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7级大学生。我们这届大学生经历了从“老路”到“新路”的转折全过程。我们于“历史在徘徊中前进”的时候参加高考。跨入校门不久，便出现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党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国家结束了拨乱反正的历史阶段。那四年，名副其实地是从老路到新路的四年，是轰轰烈烈、举国沸腾、大思大进的四年。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来说，也是不关心时事、不思想解放、不张扬青春个性、不“精神贵族”都很难的四年。
“两个转变”
我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文化组，开始关注文艺界、思想文化界的各种现象，研究现实问题，视野更广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散的时候，我有机会到别的中央机关部门，条件也非常好，可我就是一门心思想搞学问。正好，1986年我读到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一本叫《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的小册子，作者是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等前辈，发现毛泽东读了那么多书，里面还谈到毛泽东评论《红楼梦》等，跟我的专业很接近。我就给当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当副主任的龚育之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到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意思。龚育之同志向室里推荐后，1987年年底我就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从此，一干就超过了30年。
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理论组。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校对《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书稿。1988年，我的几本文艺论著出版，那时出书还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一时便不知天高地厚地送给一些同志“批评指正”。室主任李琦同志有一次碰到我，就跟我说：“陈晋呀，你写的东西我们都看不懂呀。”那时候喜欢拽新名词，就是新方法、新观念什么的。这句话给我的触动很深，从此开始了两个转变：一是转兴趣，立意研究党史文献，特别是研究毛泽东；二是转文风，要学会写非学院派的文章。
在积累材料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文献研究室找了三个年轻人来完成一本文献选编，我在里面。于是我就开始看毛泽东的档案材料，两年时间，从头看到尾，看了一个遍。看材料的过程很兴奋，越看越觉得毛泽东的语言风格、文章、气势，包括他的决策过程，都特别吸引人。看了两年多，我觉得该写点东西了。
我写的第一篇关于毛泽东的长篇论文，叫《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及其文化性格》。因为心里没有底，就先请我们理论组的组长石仲泉同志把关，他觉得不错，1990年在《党的文献》分三期连载。好多人都觉得角度比较新，很多老同志都很支持我。龚育之读了以后，专门跟我说，你这篇文章很好，我再给你补充一个材料。他说有首词传说是毛主席写的，当时他在中宣部还考证过，也以为是毛主席写的，实际上后来查证是山东大学一个叫高亨的教授写的。我还把这个材料补充到了我别的书里面。后来就写得越来越多了。
研究党的历史和理论如何做好积累工作
做研究，主要靠平时积累。而编辑党的文献，研究党的历史和理论，本身就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文献研究室编辑了那么多书，基本上是不署名的，背后不光是材料积累，也是研究积累。特别是对年代远一点的文稿，要考证，要查明版本，还要写题注、注释等，很麻烦，其实这也是在研究。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不久，就听说当时编一本毛泽东著作选编，为给其中一篇文献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参加工作的同志就写了几万字的考证材料，最后落实到正式文字上，也就80多个字。还有，为了弄清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一篇文稿中提到的是“茶油”还是“茶、油”，参加工作的同志不知查阅了多少文稿，还到井冈山实地调查。
我也有这方面的体会。编辑《毛泽东文艺论集》的时候，为了弄清楚毛泽东1938年一次讲话中提到的，关于徐志摩说过的“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的出处，我们把徐志摩的书、鲁迅的书、陈西滢的书，翻了个遍，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总之，我觉得文献研究室的日常工作都是在搞研究，至少是为研究积累材料、思路。我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自然也不会把工作和研究对立起来。对毛泽东的思想生平著作比其他研究单位的人熟悉一点，是很自然的。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前人的积累。我的研究是建立在老一代党的文献工作者对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的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基础上的。他们扎扎实实地编了很多书，有的可能是年龄大了，就没再写了，比较起来，我当时年轻，所以有劲头写写。在写作上，也是向文献研究室的老一代同志学习，比如逄先知、龚育之、金冲及、石仲泉等。对我们这些人，他们总是主动地“传帮带”，充满热情。
研究毛泽东的心得
研究毛泽东卓有成效的专家很多，我是后来者，只是在具体领域有些心得。
第一，做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领袖人物研究，有很多种切入视角。但无论哪种视角，都应该靠材料说话。毛泽东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时代在往前走的时候，总难免回过头来评价和研究毛泽东。这时候，学术界理论界的研究就很重要了。关于毛泽东，现在网上有不少议论，但有的议论不能算是研究。有的人是靠感觉，容易被情绪左右，容易被先入为主的感受左右。我们看了不少材料，编了很多书籍，考证了不少细节，得出的结论是以材料为根据的。比如就我参加《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这样的项目编撰来说，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不能保证把所有的材料都写上去，那也不可能，但凡是写出来的材料，都是要有可靠依据的，这是得出观点的一条底线、一个前提。当然，这也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给我们的一个恩惠，这种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但是一旦得到了这个机会，只要按照规律办事，写出来的东西，别人还是认可的。
第二，我觉得党史文献和毛泽东研究，是一个大领域，每个人都做到各种专题都精通，各个历史阶段都精通，每位领袖人物都精通，是不可能的。要在这个领域里驰骋，大概要处理好“根据地”“制高点”和“长征”三者的关系。根据地就是基础性工作，比如写传记、写年谱，编各种综合或专题文献集等。此外，还要有“制高点”，就是要有体现专长和学术个性的深入研究，要有带兴趣点的领域。我从文化性格、文化思想、理论个性、实践个性、人格个性这些角度切入，来研究毛泽东，大概也算是在寻找“制高点”。但是，如果总是固守一个“制高点”也不行，时代在变化，人们关注的热点也在变化，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从根据地出发，利用在制高点上积累的优势，进行“学术长征”，开辟新的根据地。“学术长征”是最考验水平的，最显功底的，最显创造性的，而且这是一个无尽头的研究过程。总体上来说，“根据地”“制高点”“长征”的关系，就是“由博入约”和“由约入博”的两个过程。
第三，就是“让历史插上文学的翅膀”。党史文献研究要走得远，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扎实研究，得出相应的史实结论或者是紧扣时代的理论新见。一种是善于把自己的见解以信达雅的方式呈现出来。通俗晓畅还要雅致地表达，这就是学术翅膀，有了翅膀，观点会“飞”得更远。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难道不是一篇美妙的散文？所以，我一直主张让历史插上文学的翅膀。老一代的大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文学素养很高的。党内的大理论家，被称为“二胡”的胡乔木、胡绳，他们的文字就不一般，读起来就是有味道。党史文献研究，一定要“把有意义的事讲得有意思”。有意义的人物、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讲出味道来，这样的话别人接受起来才容易。研究的目的是让人阅读、接受。党史也好，毛泽东也好，那么波澜壮阔，那么丰富生动，本来就有魅力，如果文章传达出来是毛泽东一向反对的“八股”面目，那岂不是对不起他们了？总之，材料的角度，领域的角度，插翅膀的角度，我想应该是党史文献研究需要认真讲究的。
搞党史研究，恐怕要有一种做“常学”的心理准备
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前期，是热门“显学”，现在是“常学”。显学是全社会都关注，常学是经常要用的一门学问，但是不一定大家都去关注。今天搞党史研究，恐怕要有一种做“常学”的心理准备。
“常学”好不好？好！社会变化很快，实际上我们往前走，现实总会带来些矛盾，带来些不安，带来一些对未知的焦虑，这是必然的。于是，人们就难免回头看一看，过去是什么样子，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怎样才能走得更好。这是历史进步带规律性的现象。但往回看不是往回退，而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毛泽东就有句话，看历史会看到前途。意思也是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一路的风景如何，有什么坎坷，最后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去这样一些问题。这就是“常学”的价值所在。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大的历史节点上，党史这门“常学”发挥的作用就更明显了。党史还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一定要有现实感。什么叫现实感？主要是研究至少应熟悉当代理论，注意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作者为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