]成家彻郎撰，王震中译：《干支的起源》，《殷都学刊》，2001年第3期。
⑦张涛等：《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责编/常妍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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