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爱国卫生运动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日常卫生倡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1978年的16字方针到1989年的24字方针，再到2017年“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政府主导，跨部门协作，全社会动员，预防为主，群防群控，依法科学治理，全民共建共享”的42字方针，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不断深化和丰富，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针对此次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应吸取经验教训，并将卫生防疫工作提升到政治任务的层面加以重视。
【关键词】爱国卫生运动 疫情 防控 政治 人民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实践活动，爱国卫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中心，在我国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群众性卫生活动形式。2020年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人居环境改善、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特别是要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这就明确了爱国卫生运动在新时代的重要作用，以更好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在社会日常卫生倡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爱国卫生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发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整个社会卫生环境恶劣、卫生设施匮乏、传染病流行，民众整体的健康水平低下，人均寿命不足40岁。1952年初，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实施了细菌战，为有效应对，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号令：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毛泽东同志题词指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同年3月，政务院决定成立防疫委员会，之后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领导和发动全国广大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面对细菌战的威胁，党和政府对卫生问题的重视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层面。1953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决定把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纳入国民经济建设规划。这一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重点是“除四害”、讲卫生、整治环境，通过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新中国有效控制了鼠疫等突发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切实改善了群众的健康状况。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三年自然灾害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爱国卫生运动有所迟滞和放缓。
改革开放之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形式和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1978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重新成立了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制定“加强领导、动员群众、措施得力、持之以恒”的16字爱国卫生运动方针。1980年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确定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是：继续广泛发动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健全完善卫生章法和卫生管理监督制度，把爱国卫生运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这次会议提出，爱国卫生运动除努力完成原有的除害灭病任务外，还要认真解决由于环境污染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卫生问题。1981年7月，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进一步明确，爱国卫生运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的、长期的战略任务。1982年，“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此确立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法律地位。198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爱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这是我国爱国卫生运动史上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它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形式进人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爱国卫生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发挥群众工作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力度，建设健康、宜居、美丽家园”。2015年1月，国务院时隔25年又一次专题印发指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2017年5月12日，在爱国卫生运动65周年暨全国爱国卫生工作座谈会上，党中央提出了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42字方针，即“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政府主导，跨部门协作，全社会动员，预防为主，群防群控，依法科学治理，全民共建共享”。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
方针的制定，对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1978年的16字方针到1989年的24字方针，再到2017年的42字方针，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不断深化。1978年方针强调领导作用，侧重于群众运动及持久性。1989年方针明确了责任主体，讲究科学方式，强调社会监督的作用。与1978年方针相比的创新之处在于“科学治理、社会监督”。2017年方针突出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根本宗旨，确立了“政府主导、跨部门协作、全社会动员”的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机制，明确了“预防为主、群防群控，依法科学治理”的工作方法和基本路径。在科学方式的基础上强调依法工作，贴合了“依法治国”的理念与要求；“全民共建共享”，体现了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分享健康成果”的理念。可见，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疫情防控遵循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基本方针。
爱国卫生运动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启示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与基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分不开的。可见，爱国卫生运动对于今天全球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抓住主要矛盾，进行重点突击。爱国卫生运动既要集中力量开展突击性工作，又要重视常态化工作，对人民健康保持长期关注。爱国卫生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到今天，可以大致分为专项重点的突击运动和平时生活化卫生活动两种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更偏向开展突击的、阶段性的、立竿见影的运动，以在短时间内达到“除四害”、反抗美国细菌战的显著效果。在运动进行过程中，党和政府首先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季节性和特定地点的不卫生现象着力进行突破。如1953年，全国开展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对城市中的污水沟、垃圾堆、公共厕所等滋生病菌的关键地点，进行清扫、整治。到1959年，全国卫生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传染病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提高。在本次疫情高发期和疫情严重地点，有重点、有目标，集中力量及时管控和处理，调集全国医护力量和医疗资源驰援武汉，使疫情短期内得到控制，抓住了主要矛盾，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注重培养人才，健全机构体制。这是爱国卫生运动持久开展的重要保证。得益于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更得益于党和政府对卫生工作的毫不松懈和密切重视，爱国卫生运动逐渐由季节性和特定地点的运动发展为经常性的运动。曾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爱国卫生广播大会上强调，卫生工作是长期的建设工作，必须眼光长远，坚持开展。当时的党中央要求各地抓紧组织建立卫生防疫机构，成立卫生防疫培训班培养防疫人才。1954年中央机关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总检查组制定了《卫生检查提纲》，这是我国最早的卫生检查标准，它使我国卫生管理工作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到1959年底，我国已有1686个卫生防疫机构。同时，把散在的医务人员组织起来，成立联合医院、联合诊所、联合妇幼保健站等联合医疗机构，为医疗保健网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构建新型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体系，培养适合新形势发展的公共卫生人才。
树立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理念，引导人民群众形成卫生健康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的爱国卫生运动更偏向常态化，具有长期性、连续性、预防为主的特点。在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和基本卫生条件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理念成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关切，并成为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高精尖治疗技术发展的同时，应重视将预防疾病放在首位，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克服各种不卫生、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在居住环境、公共卫生设施、饮食习惯、心理健康、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等方面开展常态化的爱国卫生运动，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实现对疫病的群防群控。
将卫生防疫工作提升到政治任务的层面加以重视
认清性质，高度重视。改善卫生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保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落后的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就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疾病流行，缺医少药的环境中，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健康的需求十分强烈。毛泽东同志在1951年9月作出重要批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毛泽东同志对影响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血吸虫病倾注很大的精力，多次亲赴疫区考察指挥防治工作，指示卫生部要加强领导，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政治任务来抓。1952年，面对细菌战的威胁，党和政府对卫生问题的重视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层面。对此次疫情防控的高度重视，是站在关爱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一开始就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党中央采取的所有防控措施都首先考虑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这一理念贯穿疫情防控的始终。同时，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中国也重视维护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积极主动地开展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向他国分享经验、提供帮助，发挥我国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加强领导，明晰主体。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过程中，各级领导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济南市由市长亲自领导，由区长、乡长、村长、工厂厂长、学校校长等负责贯彻执行。但也有一些干部对卫生防疫工作缺乏认识，忽视运动的重要性。如有的认为，搞卫生防疫会妨碍生产经营活动，并以客观条件不够、经费不足为由，应付了事。对此，党和政府一方面对这些干部进行卫生知识教育，强化运动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采取检查措施，督促干部加强和巩固卫生工作成果。从1978年方针“加强领导”、1989年方针“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到2017年方针“政府主导，跨部门合作”，都强调了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重要性。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场人民战争，并亲赴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以共同打好疫情防控战。
坚持群众路线，广泛开展动员。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爱国卫生运动是党成功地将群众路线在卫生工作中运用的范例。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全区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开展以团结中西医生、培养助产士等为首要任务的群众卫生运动。1953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指出我国在上一年的卫生工作方面“最根本的经验是：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高度肯定了群众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的重要作用。1989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用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工作的办法，同疾病作斗争，是我国创造的成功经验。”
开展科普教育，创新动员方式。进行卫生知识和政策的宣传教育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开展动员工作的基础。群众虽然对疫病危害有直观的认识，但对疫病的传播机理和预防措施的了解还不够。因此，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是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国家防疫运动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普及卫生知识，北京市组织开办展览会，通过显微镜和鼠疫图片等，让群众了解害虫细菌的真相。沈阳市举办“脏物展览会”，中华医学会编写《防御细菌战的知识》和《防疫常识》等科普材料，人民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防疫知识挂图、卫生防疫宣传画、防疫小册子等宣传物，这些举措起到了很好的科普宣传教育的作用。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我国还推行了签订爱国卫生公约、开展“爱国检查日”的宣传动员方式。爱国公约是1950年由北京工商业界最早提出的，为巩固抗美援朝经济战线的宣言。在爱国卫生运动发起后，防疫卫生工作被纳入爱国公约，也出现了专门的爱国卫生公约。“爱国检查日”是北京和山西基层民众的自发创造与实践，旨在提高和巩固爱国卫生公约、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从1952年底开始推行，半月一次的集体检查，不仅能及时对群众宣传新政策，还能增进群众之间的友爱氛围，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由此，人民群众逐渐养成了清洁卫生的习惯，市容市貌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此次疫情期间，科学家、专业人士，甚至普通民众都积极投入科普宣传当中，利用报纸、电视及新媒体等快捷便利的方式，迅速向广大民众传播相关知识、预防手段，使民众加快了对疫情的了解，增强了防疫能力，减少了恐慌和心理压力，并积极配合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让联防联控工作真正得到落实。与此同时，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增多，传播速度的加快，真假难辨的信息和谣言也随之快速传播，科普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问题进一步显现，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规范。
深入城乡基层，细致开展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问题出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每个角落，要想彻底地对卫生环境展开“大扫除”，就必须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开展细致的卫生工作，而组织群众参加卫生大扫除是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城市基层的体现之一。天津市以市区为单位动员了全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市民参与清除垃圾、清理水坑、堵塞鼠洞、修建公厕等工作。安东市动员市民进行“家具大翻身”，推广市民自发提出的室内卫生标准，家家户户都响应号召进行室内清扫，从每家每户的日常卫生入手开展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在辽宁省石湖沟南村，村民以小组为单位，在爱国卫生公约中规定了个人卫生、饮食卫生的标准。在室内外卫生方面，村内实行值日轮流检查制度，选举卫生模范户，同时对不卫生的行为予以批评。这些奖惩办法带动了村民开展卫生运动的积极性。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社区与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发挥了特别的作用，他们承担起为辖区居民发放宣传品，张贴告市（村）民书、进行网格式排查、入户走访，清理卫生死角，对小区公共区域进行消杀等工作，同时积极动员志愿者投入防控工作，形成群防群治的工作局面，有力地保障了疫情防控的有序开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一方面体现在动员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上。大多数人民群众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自觉在家隔离，尽量减少外出，降低交叉传染的风险；很多群众自愿担任志愿者在乡村、社区、街道等基层组织贡献自己的力量，形成合力保障群众所需生活物资、维持社区秩序等。另一方面体现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快速听取采纳群众的建议也是这次疫情防控措施及时有效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具体体现。
（作者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莹、硕士研究生陈宇晗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印石：《从抗击非典的斗争反思爱国卫生运动》（上），《基层医学论坛》，2004年第8期。
②《陈毅在爱国卫生运动广播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年8月8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华网，2020年3月10日。
⑤《华北召开全区卫生会议 号召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49年2月10日。
⑥《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人民日报》，1953年1月4日。
⑦《有计划有步骤地普遍推行“爱国检查日”制度》，《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5日。
⑧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编：《爱国卫生运动资料汇编》，青海省爱国卫生运功委员会，1958年。
⑨《天津、重庆、安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6月28日。
⑩《辽东宽甸县石湖沟南村的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7月19日。
责编/张忠华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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