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应推动企业确立国际化发展战略和完善治理结构，成为全球技术引领者和产业链、供应链主导者
➤在国际竞争中，中国应注重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促进加工贸易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
➤积极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继续发挥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贸易中心节点优势和枢纽地位，在多边框架中构建能抵御全球价值链重构冲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
➤除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外，还应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造成重大冲击，全球价值链面临“区域化”“本地化”和“分割化”风险。与此同时，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剧全球产业竞争，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再布局，中国正在经历供应链转出以及需求链国内外竞争加剧的过程。
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挑战不言而喻。从产业层面看，中国面临高端封锁与低端锁定双重夹击。从企业层面看，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刚刚崭露头角，与全球性公司还有很大差距，微观基础支撑的缺失将影响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上的话语权。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深化改革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为此可采取双向并举策略，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升；另一方面应大力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开拓国际分工的新格局。
培育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
领军企业对于全球价值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跨国领军企业成长的经验表明，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先从国内市场起步，以母国为基地成长，实施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通过国内外并购扩张最终走向世界，成为掌控全球价值链的跨国“链主”企业。这些国际化企业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对世界范围内的技术、人才、信息、资本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重组。核心关键技术和规模优势是支撑领军企业“链主”地位的重要基础。
目前以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大数据、超算、高速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高端芯片、先进制药与生物技术等已成为全球价值创造的新兴领域。培育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应推动企业确立国际化发展战略和完善治理结构，成为全球技术引领者和产业链、供应链主导者。这些领军企业通过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生产竞争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领军企业全面拥有各个环节的定价权，能统筹考虑全球生产布局与全球消费市场定位，同时还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增长。
中国要推进制造和服务强国建设，必须打造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培育价值链领军企业。培育价值链领军企业既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增加中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的谈判筹码。
培育价值链领军企业通常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是完善相应的激励与配套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推进行业内和行业间大规模资产重组，形成国内价值链体系行业龙头和领导企业；第二种是鼓励有一定技术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并购海外优势产业资源，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布局研发、采购和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进一步构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的比较优势，打造掌控全球产业链高端的领军企业。
为此，应着力完善和创新治理政策体系，尤其是发挥产业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的前瞻性和引导性，培育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创新机制和创新主体。应继续鼓励和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推动高新技术进口，制定与国内价值链、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布局相适应的创新治理和国际贸易治理政策，为中国行业领军企业提升全球科技竞争实力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应推进价值链体系的完整性、网络化与规模化，维护完整产业链和安全供应链，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完善全球价值链的配套服务体系
世界经济正在形成多国主导并存的产业格局。从当前格局看，美国企业主导的是飞机制造、芯片、信息技术、金融等产业；欧盟企业是医药、化工、精密智能制造等产业；日本是家电、汽车等产业；而中国是高铁、电商以及正在兴起的5G等产业。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将成为全球价值链上配置的重要资源，谁拥有更全面和优质的数据，谁就更有可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
以代工或贴牌生产模式为主、聚集于低附加值环节的制造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其在短期内虽成本低效益较高，但长期看缺乏品牌和核心技术支撑。因此，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需要围绕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等方面完善配套服务体系建设。
首先，应推进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培育一批掌控价值链高端、具有品牌效应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企业，并引导和鼓励这些企业构建以品牌和核心关键技术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配置资源。
其次，应从战略高度拓展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认识，提升企业海外投资经营、重构国际生产经营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大力培养和引进高端跨国经营管理人才，为企业构建和主导全球价值链提供智力支持。
最后，在国际竞争中，应注重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促进加工贸易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它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已经从产品的竞争进入到生产体系的竞争，即整个价值链条上各个环节的竞争。而将各个环节连接起来的，恰恰是生产性服务业。
为此，应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球价值链管理的角度考虑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加强反垄断、反腐败和保护知识产权力度，营造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继续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和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吸引全球价值链中的各环节落地。
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
中国具有完备的产业门类，随着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进一步激活中国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必须加快推进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水平提升，促进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中国国内价值链地位有序提升。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继续发挥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过程中的贸易中心节点优势和枢纽地位，在多边框架中构建能够抵御全球价值链重构冲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
中国产业历经几十年快速发展，目前出现了较大分流。众多传统制造领域内的产业尚未摆脱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锁定。即使是一些新兴产业领域，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也难以摆脱低端锁定。在国际生产新格局下，随着要素成本优势的消失，只有重构价值链，才能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者。
一方面，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企业必须通过创新进入到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例如，在汽车、飞机发动机、手机智能系统等方面，中国制造业可以进行零部件、元器件等方面技术升级，瞄准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进行科技攻关，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与此同时，借助“互联网+”、跨境电商平台的优势，使产业链逐渐实现向物流、服务等环节延伸。
另一方面，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中国实际上已开始拥有许多高端技术，拥有一批位居世界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和产业，应推动以这些产品和产业为主的价值链走出去，通过在全球布局获取更大的全球化收益。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正处于比较优势转换期，劳动力低成本和资源优势正在逐渐丧失，而一系列新优势正在形成，比如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产业配套能力较强，人口素质红利正在形成，国际市场销售渠道比较广泛，以及高速铁路和装备制造业具有竞争力等。
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建设，以此为有力抓手在部分产业领域寻求全球价值链合作和重新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目前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需求和承载能力，正好为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布局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基础。中国优势产业的核心企业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生产链，延长价值链，获取更大的分工收益，同时也可带动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升。
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
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兴起，世界多极化格局逐渐凸显，发达国家越来越难以利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实现其自身利益，特别是无法确保其跨国公司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中维持核心地位和关键利益，于是开始寻求变革国际规则和现存全球治理格局。
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推行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严重冲击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赖以依存的自由贸易秩序，并在全球范围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这些变化在宏观上会阻碍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在微观上会提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贸易成本。加之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直接改变了企业的要素利用方式，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削弱。
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基础上有效推进改革，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打造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格局。
中国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对世界经济带来积极影响。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除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外，还应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努力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深化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和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