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文刊发于《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9期
作者：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中 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入选者
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笔者作为一名研究者长期关注并努力探讨的课题。2019年8月，笔者曾在《改革与战略》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开放倒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论》，其中着力探讨的就是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突破”问题。该论文发表后，引起理论界和新闻界的重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全文转载了此文，相关媒体对该论文及相关核心观点进行了报道。
但是，反思这篇论文，现在发现有两个方面的明显不足：其一，相对于产权制度而言，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分析论述较弱；其二，对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探究和揭示不够。因此，需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重点问题”进行再探讨。
2020年5月1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总体要求部分进一步明确“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其中的第四部分，题目是“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继之，2020年5月22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改革部分里作出了“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部署，由此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下面结合笔者这些年的研究，就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作以下“再探讨”。
一、生产要素的内涵以及如何从大历史观维度把握要素体系的发展过程
“生产要素”是学术用语，一般也可以把它简称成“要素”。什么是生产要素？《政治经济学大词典》中的定义是：“生产要素是生产某种商品时投入的各种资源。”这样一个界定基本上能揭示“生产要素”这个概念的实质内容。
当今人类有多少生产要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来看，生产要素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人类对生产要素的使用及其认识也在不断进步之中。从大历史观维度把握要素体系的发展过程，其内容梳理如下。
（一）马克思之前：劳动、土地“二要素论”
在马克思之前，人类在很长的时期内，生产商品所使用的资源比较简单，相应地，对要素范围的认识也比较有限，如生于1623年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二要素论”：一是劳动，二是土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成为他留给后世的著名格言。虽然威廉·配第没有分清价值和使用价值，不了解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劳动和自然共同创造的，而作为“价值”则是由劳动创造的（不包含任何自然因素），但是，他明确提出“二要素论”是有贡献的。
（二）马克思：确立资本要素并提出科技与管理的某些思想
到了马克思时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素的范围明显扩展，人们的认识也有了突破性跃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并揭示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即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生产要素投入能够增殖的价值。这样，在要素问题上，除了威廉·配第提出的劳动和土地以外，增加了资本要素，这是具有突破意义的。
马克思不仅揭示并提出了资本要素，而且提出了科技和管理要素的某些思想。如在《资本论》和《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一句话：“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指挥。”
虽然马克思讲到科技、管理的作用，但是给后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资本要素。科技和管理只是思想，尚没有提出系统的“创新”理论和“企业家”理论，因此，科技要素和管理要素没有被后人提到与资本要素并列的地位和程度。科技和管理作为要素得到完整且清晰的确立是之后的事情了。
（三）马克思之后的发展及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增加技术要素和管理要素
马克思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科学技术加速发展，急剧变革，与此相对应，现代科学技术要素明显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新资源。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论述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并鲜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部分，第一次加入了“按生产要素分配”。这里的“生产要素”包括什么呢？报告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就十分清晰地写明了技术要素。
与此同时，进入20世纪以来，管理（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系统阐述“创新”理论的熊彼特，更是明确提出了“企业家”理论，使人认识到管理要素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新资源。改革开放后，中国以“企业家”为代表的管理者队伍应运而生并茁壮成长。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里增加了一个新的要素——管理（具体指企业的经济管理者，以企业家为代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时，重申管理要素。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技术和管理两大要素的重视程度，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以及熊彼特等思想家的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其理论更加明晰化。
（四）信息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发展迅速，一种新的资源产生，这就是信息资源，包括大数据、5G、云计算等。信息用什么来代表呢？就是“数据”。欧美有学者在书中指出，数据也是一种新的资源，而且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对于信息或者数据，笔者有一个认识过程。2016年5月26日笔者在接受《辽宁日报》访谈时曾提道：“生产要素有老有新，但基本上就是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包括信息）和管理。”在这里，虽然笔者把信息提出来了，但是与“技术”放在一块的。
2017年，笔者在国家行政学院所作的《用新思维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报告中，开始把信息（数据）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来论述：“我们要寻找新的动能，很大程度要找新的技术。当然，现在还有一种信息，信息将来有可能变成一种新的资源，跟技术并立。”这里讲的是“将来”，实际上这种预计还是滞后了——不久之后，即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主题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集体学习，中央领导同志主持会议时讲道：“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这就明确地把“数据”也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
（五）结论：新时代要把握“七要素论”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讨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讲到要素时，在知识和技术要素中间加了一个顿号，就变成了两个要素，再加上前面的五个，就形成了“七要素论”。
2020年4月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延续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的要素范围，即不仅把“数据”正式列入，而且把“知识”和“技术”分成两个独立的要素，从而形成这样完整的一段：“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至此，“七要素论”形成。
二、为什么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特别是为什么必须与完善产权制度共同作为“新阶段的改革重点”一体推进
先讲今天为什么要强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然后重点讲为什么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必须与完善产权制度一体推进的问题。这涉及如何理解和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战略实施问题。
（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三大着眼点：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人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改革
为什么在2020年4—5月，中央接连三次出台相关文件——4月9日文件、5月18日文件和总理政府报告——来部署“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呢？简要地说，这是由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大局所决定的。研究这场改革的着眼点，建议不仅要着眼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且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改革。这是笔者的一个基本构思。
第一个逻辑：经济改革的逻辑。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今天，向要素市场化领域推进是必然的趋势和国家战略的选择。中国经济改革“上半场”“下半场”，大体以2018年改革开放40年为界。前40年改革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经过多年努力，商品市场化程度已达97%。但是，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放开方面相当滞后，距离目标还很远，有的要素市场还没有“破题”，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短板”。基于此，新阶段应该把要素市场化作为经济改革的“重头戏”。至于要改革多少年，现在不好预测，因为商品市场化程度达到97%用了近40年，要素市场化需要多少年，这不好确定，要看改革进程。这是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经济发展的逻辑。这是在面临国内外新形势下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促进创新发展的重大举措。现在我们的发展遇到了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怎么解决？需要挖掘内部潜力，其中要素市场化蕴藏着极大的发展潜力。以上两点，已有学者论及，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个逻辑：新阶段促进人的自身发展和社会治理改革的逻辑。笔者比较关注人的发展和与此相关的社会治理改革。马克思说新社会的本质、最核心的命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08年笔者出版了《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这部书有这样一个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三个解放”的新纪元：第一，解放生产力；第二，解放生产关系；第三，解放人的自身，把人从旧的体制、旧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人的自身的发展。
要素市场化有助于促进人的自身解放和发展，是寻求社会公平的制度建设。比如说，劳动力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户籍制度改革，虽然一千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还要“积分入户”，但是其他的城市将逐步全部放开。这个改革涉及人，特别是两亿九千万农民工兄弟的解放和发展问题，因为旧的户籍制度造成对人的束缚。再比如说技术要素市场化，涉及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的“身价”问题；还有管理市场涉及企业家和管理者的“价值实现”问题，等等。
把这些涉及人的方面聚合起来，会得出一个新的结论：这样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无疑会促进人在新的条件下实现一种新的解放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从这个意义上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有助于实现人民的“三权”。
与这个相关的是社会治理改革。如土地市场里面打破城市和乡村这样一个“两种权利体系、两个市场、两种土地利益分配”的格局，劳动力流动也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等等。总之，要素市场化有助于破解中国存在的“二元结构”，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破解这个社会问题，无疑会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因此，今天提出谋划要素改革的一个新视角：从人的全面发展及社会治理改革方面着眼，把握这场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前面分析了为什么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下面重点探讨为什么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必须与完善产权制度作为“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一体推进？基本的看法是：不要把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完全”看成是割裂的“两个板块”，而是要在“很大范围内”看成是“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这涉及如何理解和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深层次问题。
（二）产权与要素改革共进的三大理由：“三全论”
生产要素与产权这两者关系怎么样厘清？这与下一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有很大的关联。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说两点基本看法：一是要素与产权是两个范畴，二是要素与产权在很大范围内彼此是交叉的。
在此前提出的“生产要素生命论”的基础上，这里进一步提出产权对要素有“三全”。
第一“全”：范围全覆盖。就是说产权对要素的“范围全覆盖”，所有的要素都有产权。
先简要说论据。应客观把握产权的内涵，认识应该到位，应该扩展。2003年笔者有个基础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上报有关方面，建议“从广义上”来把握产权的概念。为什么要做这样一种探索？有感于当时（2003年）提出的产权概念是狭义的。
“狭”在哪呢？它只看到经济物品的权利，而未包括其他产权权利。2003年的《报告》指出：“产权不仅是大家所熟悉的物权、股权、债权等”（这些无疑都是产权之一，但是还远远不够），而且有各种非经济物品的产权，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力产权等。《报告》的原文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时代的发展，继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要素产权被确立之后，应将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和管理者的管理产权纳入产权范围，从而使要素产权体系完整化。”注意这句话：“使要素产权体系完整化”这个理论主张，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直接相关。
比方说笔者是研究学问的，运用自己的知识写了书，就有了知识产权。而知识产权跟物权、股权、债权不完全一样，它不是一个经济物品，而是一种精神产品。再比如，管理产权——企业家管理企业，即使没有物力资本投入，他们管理的绩效，也可以作为一种人力产权投入。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笔者在《报告》里写道：“劳动力也有产权，劳动者有自己的产权关系。”这样思维便可打开。
后来笔者又进一步探讨其他领域的产权。2009年笔者出版的拙著《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提出产权的第一要义即是“广领域”：（1）广到天——环境产权，环境产权有载体吗？碳排放权，它有一个产权关系的问题；（2）广到地——各种资源产权，包括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海洋资源等，每一种资源都有产权；（3）广到人——人的劳动权、知识产权、技术产权和管理产权等。
这样一来，天、地、人都有自己的产权，是不是？《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中提出的产权第一要义“广领域”也可以称为“天地人产权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曾发表《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新华文摘》2011年第17期全文转载。9年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又刊登了一篇长篇论文，题目是《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的探索》。论文认为，人固有生命，但天也有生命，地也有生命，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应该是建立一个“天地人生命共同体”。
它的制度基础是什么？是“天地人产权论”。今天我们已经把“产权”推进到“广义产权”的新境地。按照广义产权论，前面讲的七个要素，每一种生产要素都有自己的产权，这就是说，产权是覆盖了七个生产要素的，无一例外。这是产权与要素改革共进的理由之一。
第二“全”：过程全贯通。《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的第二要义是“多权能”，不仅包括所有权，而且包括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等。如“土地‘三权分置’”：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户的，土地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宅基地也是三权：所有权是集体的，资格权是农户的，使用权是可以流转的。这些权能都是可以分拆的。
《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的第三要义是“四联动”，就是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产权保护“四个制度联动”，这就意味着，现代产权制度是贯穿于生产要素运动全过程的，包括界定过程、配置过程、交易过程、保护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讲的“完善产权制度”，在很大范围内就是完善要素产权的界定制度、配置制度、交易制度和保护制度。这是第二点：“过程全贯通”。
第三“全”：生命全周期。《产权导刊》2020年第6期《要素市场化配置与产权市场命运——产权“生产要素生命论”探讨》一文表述了这个观点：“产权是生产要素的生命。”每一种生产要素都有产权，它是内在的，构成要素的生命。今天我们讲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它的“命门”是什么？是产权。
具体来说，地权是土地要素的生命，劳动权是劳动力要素的生命，资本权是股票、债权等资本要素的生命，技术权力是技术要素的生命，知识产权是知识要素的生命，管权是管理要素的生命，数权是数据要素的生命（当然，数据产权的界定比较复杂）。总之，一句话，所有的要素都有自己的产权，这是它的命根，这个观点可称为“产权是生产要素生命论”。
而且，产权作为生产要素的生命，是全生命周期。从生产要素的产生、发展到消亡，产权制度都相伴相随。笔者用了“形神兼备”一词，要素是“形”，产权是“神”，是生产要素的灵魂，构成其生命。如果把产权之“神”抽走了，要素就成了没有生命体征的“外壳”。
“范围全覆盖”“过程全贯通”“生命全周期”——正因为生产要素与产权两者内在如此密切的联系，所以，需要将其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
(三）要素产权并非外部“赋予”而是“内在属性”：建议采用“尊重”的提法
产权是生产要素的生命，一是范围全覆盖，二是过程全贯通，三是生命全周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生命”是谁给的？这是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最近，笔者看了一些文章、报告，说到要素里面的产权，用的动词叫作“赋予”。“赋”和“予”组合就是给予的意思。把生产要素的产权说成是“赋予”的，可称为“赋予论”。
在中国，“赋予论”存在很长时间了。这些年笔者对“赋予论”一直是不理解、不认同、不接受，也不赞成的。例如，作为知识分子，其知识产权是谁赋予他们的？作为技术人员，其技术产权是谁赋予他们的？作为劳动者，其劳动力产权是谁赋予他们的？作为管理者（企业家），其管理产权是谁赋予他们的？其他如农村老百姓的土地产权等，是谁赋予他们的？诸如此类，都值得追问。
“赋予论”把关系弄颠倒了。应该很清晰地告白于天下——任何要素所有者，不论是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技术所有者、知识产权所有者、管理产权所有者，还是数据所有者，所有的要素产权都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它本身就具有的“内在属性”。
注意，这句话十分关键，它是一个“内在属性”，不是外部某人“赏赐一个产权”。如果承认“赋予”产权，势必就承认有一个外部的“恩赐者”，既然“恩赐”给我们，就得要“感恩”，这就势必带来十分复杂的“感恩关系”问题。
笔者认为要素的产权是要素本身所固有的，如果要用准确的用语，建议用“承认”、“尊重”或者“保护”等概念。实质的问题是“内在属性论”，而不是“外部赋予论”。
（四）结论：要素市场化配置实则是“产权配置”，应凝结为“同一改革重点”一体化推进
基于上述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要素市场化配置实则是“产权配置”，要素价值实则是“产权价值”，由此找到了产权制度与要素市场化内在的“相通性”。
回过来再看，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经济改革部分开头那句非常重要的话：“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这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但重点是什么？一方面是产权制度完善，一方面是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两方面是什么关系？在“命题”上，产权制度要“完善”，要素配置要“市场化”，但在深层理论结构上，则不应把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完全”看成是割裂的“两个板块”，而应在“很大范围内”看成是“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在实践中应紧密结合、一体推进。
三、新阶段如何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六大”要素市场着力点分析
如何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涉及一系列问题。如，“六大”要素市场如何科学排序？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如何安排？资本市场要不要把“非标资本”包括进去？技术市场如何与知识产权合并进行？数据要素如何处理好“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如何弥补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的欠缺？各个市场应把握哪些要害问题？本部分对此继续作进一步探讨。
（一）劳动力市场着力点
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理论顺序，现在普遍是把土地市场放在第一位，笔者更倾向于把劳动力市场放在第一位。这与笔者的“人本经济学”思想有关。虽然别的生产要素也从不同侧面涉及人的发展问题，但劳动力市场更直接、更密切。劳动力市场建设，在实践中可以把握以下三个着力点。
第一个着力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传统户籍制度束缚人的积极性、阻碍劳动力的流动，使城乡就业人员有身份的区隔。现在仍然存在这种“二元”结构。“农民工”进城以后，很多问题未能解决。例如，买房、买车、孩子上学以及城市社保福利等。怎么样让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下一步要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第二个着力点：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渠道，解决平等就业问题。应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渠道，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克服“就业歧视”和某些壁垒问题，做到公开招聘、公平竞争。
只有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才能够使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要给它一个“柔性”的宽松环境，而不能给它一个刚性的、禁锢的环境。
第三个着力点：完善劳动技能评价制度。劳动技能，它的价值怎么评价？应该发扬1984年“莫干山会议”选拔参会代表秉持的精神：“以文选人”“英雄不问来路”。今天要真正把劳动力市场搞活，就要打破条条框框。要完善技术工人的评价选拔制度，真正给劳动者提供一个上升的通道，这是劳动力市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土地要素市场着力点
尽管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但是与劳动力市场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相比，还是建议把土地要素市场放在第二位。这里的要害是什么？应该瞄准什么？
第一个着力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用地城市和农村过去是两套体系。一套是城里的国家所有经营性土地（已经实行“招拍挂”），但是农村的集体建设土地没有实行“招拍挂”。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统一”而不是“分割"（一个“招拍挂”，一个行政征用）。中国正在破除这种“两种权利体系”的格局，。
第二个着力点：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业也好，服务业也好，都要有一个产业用地的市场供应体系，其方式包括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以及作价出资入股等，这些都可以。促进产业用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个着力点：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存量用地与农民家庭有直接关系。现在土地存量流动不畅通，在那里僵滞着，造成要素效率低下。因此，要把闲置的、僵化的土地盘活，使那些低效的土地高效运转起来。
两亿九千万农民进城了以后，有些宅基地在那荒着。宅基地怎么搞活？怎样才能发挥这些地的潜力？《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显示，全国的空心村“闲置宅基地综合整治潜力”约1.14亿亩，包括一些闲置的整个院落。
怎么样搞活宅基地？用“三权分置”这个思路：宅基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宅基地的“资格权”是农户的，资格权的使用权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转的。注意三条底线：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如果农村的宅基地能够得到盘活，将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益，有利于保障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三）资本要素市场着力点
一是完善股票市场。这是一个基础制度。现在股票市场包括主板、科创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这些年股票市场起起伏伏，受到冲击的较大，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
二是债券市场（包括各种债）。例如，2020年发行了一个特种国债，称“抗疫特别国债”。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特别国债发行了1万亿元，由中央财政发行，全部转给地方，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另外还发行了“地方债”，可以上债券市场交易，当然要规范运作。
三是产权市场。这个市场很微妙，与笔者在第二部分阐述的“广义产权”内涵不尽相同。俗话说的“产权市场”（属国资委的中国产权协会联系管理）起源于1988年，最初称企业兼并市场。1995年笔者主笔出版的《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曾专门论述了此类产权交易市场的理论与运作问题。当前，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仍需要发挥此类产权市场的作用。此类产权市场到现在发展到多少家了？全国200多家。它应该放到哪里？笔者和产权市场界的朋友主张放在资本市场之内。因为，在笔者看来，“此类产权市场是一种非标的资本市场”，虽然它与资本市场还存在差距，但在发展资本市场时，应一并考虑进来健全完善。
（四）技术要素市场着力点
前面，从理论上把知识要素与技术要素作为两个独立的要素提出来分析，但是在现阶段的实践中可以把知识与技术合并为一个技术市场来推进。技术市场着力点抓什么？
第一个着力点：激活技术产权的激励。怎么激活？注意技术产权与很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血肉关联”。单位的科研人员、各类专家，在职务发明方面的知识产权如何清晰界定？其中给单位界定多少？给科研人员个人界定多少？近年因界定不清出现了一些产权案件。
《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曾写道：“还应将这部分‘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分配给具体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也就是说，由单位集体所有的‘知识’产权，其股份也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该单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术人员持有。”这就是说，一项科研创新成果，应界定研究者、创新者的个人职务发明贡献，当然也应界定单位的资金设备和无形资产的贡献。实践中一系列类似案件，既涉及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又涉及怎么样激活技术产权的“产权激励”问题。
下一步，要确立并且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不仅意味着对科研人员“财产权”的承认和激励，而且意味着对科研人员“人格权”的尊重和新的解放。当然鉴于事情的复杂性，要先试点，通过试点，切实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这将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对科研人才的尊重度，特别是能够激发科研技术人才创新创造的积极性，让知识价值充分涌流。
第二个着力点：严格实施非职务成果的知识产权界定。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要进行试点，“非职务成果”的知识产权如何界定得更清晰、更准确？
这里提供一个最新的品牌价值案例。
哈尔滨马迭尔宾馆有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品牌——马迭尔冰棍。北京某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马迭尔集团搞混合所有制改革，马迭尔集团以冰棍的“马迭尔”品牌合资。这个品牌评估多少钱？且不提马迭尔宾馆整个品牌，只说冰棍的“马迭尔”品牌，价值评估3334万元，北京这家民营企业以现金的形式投资6666万元，合计1亿元，成立“马迭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民营企业持股66.66%，国有马迭尔集团用品牌作价持股，占33.34%。
这个案例说明，品牌（包括品牌内的技术配方）是很有价值的。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有的可以以现金作资本，有的可以用品牌投入。品牌就是知识产权，有技术含金量，应进行界定量化：评估、作价、折股。当然，按照规范的要素市场机制，市场价格应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在产权交易市场通过竞争形成，这涉及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问题。
第三个着力点：激活中介服务的活力。如何把技术市场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对接起来，需要新的中介组织。这头连着技术创新者，那头连着技术需求者，促进双方的对接者称“技术经理人”（如同演艺界的演艺经纪人一样）。要建立技术转移中介人才的培养体系，大学应设技术经理课程，从而逐步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经理人”队伍。
（五）数据要素市场着力点
把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是新生事物，值得探讨。
第一点：准确把握数据的范围。“数据”的范围要科学把握，扭转狭隘的“数据观”。确立数据不仅仅是统计部门为宏观调控提供的数据，而是国家（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众（自然人）等各行为主体以及自然界客体，在互联网上或者互联网下提供的全部信息的总和，不可简单化。
第二点：探讨“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两条红线之外的“数据双轨制”。研究中国的数据，笔者认为要时刻守住两条红线：一条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数据红线，另一条是涉及“公民隐私”的机密数据红线。两条红线如同两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必须牢牢把握。不论是“国家安全”，还是“公民隐私”，无论如何都触碰不得！怎么解决？从法律层面来说，国家应制定“数据安全法”来确立数据安全的保护制度，不允许利用数据危及“国家安全”或利用数据损害“公民隐私”及对人进行控制。
“数据双轨制”不同于1984年提出的“商品价格双轨制”。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整个社会来说，将来中国的数据是在排除“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之外“双轨运行”的。
第一条轨：免费向社会大众、各行业提供的公共信息（“国家安全”以外）。比如，气象预报信息、交通运输信息、企业登记的信息等，因为这些都是公共信息，属于公共品，不需要交易，也不应该收费。国家应出台数据共享责任清单，让这些数据得以共建、共享。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需要的公共数据不够完备，出现不够及时，有的也不够准确。人民需要及时、全面地了解准确的数据，这是满足人民知情权所必需的。这是“公共轨”。
第二条轨：企业或事业单位法人的有关信息、公民的有关信息（“公民隐私”以外）等。这些信息是非公共品，不可无偿共享，必须严加保护。现在有些数据存在较多漏洞，存在窃取他人信息，甚至买卖个人信息的现象。除公民隐私不得泄露外，一般信息按“要素市场化配置”原则，需要进行市场交易、按质付费，这是另一轨。
第三点：从产权角度建立数据权利体系。从与要素市场化配置相关的产权角度来说，数据只有在实操和使用中才能产生价值，它涉及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交换等过程。复杂在哪里呢？从产权来看，数据权利体系很不清晰、很不完整。
对于有主体信息的数据，应该明确该主体的所有权。就是说，相关数据能清晰地表明是谁的数据，通过确权、护权，防止权利被侵害。但主体信息不明确的数据比较复杂，客观上不知道应该是谁的，为了搞清信息主体，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来明晰。但仍然找不到明确的原始所有者怎么办？挖掘者、开发者挖出来的数据是否拥有一部分产权？这很复杂。“数据产权”有极大的探索空间。
（六）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不可或缺
现在有关文件已经明确开列上述五大市场，但是，没有正式把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列入市场体系之内，有点遗憾。怎么样才能发挥中国成千上万管理者的作用，非常重要。建议补上管理要素（企业家）这个市场。
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都列入管理要素。现在，中国完善管理市场是“很迫切”的问题（不是“不迫切”），而且面临着“诸多新问题”（不是“没有新问题”）。例如，不少人仍然“错把经理当官员”，认为国有企业经理是任命的，不应该由市场来配置。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能不能理出个头绪来？例如，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可由组织来考核鉴别，某人适不适合当管理者，资格由有关组织来掌握，可以发“资格证书”，没有资格证书的人就不能进入管理者市场，有资格证书的人可以进入管理者市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更应该自由进入。经过市场平等竞争，由企业董事会来聘用，即在大框架内还是应该由市场来配置。
究竟如何建立符合国情的管理要素市场？不能回避问题绕着走，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七）结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本报告一开始就指出：要素市场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通过对上述六大要素市场着力点的分析，会看到里边确有不少“硬骨头”，可以说已经碰到了各个要素市场的“硬核部分”，而且每一个“硬核”都跟权力连着。所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改到深处是权力”，只要要素市场一放开，就意味着某些权力的削弱、跌落甚至旁落，其阻力可想而知。
实际上，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已经向权力部门提出了某种挑战，可能是一个静悄悄的权力调整，势必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阻力、掣肘将会不小；但是，不管多难，面对历史，需要拿出“自我变革”的勇气。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把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坚定地一体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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