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河流域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历史上，黄河中下游河道淤积、决溢、旱涝灾害频繁，甚至影响古代王朝的国运，已成为全球人地关系中独特的经典案例。从河道变迁与治理、农业发展与人口变迁、城镇空间结构三个方面分析黄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能够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提供珍贵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环境变迁 人地关系 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人地关系研究理论更趋于综合性、区域性和预测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获得学界广泛的认同，①这个系统也应包含时间维度，历史地理学关注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区域分异与整合，以及影响机制和因果探索。黄河流域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黄河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黄河干流全长5464公里，东西跨越三大阶梯、四个地貌单元，流经地球上最大面积的黄土高原，与其他河流共同塑造了华北平原。黄河流域9省份2018年的GDP约占全国的26%，总人口约4.18亿，约占全国的30%，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黄河流域人地关系演变，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经验。
黄河中下游河道的变迁与治理
黄河养育了中华民族，但其“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也给中华民族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已有文献统计，在1949年之前的3000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在众多研究者中达到共识的有六次大改道。②战国中期以前黄河下游存在两条河道，即“禹贡大河”“山经大河”，这两条大河故道流经今河北平原中部，下游河道多股分流，至今天津地区入渤海。战国中期之后，下游河道两岸开始筑堤，到西汉末年，形成比较固定的河道，称为“汉志河”或“大河故渎”，此为第一次大改道。河道走向大致经今天河南浚县、濮阳、馆陶东北、高唐东南、东光东，至黄骅西南入渤海。
第二次大改道，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在今大名东决口，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根据决口后大河主流的趋势，整理了一条从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海口的新河道。王景设立了减水设施，上游河道宽广有利于洪水积蓄，下游河道狭窄有利于冲刷泥沙，东汉河道安稳流淌了近600多年的时间。黄河长期安流的局面曾是学术讨论的热点，谭其骧先生认为是东汉以后游牧民族进入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方式改变，水土流失减缓。③也有人认为这个时期正处于气候渐趋干冷，降水减少，虽然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但植被恢复有限。这个问题虽然难下定论，但通过黄土高原侵蚀的深入研究，多数学者认为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过程中，自然侵蚀始终占主导地位，而人类活动的影响仅占较小部分。
第三次大改道，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昌湖集）决口，经大名、馆陶、临清、枣强、献县、青县至天津入海，称为“北派”。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魏县第六埽（今河南南乐西）决口，经冠县、高唐、夏津、乐陵以东入海，称“东派”。黄河改道后，朝廷在维持“北派”还是“东派”上争论不休，北宋政局也随之变动。
第四次大改道，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朝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李固渡（今滑县沙店集），人为决河，自此黄河东南夺泗、淮，不再东北流入渤海。
第五次大改道，窝阔台四年（1232年），蒙古军攻打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又一次人为决口，黄河决归德凤池口（今商丘西北22里），夺濉河经泗入淮。此后黄河屡次决口，或夺汴、涡、颍水入淮，黄河下游河道达到了西南极限，也完成了从河北平原的太行山东麓，直到黄淮平原西南缘的扇形之旅。
第六次大改道，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兰考县西北大坝头）决口，向东多股冲决运河，经张秋、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决口后，清廷在复故道还是维持新道上争论不休，黄河在豫东北、鲁西南地区长期泛滥成灾，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抢修东平至兰考的南岸大堤，1876年修筑菏泽贾庄工程，黄河一水统归大清河入海，也就基本形成了今天的黄河下游河道。
黄河的河道变迁影响中国古代王朝的社会经济运行，古人对治黄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在元代开凿京杭运河之后，国家仰给于江南，“治黄保漕”为基本国策。古人将河流的源流变迁、治理经验，形成制度、记录书史。相关治河古籍有正史中的河渠志、沟洫志，还有《水经注》《水道提纲》《河防通议》《治水筌蹄》《河防一览》《治河方略》《治河全书》等。在治理经验中，比较著名的有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方略，将筑堤、防洪、冲沙结合起来治理黄河下游河道。清代胡定提出了“汰沙澄源”的方案，也就是在上游地区沟壑口建造淤地坝，防止水土流失。这些都是黄河治理和生态保护中的宝贵经验，比如截至2016年，潼关以上共建有淤地坝5.6万座，在黄河减沙中的贡献率为34%。
黄河流域农业发展与人口演变过程
农业和人口是衡量区域人地关系的主要指标和途径。人类对环境改造和资源的获取加工，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强度、技术水平及其影响。人口数量反映了土地垦殖能力、资源利用率和生态承载力。
在大约10000年前地球进入全新世大暖期，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农业区迅速扩张，但到距今4000年前后有降温过程，表现为气候干旱、异常降水，造成了周边文化区的衰落，而促进了中原文化区的兴起。《史记》记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说明了汾河谷地、伊洛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早期的农耕区。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农业进一步发展，司马迁将全国划分为四个经济区，即山西地区、山东地区、江南地区、龙门碣石以北。山西和山东地区是基本农业区，物产丰富，人口聚集。龙门碣石一线为农牧交错带，以北是游牧方式，江南地区还比较落后。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农业技术水平提高进入精耕农业阶段，比如代田法和区田法的轮耕、精耕方法，农田水利发达。④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朝局动荡，中原人口向南迁移，北方游牧部落南下，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受到重创。隋唐统一后，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再度兴盛，但是安史之乱又一次重重打击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第二次人口南迁，这个时期江南地区渐渐兴起，经济重心也开始南移。北宋末年金人南侵，中原地区的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南迁，完成了经济重心的转移，江南地区地位越来越重要。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公元2年全国的户口数字，其中黄河流域的兖州、司隶、豫州、徐州和冀州，户数和口数在全国占比都超过了50%。《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天宝元年（742年）的户口数。河南道与河北道户口数最多，户口数超过了全国的1/3。可见黄河中下游地区具有丰厚的基础，但此时江南东道（相当于今天的浙江、上海、福建和江苏南部地区）户口数量增长较快，户口数超过了全国的12%。
《元史·地理志》记载了元代户口最多的三个行省都在南方，分别是江浙、湖广和江西，江南地区不仅仅是经济重心，而且也是人口重心，三省的户口数已经超过全国的80%。《明会典》记载了明代万历6年（1578年）户口，最高的是南直隶、江西和浙江，户数和口数分别占到全国的47%和36%。清朝中期中国人口激增，《清文献通考》记载乾隆32年（1767年）的全国人丁数。江苏和安徽的人丁数占到全国的23%。总之，从西汉、唐代、元代和明清统一王朝的户口或人丁统计数字来看，唐代以后黄河流域虽然有良好的基础，但江南地区发展迅速，到元代已经完全超越黄河流域。明清时期虽然山东人口数量大，但在经济产值和社会财富程度上存在较大差距，反而出现了人多地少的人地关系紧张的现象。
黄河流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变
城镇景观是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是人类活动强烈塑造地表和适应环境的集中产物。黄河流域随着农业发展，也出现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聚落，例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BC5000-BC4500）。考古发现的城邑大部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建有城墙的城邑大量出现也和4000年前的降温事件有一定关系。龙山时代的城邑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渭河流域、汾河下游地区、伊洛平原，以及山东西南和河南东部地区。
部族的征伐和融合，促进了都邑的出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以城郭之始也”。文献中记载了许多都城，比如禹都安邑（今山西夏县）、阳城（今河南登封）等。考古中著名的都邑有夏代中晚期都城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早中晚期都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建城的一次高潮，考古发现有428座城址，《战国策》记载战国时则“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
都城为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基本区域，目前列入“中国大古都”系列的九个城市：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郑州、大同中，有7座古都在黄河流域。都城的空间转移大致从西安洛阳一线，到开封、杭州、南京，再到北京，尤其是元明清以来以北京为都城与江南地区经济重心相分离，除了“天子守边”战略上的因素外，有利于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京杭运河的修建推动了运河沿线城镇的发展，可以说运河与漕运加速调整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城镇格局。
根据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我们整理了自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县级以上的黄河流域城市历史数据，秦汉时期的城市有512座、西汉1883座、东汉1173座、魏晋南北朝时期共有1948座、隋唐2422座、北宋1459座、元代712座、明代806座、清代779座。西汉至唐代，城市建置裁撤数据变化比较大，与王朝盛衰更替相关，而元明清时期城市数量趋于稳定。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有三个城市集中分布区，即以今天正定、安阳为核心的太行山东麓城市分布带；以西安为核心的渭河城市分布带；以洛阳为核心的伊洛平原城市分布带。次一级的核心区有以运城为核心的山西汾河城市分布带；以天津、徐州、聊城、淮安为核心的运河城市分布带；以济南为核心的鲁中山地北麓城市分布带等。
这样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上受到气温和降水的影响，以今400mm年均等降水线为界线，大部分城市分布在分界线的南部地区。其次，河流是基本影响因素，黄河中上游地区城市主要沿着黄河的二级支流分布，包括渭河、汾河、伊河、洛河；下游地区在黄河频繁摆动影响下，河北平原城市集中在太行山东麓，而黄淮平原城市呈现相对均衡分布，鲁中山地北麓的城市分布基本上也没有逾越黄河河道。（见图1）
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演变，集中表现为河道的变迁与治理、农业与人口的发展、城市起源和扩散，这三个方面不是独立的元素，而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只是历史时期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出现人地关系相对和谐或紧张状态。人类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塑造力，自然环境某些方面被抑制或改造，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黄河流域内不同区域间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人地关系存在较大差异，农牧交错带还属于环境脆弱地区。黄河也不是全线通航的河道，所以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没有形成河流经济带。今天的黄河在治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水资源不足已成为流域内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河道断流、湿地萎缩、地下水超采、特大城市输水等，除了流域内部积极改善紧张的人地关系外，也需要跨流域解决相关问题，此外关于黄河水沙综合调控、下游河道的冲刷维护、水资源的分配与涵养等问题也需要历史思维寻找经验。
（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海河治理与天津港口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4CZS036）研究成果】
【注释】
①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经济地理》，1991年第3期，第1-6页。
②邹逸麟、张修桂、王守春：《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03页。
③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第23-35页。
④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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