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志章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中智库副院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这一总体目标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同步，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提和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同于中国过去的现代化目标，也不能照搬西方的“善治”标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讨也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必须作用于实践。因此，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对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蕴涵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和新目标：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二是在世界上高高举起科学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三是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上述任务和目标进行了积极探索，在理论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上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坚定自信。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优势，也表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到了新阶段、提升到了新高度。
近代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在受到西方列强压迫时也被动接触西方的工业文明和思想观念，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是“救亡”的过程，也是“启蒙”的过程，同时还是“发展”的过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这也表明了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核心。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中国共产党在1953年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主体就是“一化”，即“工业化”。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把“现代化”表述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现代化的理解，其内涵要丰富得多，除了工业现代化之外，还包括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日益全面，不仅限于生产力的发展，还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甚至包括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变革；不仅限于“四个现代化”，还包括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即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到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并分两步走实现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邓小平曾指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制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指出，“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雏形。党的十六大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并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最新表达，体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要求。
纵观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有三个显著趋势：其一，关于现代化范式的转换。现代化不只有西方的一种模式，不等同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中国现代化也不只是简单的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其二，关于现代化内涵的拓展。现代化不再只是片面的“工业化”或“四个现代化”，而是“全面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现代化，也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层次的现代化，还包括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三，关于研究现代化的目标取向的改变。不再只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和经验，也开始注重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概括和总结，注重研究中国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概括来说，上述三个趋势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时代性”转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这一“时代性”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