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张占斌
今年5月以来，特别是全国两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扩大内需成为关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认为，国内大循环重点是扩大内需，并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一起来看。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内需是由居民消费需求、企业投资需求和政府需求有机组成的体系。无论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大国发展的优势来看，还是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长期目标来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都是必然选择和关键举措。
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
应该看到，新一轮扩大内需，与以往扩大内需的要求有很大不同。必须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是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我国经济增长一度长期依赖出口拉动，虽然这有其必要性，但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近年来，我国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取得了良好成效。2019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保持平稳增长，对GDP的贡献率为11%，但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9%，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8%，内需特别是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和货物贸易国，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只能依靠不断扩大内需拉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活动收缩，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只有坚持底线思维，持续有效扩大内需，在发展上才能掌握主动。
更好实施新一轮扩大内需战略，应围绕做大做强国内市场展开。具体来说，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立足点，把扩大内需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把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做大做强国内市场；以满足消费需求、引导消费需求、创造消费需求为方向，以补短板为着力点，加快消费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循环增长。
发挥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综合优势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搭建了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构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改革释放内生动力，不断发展壮大，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逐步形成和显现出来。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是不同的。我们选取几个时间点，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成长过程。1998年我国经济总体实力快速增加，人均GDP为800多美元，城镇化率为30.4%，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初步显现；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城镇化率已接近50%，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进一步显现；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亿元人民币，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稳居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60.60%，对内需有很大的拉动力。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还体现在稳步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上。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达到41.2万亿元。2019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4.4%，比2012年提高5.0个百分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格局，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联动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落实。
当前，针对居民消费需求，应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与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提升对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保障水平，减少其消费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出来。
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国内大循环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经济循环无法有效畅通，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因此必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
首先，要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保护市场主体产权和公民财产权，巩固降低宏观税负的成果，完善保护市场主体的体制机制，稳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建立扶贫脱贫的长效机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次，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加快形成生产高效、分配公平、流通顺畅、消费强劲的生产关系，充分释放产业创造力、分配推动力、流通保障力、消费拉动力，畅通产业链和产业循环、价值链和价值循环、供应链和市场循环。在生产环节，重点解决国民经济中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占据金融资源过多的问题，畅通实体经济融资渠道。
第三，要实现各类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打通“区块”“省域”和“城市”“城乡”等不同区域空间尺度之间的经济循环。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开放高地、发展高地为重点，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中西部地区打造新的增长极，加快成渝地区、长株潭地区等城市群发展，优化区域空间布局，畅通区域之间生产要素配置循环，加强区域、城乡等不同级次产业链的融合，保证国内大循环畅通。
第四，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积极构建以我国为中心的产业链供应链生产组织网络，平衡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关系，着力提高产业配套发展能力。在巩固传统产业链优势的基础上，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基建，推进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重大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注重发挥企业在筑牢产业根基中的主体作用。
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0年8月第3期
原文责编/周素丽 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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