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本就受到西方逆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全球贸易循环链条遭受进一步冲击。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时期，在逆全球化氛围与全球经济贸易循环链条受损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外贸布局进行调整，立足亚洲，拓展与重构区域贸易循环链条，以高水平开放完成“补链”“扩链”和“强链”，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贸易循环链条 逆全球化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融入全球贸易循环体系是现代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的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全球贸易互融互通，使得全球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繁荣。在此期间，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处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贸易链条的末端，但依然分到了“一杯羹”，全球经济循环中的均衡格局得到了较好维持。
进入21世纪，新的科技革命带来了全球各国更为深入的交融，国家间的关系更为多元。但全球空间秩序格局复杂化程度加剧，全球化带来的难民危机、生态危机、跨国犯罪、网络安全、病毒传播等问题远远超出了单个国家能力所及的范畴，全球治理难度、协调难度加大。与此同时，全球性经济危机频发，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世界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全球性消费收缩，世界贸易总额走低，曾在全球化进程中收获红利的西方大国却依然坚持“利润至上”“本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一味寻求自保、逃避责任。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进出口进一步萎缩、原油价格下跌、供应链“断链”“缩链”“弱链”问题突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挫，全球贸易循环链条受到严重冲击。
全球贸易循环链条受重创的本质
全球贸易循环链条的重创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危机的体现
逆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循环链条遭受重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多年积累的经济痼疾和社会分裂的严重状态。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西方世界的贫富鸿沟和社会分裂空前严重，国家内部普遍兴起了民粹主义性质的抗争性政治运动，民众提出了反全球化、反外国移民、反高失业率的诉求，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部落主义（tribalism）和领地意识，加剧了社会分裂态势。
在国际层面，随着全球性消费收缩，全球经济结构失衡。西方大国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能力下降，狭隘的国家主义、孤立主义观念泛起，消极排外求自保的心态凸显。在全球危机面前，西方国家不断逃避责任，甚至不惜更改原有的贸易体系和规则，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循环体系面临“断链”“弱链”的风险，全球治理供需严重失衡。
西方大国的崛起，也是西方意识形态构建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上个世纪末期，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标志，西方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模式被推向顶峰。
冷战结束后，为了继续保持霸权地位，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俄罗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试图通过“接触”策略，将中、俄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并进一步将中、俄“同化”为附庸，以构建臣服于西方的“利益攸关的共同体”。令西方意想不到的是，中国坚持自主探索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对外关系上，通过“亲、诚、惠、容”外交理念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彰显对自身独特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自信。而曾幻想通过建构西方体制，融入西方俱乐部的俄罗斯，在北约持续东扩、欧盟扩容、乌克兰危机之后，从“西方梦”中惊醒，重新反思“融入西方”的战略，也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
美国企图通过“脱钩”战略遏制中国发展
在全球资源萎缩、全球性危机面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零和博弈思维和丛林法则，抢夺全球性资源，以孤立、冷战思维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排斥在外，拒绝利益分享，特别是将以中国为代表的与西方意识形态、政治发展理念不同的东方国家视为具有全方位威胁的国家。除了鼓吹“中国威胁论”外，美国还鼓励其西方盟友一同将中国视为“战略性竞争对手”加以遏制，并对中国加以打压，加剧了贸易循环链条断裂的趋势。
2019年11月，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提交了一份题目为《部分脱钩：美国应对与中国经济竞争的新策略》的第82号特别报告，在长达26页的报告中，详细规划了美国未来与中国从经济上部分脱钩，逐步发展到全面“遏制”的战略路径。包括加强对中国部分进口商品的限制，减缓国家技术向中国的传播，规范商品、资本和人员向美国的流入，投资创新科技与教育，等等。这意味着，美国在现有秩序下不再敞开大门接纳中国，而是在贸易、资本、关键技术、人才流动等诸多方面跟中国“脱钩”，妄图通过遏制中国，使美国走向持续繁荣和安全的道路。挑起贸易摩擦、打压中国科学公司，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等，都是“脱钩”战略的具体体现。
立足亚洲拓展与重构区域贸易循环链条成为现实的路径
当前，中国经济处在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时期，在逆全球化氛围与全球经济贸易循环链条受损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外贸布局进行调整，精准施策，尽快疏通影响亚洲地区大循环的堵点，加快形成国内国际良性循环。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需要改变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建立的以欧美为中心的经济循环模式，立足亚洲，以高水平开放完成“补链”“扩链”和“强链”，加快形成于我国有利的经济大循环。
亚洲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实现战略调整的前提
与欧美地区的板块相比，世界其他地区新兴国家行为体的力量日渐凸显，尤以亚洲地区经济力量的增长为世界瞩目。作为全球“最具政治自信和富有活力”、拥有“有核国家”“世界人口最多国家”，拥有“稳定、持久的社会政治体系”和“开放的贸易体系”的地区，亚洲可能成为在体量上能跟西方抗衡的最具潜力的地区[1]。数据表明，亚洲地区是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2019年亚洲占全球经济增长的比重超过2/3，其中，中国占39%，印度占16%，东盟国家占10%[2]。
更为重要的是，亚洲地区还存在诸多一体化的合作机制、构想、倡议，以及论坛、峰会等多样化的区域间协调机制，助力形成区域共融共通、开放包容、协调发展的经贸格局。伙伴关系、结盟关系、非结盟非伙伴关系在亚洲地区均有发展与体现。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理念不同，亚洲地区国家之间也存在分歧和矛盾，但合作发展的理念是主流。特别是亚洲广大新兴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意愿强烈，愿意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协调行动、相互支持，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韩国提出的“新北方政策”、日本提出的“日俄关系的新思维”均表现出多样化和开放性的发展理念，中国与俄罗斯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体现了大国之间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堪称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中国在亚洲的基础性地位是立足亚洲的现实依据
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13年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逐年增长，全球贸易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从亚洲地区的贸易结构看，2019年，欧盟和美国虽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国的地位，但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14.6%，东盟跃升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增长10.8%[3]。与西方逆全球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坚持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4]。在治理思想上，中国秉承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集合和高效的国家建设模式，不断夯实国家政治构建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论。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平等互信等理念，更与西方的“零和博弈”有天壤之别。当前，中国已凭借庞大的经济体量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拥有110家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是全球前列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目的国和对外投资来源国。这表明，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其他各国在与中国的合作交流中也建立起更紧密的“链条关系”。
在拓展区域贸易循环链条的过程中，应以“补链、扩链、强链”为路径
当前，我国应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思路，利用“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有利契机，积极规划、预先布局，更深融入亚洲经济发展链条中。
“补链”要以多边合作为原则，以经济发展为轴心，利用各种机制，继续夯实、巩固与现有国家的经贸关系。应努力营造互利合作共融的良好氛围，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多边谈判，构建更为完善的区域性经济大循环体系；以亚洲区域发展建设为契机，围绕国家主导产业，科学编制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优化、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及时消除现有管理、技术、市场存在的瓶颈，切实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链条的系统化效力。
“扩链”要抓住亚洲发展新格局、新机遇，制订务实而灵活的发展政策。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瞄准高新技术领域、新能源开发、节能环保、金融服务创新、循环经济合作等领域，“积极引进高质量外资，坚持多边主义，突破贸易壁垒，多渠道增加高新产业的产品进口，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基础”[5]；增加引资新建、续建、扩建项目，力图消除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面临的“堵点”“痛点”，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不断提升中国的吸引力；“扩链”不应仅限于经济合作机制，还可以充分利用经济论坛、各类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性挑战面前积极作为，充分展示大国应有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新型亚洲经济发展秩序，增强区域经济合作的领导力；此外，构建良好的政治关系也有助于推动亚洲经济合作链条的发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冷战结束后，我国继续巩固与朝鲜、越南、老挝及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与俄罗斯结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将有效发展与亚洲地区“边缘国家”的关系。同时，还可以秉承先发展经济、再解决领土问题的思路，发展与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关系，充实与均衡亚洲地区的大国经济关系。
在“强链”方面，当前西方大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上的表现，预示着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立足于西半球的海权秩序已经丧失活力。中国应及时调整地缘战略布局，以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作为发展重点，积极拓展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贸易链条，将经济发展重心和巨量的对外贸易从过度倚重东部沿海，转向内陆地区，加快西部欠发达地区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形成西向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文化科教、医疗服务中心，最终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可以说，全球贸易链条的构建脉络与发展现状，带给我们关于世界之命运的前瞻性思考——是要建立只利于少数国家资本力量的设计及其制度安排，还是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实现最大限度的合作共赢，已经不言自明。当然，立足亚洲，构建更为有力的区域贸易循环链条，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尝试。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联合资助项目“世界政治空间中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协调国家利益”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15页。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的不确定性拖累亚洲经济》，https://www.imf.org/zh/News/Articles/2019/10/18/na102319-prolonged-uncertainty-weighs-on-asias-economy，2019年10月22日更新。
[3]路透社：《中国2019年外贸实现正增长，进出口回升具有持续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l/202001/20200102930289.shtml，2020年1月15日更新。
[4]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人民日报》，2015年11月08日，第2版。
[5]涂永红、白宗宸：《FDI和高科技品进口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基于门限模型的分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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