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偶然的物物交换，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内部以货币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再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经济循环过程的逐渐放大。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既具备客观条件，又面临现实阻碍。对于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众多“堵点”，要通过制度创新积极化解，顺利实现“以我为主、内外兼顾”的重大战略转变。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国际国内双循环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面对短期和中长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做出的重大判断，是中国经济以外向型为主向“以我为主、内外兼顾”转变的重大战略调整。本文主要从体制机制创新角度分析如何破解国内国际双循环，尤其是国内大循环中的“堵点”，以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对“双循环”的理论认识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强调经济循环顺利实现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研究了资本循环理论。资本家投入资本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利用原材料和劳动力进行生产，再将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收回投入的资本并赚取利润。从微观主体的角度看，资本家从投入资本到收回资本并赚取利润，是一个循环；原材料的所有者生产出原材料，出售原材料获得收入，购买生产原材料的物资，再生产出原材料，是一个循环；劳动者从被雇佣赚取工资到再生产出劳动力，也是一个循环。从宏观角度看，该循环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或者交换）和消费等过程。无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还是整个世界，各个主体都在试图通过交易关系，将自己所拥有的要素或产品销售出去，并购买其他主体的要素或产品进行消费，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循环。
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从偶然的物物交换，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内部以货币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再到多个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共同参与的经济活动，即经济全球化等，本质上就是经济循环过程的逐渐放大。一个国家通常包含许多拥有不同要素或产品的主体，因此要实现内部循环；同时一个国家作为拥有一定要素禀赋优势或生产特定产品的主体，也要参与到全球循环中。对于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的关系，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定位。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都曾经强调依靠外向型经济推动本国经济迅速增长，核心是在本国购买力尚未充分释放之前，依靠国外市场特别是贸易顺差，实现本国产品或具有禀赋优势要素的价值。但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些发达国家都逐渐转向依靠国内经济循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仅靠外部力量已经不足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采取了外向型经济战略，将净出口和消费、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000年特别是2010年之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明显下降。这表明，中国现在及未来对发展外向型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度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中国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消费潜力使中国具备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客观条件。从生产方看，中国已经建立起全世界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看，中国拥有近8亿劳动力；随着各类教育迅速发展，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已经达到1.7亿，为生产力的提高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从需求方看，中国首屈一指的市场规模以及由4亿多人构成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可行性。
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不要开放，更不是“逆全球化”，而是要“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再“闭关锁国”，都必须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建立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实际上，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GDP总量第二大的经济体，依靠其他任何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国际国内双循环既要“以我为主”，构建畅通的国内大循环，又必须作为国际大循环的参与主体，参与到各个环节中。换句话说，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参与国际大循环，利用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真正做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面临的“堵点”
任何要素、资源或产品的循环都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或者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或者不同环节之间出现“堵点”，导致循环不畅，都不利于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是确保各种要素、资源和产品在四个环节都能够顺畅流通，使各方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
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生产环节的“堵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者外部的营商环境。自“放管服”改革实施以来，我国营商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各地流程不一致、落实中政策不配套等多种原因，企业投资便利程度还不够高、生产经营审批也不是特别顺畅，企业为完成各种审批还需要较长的等待时间。二是生产者内部的因素，包括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生产成本等。这些因素决定了生产者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既包括由生产成本所决定的价格竞争力，又包括由技术等决定的质量竞争力。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工厂”，建立起了最全面的工业门类，但是在关键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一旦进口不畅，生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三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过度”生产，这在农产品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中尤为突出。比如有些地方为发展农村经济，大面积种植核桃、苹果等果树，而由于没有做好市场调查且从开始种植到结果往往存在时滞，开始收获后产量虽然不低，但供给远大于需求的现实却致使价格大幅度下跌，“丰产不增收”，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分配环节的核心仍然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我国仍然存在大量低收入人口。当前我国人均GDP虽然达到了100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也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即使绝对贫困已经消除，这些刚脱贫的人口仍然属于低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数仍然偏少。虽然从绝对值上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相对于中国的总人口而言，这一群体的占比不多。低收入群体虽然有强烈的改善生活需求，但是形不成有效需求；中等收入群体的需求虽然能够基本实现，但是占比较低。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特别是面对疫情这种重大突发事件，大量低收入群体有需求但是购买力不足对经济循环的阻碍就尤为明显。
流通（交换）环节的核心问题是成本高、效率低。有研究表明，我国物流成本占产品成本的比例大约为30%—4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10%—15%，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为15%—25%。物流成本过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些原因在于标准不统一、规则不统一。比如在产品运输中，海运、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各有各的标准，一旦需要转运，就必须要重新分装打包，无疑就提高了转运成本、运输成本；再比如各地对车辆超载的规定、对进入城区货车的标准要求、对鲜活农产品运输的界定等不同，货物运输中需要承担不定数额的罚款等，也提高了运输成本。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物流的供需双方对接不顺畅，“车等货”与“货等车”现象也比较突出。据统计，我国公路运输空载率高达40%，这是运输效率低、运输成本高的又一大原因。
消费是整个循环的最终目的，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循环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在于产品能否被购买。如果生产出来的绝大部分产品不能被购买，则意味着产品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意愿，而消费意愿主要受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越稳定，消费意愿就越高。中国在消费环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储蓄率高，虽然可以通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有较大比例的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或者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较低，则会阻碍经济循环。我国储蓄率高的一个重要根源是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致使居民对未来支出缺少稳定预期，从而不得不通过降低消费意愿、提高储蓄率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另外，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品能否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消费环节的顺畅进行。
国际循环的“堵点”
作为全球循环的一个主体、一个环节，近些年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当前要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最为重要的就是保障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
中国作为进口方，主要是对国际先进技术及其产品进口。中国正处在由“制造”向“智造”升级的关键期，需要大量进口国际先进技术及其产品，然而掌握着这些技术的发达国家是否愿意出口给中国，将直接影响进口的顺利实现。
中国一直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通过释放“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拉动经济增长，但当前这几种“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一是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之后，这几种“红利”基本上没有再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二是很多比中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产业梯度转移中承接相关产品的制造和出口；三是面对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很多发达国家不再希望中国通过净出口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增加。
通过制度创新化解双循环的“堵点”
对于国际国内双循环中的“堵点”，关键是要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化解。
针对国内大循环中生产环节的“堵点”，一是采取各种措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降低投资者负担，提高投资者积极性。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以及各地出台的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文件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切实建立既不缺位、又不越位的服务型政府。二是补短板、锻长板。通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生产环节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打好基础。三是既要继续发挥传统产业的优势，又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和研发支持力度，掌握自主知识产权，降低生产环节对国外进口芯片、控制器等的依赖。
针对分配环节中的“堵点”，核心是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部分低收入群体集中于农村地区、西部地区，重点是通过城乡要素融合等，实现土地的资本化收益，继而通过土地（包括宅基地和承包地等）的产权流转，盘活、用活农民闲置性资产，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要在持续扩大其规模，提高中等收入人群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的基础上，提升中等收入群体中较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针对流通环节中的“堵点”，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流通环节中的各种费用，比如降低高速通行费、提高高速公路通行效率等；二是建立全国统一标准，在运输条件要求、物流车辆载重、生鲜产品标准等方面消除地区差异，降低物流成本；三是减少批发、零售环节，鼓励通过互联网等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渠道，避免过多中间环节和多重加成；四是加快大数据平台建设，特别是建立全国性的物流信息平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物流车辆空载率，提高运输效率。
针对消费环节中的“堵点”，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关键是要降低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这就需要继续深化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改革。尽管在这些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还可以继续深挖潜力。同时，与生产环节相对应，消费环节也要继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尽可能满足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后对更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追求。
针对国际循环中的“堵点”，一是积极推进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别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且几乎没有与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达的大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当然，中国积极推行建设的“一带一路”等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未来可以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与其中的发达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二是更加积极开放。中国已经建成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建设方案》。今后，中国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开放，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经验在更多地区推行，尽可能降低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交往中的非政治性摩擦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本文系2020年度山东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专项计划项目“《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与课堂思政融合建设”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英]詹姆斯·穆勒著、吴良健译：《政治经济学要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2][英]约翰·穆勒著，朱泱 、赵荣潜 、桑炳彦译：《政治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3][德]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责编：罗 婷 / 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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