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群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群团组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密切联系群众""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等制度优势。数字形态的群团组织遵循着技术进步催生社会形态变迁，新的社会形态引发组织形态的调整与改变，最终影响组织功能发挥的理论逻辑。数字群团组织建设将推动群团工作的全面"信息化"与"网络化"、群众服务更具"智能化"和"精准化"、群团组织结构"去层级化"和"扁平化"，从而更好地实现其政治和社会功能。面对日趋"网络化"和"数据化"的"数字地球"，数字群团组织建设不仅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新时代全面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与同构性，同时数字群团组织建设也有助于重塑信息时代党的社会整合过程。通过融入数字政府建设、加强群团组织间数据共享、以需求为导向、以场景来落地参与社会治理等路径推进数字群团组织建设。数字群团组织建设将群团组织治理能力推向一个以数字形态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从而能够更好地将群团组织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一、问题的提出：数字形态的群团组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把中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群团组织，具有“密切联系群众”“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等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小中心、大外围”的作用。在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将群团组织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群团组织改革创新始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础和前提是强化制度与治理的有机联系，使制度优势更容易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制度与实际相结合，建立健全便于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体制、机制和操作程序。这些具体体制、机制和操作程序既符合制度精髓，又有利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1]。随着“万物智能、万物联网、万物皆数”的趋势不断加快，党的群团组织工作也必须进行相应调适以适应新变化，重构数字形态的群团组织就是其中的一个落脚点和重要抓手。其理论逻辑是：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深刻地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公共组织的运行模式，社会形态变迁会引发组织形态的调整和改变，最终影响其组织的功能发挥与治理水平。
纵观全球社会发展史，科技领域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促发公共组织形态的变迁。技术进步打造的技术秩序以其全新的理念、方法、工具和制度改变着社会形态，而社会形态的变迁也从速度、深度、广度上对各行各业产生重大影响，深刻影响着一国的政党、政府、群团组织、民间组织以及企业、公众等各个主体的认知理念和行为方式。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形成全新的技术环境和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即“社会结构基础的变迁和重构提出了再适应性的新功能载体建构的要求”[2]。因此，群团组织建设也需要因应形势变化而调整与发展。近些年来，群团组织探索数字世界的服务创新和社会治理实践，已在不同类别、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群团组织中开展，如“智慧工会”对职工群众的“精准帮扶”，“网上共青团”对青年项目的智能化“赋能”，以及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开发的、旨在与妇女群众建立情感链接的“妇联云”服务平台等，这一系列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群众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尝试，促发了人们关于构建数字群团组织的想象力和行动方向：一是群团组织工作的全面“信息化”与“网络化”。由于信息采集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存储成本的降低，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高频互动性，民众的日常行为也越来越具有可记录性、可检测性和可预测性，“人正在成为一切数据足迹的总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被储存和被处理”[3]。二是群团组织服务更具“智能化”和“精准化”。群团组织内部及各群团组织之间数据日趋融通、开放和具有可计算性，群团组织服务就能由以往粗放式的漫天撒网、整齐划一，日趋转向针对具体个人、具体问题的精准化、个性化服务。三是信息传播的“多中心化”引发了组织结构的“去层级化”和“扁平化”。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信息的生产与流动不再局限于单一或少数主体间，相反，每一个具备相应信息技术能力的社会个体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即“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因此，相关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就必然会走向多主体参与和多主体协商。可以简单概括，数字群团组织就是因应信息数字时代特征，用“数据服务、数据决策、数据创新”的组织形态。
组织形态发展和变化都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组织功能实现而展开的，对于群团组织来说，每个阶段的组织形态都是为了推动组织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有效实现。因此，将数字化进程作用于群团自身改革，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群众的数字形态的群团组织，将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引擎，将群团组织治理能力推向一个以数字形态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进而更好地将群团组织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数字群团组织建设的战略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团组织要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同时立足职责定位、立足所联系的群众，寻找工作结合点和着力点，推动群团组织职能与时俱进。”[4]这意味着，群团组织需要在党和社会之间形成一个能够跟执政党同心同德，且能够有效服务群众的新型社会力量，服务机制既要围绕各级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又要满足群众切身利益和诉求。“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5]341。在当前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如表 1所示：一方面，“数字中国”战略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把握信息化发展大势，着眼网络强国建设大局，对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等作出的重大部署；另一方面，群团组织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要深入把握新形势下群团工作规律，大力推动改进创新，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加强网上群团建设，提高做好群团工作的能力水平”[6]。因而，从大局观来看，数字群团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蕴，即更加强调数据融通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群团组织建设，不仅是顺应信息时代发展趋势，迎接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群团组织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一种策略选择，更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将群团组织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重构党的社会整合等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
(一) 数字群团组织建设是“数字中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全球范围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空前活跃，前沿性技术、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生态体系，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和产业形态深度调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加速与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突破。以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在引领全球经济创新，持续推动经济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以网络技术优势、数字化建设能力、大数据治理水平为代表的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新一轮竞争的焦点。加快信息化发展，建设数字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从中国国内看，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信息化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7]。可见，“数字中国”建设是推动群团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其正成为支撑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支撑。
“数字中国”是由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智慧社会、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态等方面构成的有机体系, 同数字政府一样，数字群团组织也是“数字中国”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在数字劳动权益维护，缩小数字鸿沟，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持续拓展的制度和行动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使资本剥削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截至2017年6月, 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等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颠覆了石油、汽车等企业主导的格局。伴随着数字劳动的普及, 网络资本对网络空间和数据信息的数字圈地使数字世界的公共领域被瓜分, 平台商和广告商主导着数据商品的开发和使用, 普通用户则无法获取大量数据源的使用权。在劳动者之间, 掌握数字劳动知识技能和享有数据资源优势的用户有能力全面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和商业生活, 不具备优势的劳动者则面临被社会淘汰的困境。上述两种情形可能强化和扩大本就悬殊的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 导致原有底层民众的贫困或新社会底层的出现, 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分层和阶级矛盾, 即数字劳动带来的数字鸿沟现象[8]。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新型用工模式“共享员工”已逐渐兴起，并在特殊的公共危机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潜藏的法律风险也不可忽视。传统基于合同关系的雇佣关系被网络化的众包、共享模式取代，但新型用式模式下的劳工权益如何维护、劳动纠纷争议如何实时监测、化解？
面临以上一系列宏观、微观层次的问题，群团组织亟需借助数字化转型，前瞻性地运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打造数据时代的灵活用工市场“网络护城河”。例如，在传统电子合同基础上，通过在合同签署、归档、存储等各个环节加入区块链技术，形成兼具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消息的“区块链电子合同”，就能大大降低合同纠纷、劳动争议，还能通过大数据对企业安全生产进行全流程监管。再如，通过汇总分析劳动争议大数据，可以前置性防范劳动争议风险点。数据是对过去的纪录，同时，“数据就是对未来的研判”[9]。运用现代数据技术采集、分析、研判数据，群团组织可建立起较为精确的劳动争议预防和预警机制、青少年犯罪预警机制、妇女儿童权益维护机制等，就能大大提高服务特定群体的精准性、科学性和预见性。由此可以看到，数字群团组织的打造，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加成，更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科学化、精准化”社会治理、高效价值交换和资源配置的手段。数字时代的普通数字劳动者权益维护、和谐健康的网络劳资关系等都是数字群团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 数字群团组织建设与群团组织改革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与同构性
信息时代社会背景下，不同领域的群体性矛盾问题相互交织，唯有通过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改革创新，才能积极回应不同社会群体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群团组织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态，其改革的方向、进程、实践路径和推进逻辑都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改革的特点。“群团改革核心是打造现代化群团组织，构建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组织体系。群团组织应该在经济社会中整合嵌入到区域和国家乃至世界创新系统中，体现其智能化；群团工作手段要信息化，运用大数据方法在数字化时代社会治理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寻找确定性；群团结构要网络化，在政府、高校、企业、院所之间形成球形网络体系，打破垂直式组织体系生命力脆弱困局”[10]。某种意义上来讲，群团组织改革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推动群团组织应有功能的充分实现而进行的一次深刻的组织形态调整——从传统的群团组织向数字群团组织形态的过渡，正是为了解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群团组织发挥制度优势时遇到的阻碍，即“基层基础薄弱、有效覆盖面不足、吸引力凝聚力不够问题突出，特别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各类新兴群体中的影响力亟待增强”“工作和活动方式单一，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不强，存在机关化、脱离群众现象”[11]。这一系列改革“难啃的骨头”说明：深化群团组织改革的着力点当然不仅仅是数字群团组织建设，但数字群团组织建设却一定是深化群团组织改革的重要途径，是深化群团组织改革的基础平台，能使群团组织更好地“镶嵌”于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之中。
数字群团组织是“治理理念创新+数字技术创新+服务流程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的系统性、协同式变革；数字时代的群团组织改革，也正是要通过一系列机制、方式和过程的改造，实现其“密切联系群众”的组织规定性。因而，数字群团组织建设与新时代群团组织的改革创新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和同构性。一是通过创新群团组织职能结构和运行方式，可以将严密科层制的、高度行政化、各自服务一部分社会群体而缺乏沟通协作的原子化的群团组织，转型为整体性的、网络化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因而能实现精准治理的数字化群团组织。“我们过去创造等级制、金字塔式的管理制度，现在由电脑来记录，我们可以把机构改组成水平式”[12]，具有高智能、高创新性特征的数字群团组织不仅推动群团组织内部结构更为弹性、立体、多维，而且始终与党政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的组织形态变迁对应，进而构成整个社会治理网络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二是数据的共享、资源的协作将改变传统群团组织科层制体系中高度行政化的工作方式，区块链技术采用“点对点传输”方式，改变了既有官僚体制的“层级节制”，使管理层级更加扁平化；减少管理层级，有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13]。三是建设服务精准化、高效、灵敏响应的数字群团组织，将拓展群团组织群众服务新能力。当前，群团组织改革在推行组织网络延伸与拓展等举措时，面临的一大潜在困境便是“就服务对象而言，职工群众的异质性已大大增强，个性化需求不断凸显，物理距离上的接近，并不能大幅提升其在职工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且仅靠各级工会工作人员，力量仍显单薄”[14]。这是因为“当基本的需要被满足，社会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之后，这些‘需要’开始像血管扩张那样进行分化”[15]，因而，跳出既有的改革策略框架，应该充分认识到群团组织改革与数字群团组织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群团组织改革为数字群团组织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而数字群团组织建设也正是充分运用5G、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来“提升群团组织的结构邻近性”，不断丰富服务类别、完善服务渠道，解决以往群众服务领域长期沉淀的“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
(三) 数字群团组织建设有助于重塑信息时代党的社会整合过程
“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5]332，深入社会，并与社会成员建立联系是政党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而政党联系社会除了依靠自身力量外，还必须通过建立相应组织体系，推动其外围政治性组织与相应群体建立密切关系来实现[16]。历史上，正是通过联系、整合各方社会力量，形成了历史合力，增强了政治合法性，强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以政党为核心整合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逻辑在中国社会的具体体现”[17]。当前，由利益的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正对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造成挑战，“多元社会的出现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整合力的提高，社会整合往往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一种整合形态向另一种整合形态转变时，由于传统的整合力量在逐渐消解，新的整合力量一时又难以马上发挥作用，所以，新的整合形态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18]。因此，在党的社会整合战略任务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再整合不能再简单依托于支配，因而在支配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赋权、互惠和协商等多样化的整合方式，从而塑造了一种政党中心主义的多样化整合方式”[19]。其中，群团组织便是建构党与社会之间的，极为重要和起支撑作用的制度化、结构化的联系。
另外，风险社会“有目的之行动的非预期后果”越来越多，党的社会整合挑战也来自方方面面。其中，如“数字空间”中产生的“新人群”“新组织”“新社会力量”，构成了在物理、社会、数字空间中事实上存在着无数个动态的“小组织”。无数个微观个体获得了行动能力，无数个或建立在共同利益、或建立在情感认同、或建立在集体记忆基础上的“社群”“部落”或“组织”在运行，无数个小型空间和气泡在分割大型的公共空间。这导致了“大世界”的公共空间由无数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小世界”分割，这些“小世界”是具有自身运行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20]，即传播学者麦克卢汉预言的社会“重新部落化”。多元化的部落生态带来了社会治理的超载，因此，党需要考虑如何弥补与新生社会空间政治联系弱化的现象，应通过降低“知识弥散性”中利用其它成员(组织)掌握的知识达到自身目标的交易成本[21]。实践中，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2014年12月审议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2018年3月印发)为标志陆续推进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也正反映出：在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时，党组织与时俱进、统筹布局，将复杂的治理任务在不同组织机构间进行分配重组，实现资源和社会力量的整合。因此，在实现党的社会整合战略任务中，基于数据驱动的数字群团组织建设，有望通过数字手段填补社会治理的“结构洞”，成为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联系互动的枢纽环节；通过扎根基层社会、提供精准化、人性化服务而实现与群众的互动、融合；通过聚焦群众利益，增强对群众的凝聚力，最终助力于重构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过程。
三、数字群团组织建设的实践路径
综上可知，数字群团组织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是工业时代的传统群团组织向信息时代演化、重构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其本质并非取代传统群团组织，而是在原有群团组织形态基础上的再创新。数字群团组织强调要在“云端”运行提供智能服务，但线下服务依旧很重要，更要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进一步优化线下服务。另外，数据在数字群团组织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网络、技术、人才、资金等也是数字群团运转不可或缺的要素。数字群团组织不仅是一个短暂、一蹴而就的技术赋能过程，而且是群团组织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的长远任务目标。从广义上讲，群团组织数字化是一个不断迭代演进的发展过程，办公自动化、群团组织上网(在线化)等群团组织信息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将一体化为数字群团组织，所谓“互联网+工会”、智慧工会、“网上共青团”“智慧妇联”等都是数字群团组织在不同技术条件与发展需求下的概念和形态变体。信息时代群团组织的革新，正是要在这一系列物理、社会和网络空间基础上实现持续的更新升级。概括而言，数字群团组织建设可从以下三方面持续推进：
(一) 积极融入数字政府建设，大视野、高布局建设数字群团组织
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建设数字政府是基于政府运作环境演化背景下政府改革发展的策略选择，即在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目标坐标系中，依托互联网、物联网、数据等基础设施和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撬动政府治理变革，提升政府效率，提供优质服务，增进公共利益”[22]。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将会“赋能”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并最终撬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数字化协同。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群团组织应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及大数据等技术给群团组织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高度重视数字群团组织建设，把数字群团组织建设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动和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协调，融入数字政府建设，大视野、高布局建设数字群团组织。尤其要注意和政府数据库的衔接，消除数据壁垒，重视数据在不同终端、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和协同，如果说政府是“数据海洋上的巨轮”，掌握着极其庞大的数据渠道和数据资源(目前中国信息数据资源80%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那么联系并服务于特定群体的群团组织，也在实时全方位补充、增进着“巨轮的能量来源”。以工会组织为例，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因此地方工会组织可在以“政府主导、工会推动、企业参与”为特征的集体协商中，通过前期大量调研、动态数据采集，来清晰认识、精准预测短期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地方经济发展阶段、企业经营业绩和增长、工人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再引导双方在数据、情理兼顾的情况下展开协商。与以往仅通过主观判断和政策规定来决定是否增长工资不同，通过地方工会组织建立的“工资集体协商公式化”制度，用数据“谈薪”，可以大大提高集体协商的科学性[23]。
(二) 参与社会治理，以需求为导向、以场景来落地建设数字群团组织
未来，在数据资源的唤醒和使用中将萌发更多的社会需求，衍生出新的社会力量和数字生态系统，社会主体的自生产、自组织和自供给能力在数字技术支撑下将得到充分培育。社会治理体系将形成以党政为主导的多元治理单元集，社会治理能力形成以技术为主控的治理模块集，并以社会需求为驱动，形成响应灵敏、交互便捷的治理机制。价值理念上，通过数字群团组织建设重塑群众组织的服务理念，即“以人民为中心”，站在群众角度出发，去考虑其多样化需求和现实困难，然后相应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技术手段上，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成熟，可通过摄像头、传感器等源源不断更新及时、实时的数据，更锐捷地“感知”“捕捉”群众需求；通过“指尖化”“智能化”“一键通办”等平台功能模块设计上的重组，来优化用户体验。服务场景上，依托大数据平台，将平台服务数据同行业数据、企业数据、政府部门数据融合共享，更好地服务于特定的社会治理场景，进而提供更精准、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院、火车站、机场等场景的健康安全数据共享。总之，理想的数字群团组织应该如平行宇宙一样，实体群团组织运行着，在网络上运行着一个相对应的“云端群团组织”，即数字群团组织不仅仅是实体群团组织在虚拟空间的映射。现实群团组织运行中产生的各种数据，都实时映射到“云终端”，也就是“数字孪生”，而数字群团组织通过人工智能的一些模型算法，及时反馈优化现实群团组织的运行，尤其是基层实时与群众打交道的群团组织，最终促进群团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三) 加强群团组织间数据共享，为数字群团组织建设奠定平台和基础
在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高度复杂、社会服务质量需求增高的背景下，单一的群团组织开展活动不仅存在资源的局限性，还存在服务提供、需求捕捉等认知结构上的滞后性。因此“工会、共青团、妇联要探索以多种方式构建纵横交织的网络化组织体系”[24]。根本上而言，数字群团组织建设本质就是整合资源、促进“数据共享”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当前不少群团组织已经开始运用大数据，挖掘自身流量信息来建设本曾经组织的数据库，但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数据共享，数据的集中采集、多处共享因部门利益等较难实现，数据“烟囱”依旧“林立”，系统之间的协同共享不足。数据重组并建立关联的重要性，就如突触之于脑细胞，在打造一体化数字群团建设的过程中，将有望借助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能力、区块链技术运行模式等，在已有信息储备的基础上，更深刻、广泛地变革信息的编译能力与平台应用方式，进而创造更具独特附加值的群团组织服务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时代的社会形态下，群团组织主体互动方式也发生了重构，群团组织治理边界出现重塑、消失和再确立。因此要对“开放性、平台型、枢纽型”组织的治理秩序、运转逻辑、权力架构和外在影响力进行重新思考，发挥中心组织秩序决定能力，既要关注内部治理，更要考虑外部链接。通过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之间搭建大平台，促进群团组织之间的数据共享、连接，进而提高数据运用效率。首先，要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系统已有的信息资源梳理出来，整合到数字群团组织中来，如随着云计算的成熟，将数据集中到了云平台，共享起来就会容易得多；其次，尽可能将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群团组织系统以外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整合到数字群团组织中来，如智慧教育培训、智慧交通、智慧家政等其他领域的成果同数字群团组织大平台相融合。这样，通过内部资源的整合与行动的协同，群团组织才能实现由单打独斗走向联合运转、由相对封闭走向开放多元、由自成体系走向整体联动，通过增强群团组织体系的“内聚力”来撬动社会资源、扩大社会影响，增强“外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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