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鲜@基层之治】
作者: 王卓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作为基层治理的一个创新，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时，网格化管理就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前，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网格化管理日益成为一种新型城市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风险社会视角下，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不确定性事件突发，优化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对增强政府抗逆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具有重要意义。
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的两种逻辑取向
近年来，网格化社会治理实践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逻辑取向：一种是强调政府行政权力在网格化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落地落实，城乡社区的网格成为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在强化行政吸纳社会的同时，导致基层治理的内卷化，社区自治空间萎缩；另一种是强调政社分工合作，以社区为本的网格化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互动，在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主动作为，通过网格化信息平台实现实时更新和动态监管，主动发现基层社区的问题并及时解决；二是精细化，细化社区治理各关键环节，布局合理的“全能型”网格员，综合政府各条条线线的职责，以“上面千条线，网格多根针”的样式，形成细致、简单、方便、快捷的社区治理格局；三是人性化，以网格内群众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创新公共服务。概言之，网格化社会治理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凝聚群众智慧、动员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基础上，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高了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
网格化社会治理是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勾画了清晰的蓝图。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实质是体现人民群众的价值属性，努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群众。
网格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明确制度与治理的关系，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涉及“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诸多重要议题。
网格化社会治理是新时代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创新群众路线，带领群众发展致富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网格化社会治理应运而生，其致力于加强各级党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联系，重新调适优化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新型群众路线的优势转变为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效能。
将群众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融入网格化社会治理，促进政社互动
化解网格化社会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形成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网格化社会治理作为社会服务的手段，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在政府权力下放，“政社归位、协同共治”理念下，创新设计和培育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完善议事协商程序，动员广大群众充分表达民意。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至为重要且紧迫的是聚焦于国家与公民相遇的社会领域。迈向结构性与公共性的社会领域，必须发展健全的社会协同机制，以解决日渐凸显和日趋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社会治理的对象不仅仅是社会整体，更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在推进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时，要重新认识社会、发现社会，提升治理末梢的温度、柔性与活力。同时，将专业社会工作引入到基层治理中，明确社区两委、网格员与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与分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深化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建设，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参与式+回应式”机制。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建设强调社会参与，强调以基层社区为中心，向社会增权赋能，以发挥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增强群众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服务社会的能力，夯实社会治理的基础。社会治理应根据不同文化环境，运用传统习俗、道德、社会契约等内生机制，引导和规范民众的公共生活。以主动回应模式推进社会治理，当以民众自治为关切，充分利用舆论工具，宣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故事，将社会治理资源向基层倾斜，切实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同时，应建立健全行政保障机制，制定和出台相应的网格化社会治理法律法规，保障网格化社会治理有章可循，避免基层行政法制化治理出现偏差，造成新的社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