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领导干部偏见产生于其视域的有限性，克服偏见需要通过视域的拓展。视域拓展要求领导干部对自身视域的有限性有清醒和具体的认识，同时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来突破视域的局限。随着当代社会的急剧变化，领导干部迫切需要突破视域局限，包括从纵向的“信息统控”拓展到横向的信息相互制约，从压制型的“冲突消解”拓展到利用冲突正面功能的冲突管理，从具有确定性的“问题解决”拓展到与风险共存的风险管理，从突破制度阻碍的“创新拓展”到“戴着镣铐跳舞”的依法行政。
【关键词】偏见 领导干部 视域拓展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偏见是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而普遍存在的认识现象，而不断克服偏见又正是人类理性无限性的现实动力、过程和表征。领导干部也不可能免除人类理性普遍存在的有限性。在当前社会环境和形势迅速变化的时代，如何顺应变化，克服以往经验所形成的定式和偏见，是每一位领导干部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领导干部偏见的由来及其负面效应
尽管偏见的形成有多种路径和多种类型，但领导干部偏见的由来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先天的偏好与被灌输的思维和价值倾向，另一种是在后天的领导实践中获得的思维定式。
先天偏好主要与个人的气质和个性有关，如性格懦弱的人会厌恶冒险，倾向于高估风险带来的损失；而性格强悍的人会偏好冒险，倾向于低估风险带来的损失。被灌输的思维价值倾向主要源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它涉及分析问题的认知范式、判断好坏是非的道德标准、行为选择的价值排序等。这些认知、判断和选择的定式来自于自身基因的遗传和他人以往经验的总结，它们会使人在面对现实复杂世界时能够依据以往经历，作出迅捷和准确的适应性反应。
后天思维定式主要来自领导干部自身的实践经历。领导干部在以往决策、指挥、用人等方面的经验，体现着其智慧、才能和风格，它们会被总结起来指导以后的工作。如果这些经验和教训在之后的实践中被反复证明，便会被进一步强化，形成某种思考和判断框架、习惯依赖路径或分类模式，套用到之后的认知、判断和决策中。后天的思维定式会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先天的偏好，修正被灌输的思维和判断倾向，使其更适合现实环境的需要。
然而，当现实环境出现了较大变化，领导干部以往的思维框架、依赖路径或分类模式就会与现实环境之间出现较大差距，此时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及时作出调整，那么这些曾经帮助领导干部应对环境的思维定式就会成为保守的定见：过去知人善任的分类模式会变成刻板印象，过去明察秋毫的判断框架会变成一成不变的固化套路，过去的开阔视野会变成狭隘保守的偏见，原先果断决策的路径选择会变成一意孤行的顽固不化。由此可见，偏见是源于领导干部停滞于以往的明智主见。当现实环境相对稳定时，以往经验形成的定见是领导工作的高效工具；只有在现实环境出现较大变化并且领导干部不能及时作出理性调整的情况下，原先的思维定式才会呈现出与现实的明显差距，从而由主见变成了偏见。
偏见对领导力具有致命的杀伤性。比奇在1997年出版的《决策心理学》一书中，总结了影响领导者决策的各种偏见，包括风险倾向、问题建构、易得性偏见、确证偏见、选择性知觉偏见、小数目规则偏见、沉默成本偏见、主观预测偏见、随机猜测偏见、惊奇偏见等。杰克·威尔德在《优秀的领导者都要克服的五大偏见》一文中总结了五个对领导力最具杀伤性的心理偏见，包括光环效应、易得性偏见、确证偏见、叙事谬误、加法系统等。
“易得性偏见”是指人们倾向于以记忆检索的难易程度来评估问题的相对重要性。由于最近发生的经历比相对久远的事情更容易被想起，生动的印象比平淡的印象更容易被回忆起来，因此人们会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和更生动的经历体验当作更重要的事项。如果领导干部受制于这种易得性偏见，就可能分不清工作的主次，只关注近期强调较多的工作，忽视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任务；更关注被媒体热炒的事项，而忽视“沉默螺旋”应当受到的关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使得各种社会群体更加注重利用媒体报道来吸引领导干部的关注，而易得性偏见会使领导干部缺乏应有的定力，打乱工作的总体战略和应有章法。
“确证偏见”是指选择性地接受信息，只接受那些能证实自己所持观点的信息，而拒绝接受与自己所持观点相反的信息。领导干部通常竞争意识较强，有主见。然而越是有自己的主见，就越可能受制于确证偏见。它使领导干部听进的都是肯定和表扬的话，而对于批评和质疑充耳不闻，导致领导干部不能正视自己的主张和决策中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在吹捧声中一意孤行，直到遭遇严重的失败才追悔莫及。
“叙事谬误”是指将叙事的惊心动魄程度作为评价的尺度来确定重视的程度。例如，将关注目光集中于那些扭转局势和解决关键问题的人，而忽视每天尽职尽责完成分内工作的人。受制于叙事谬误的领导干部会只注重奖励少数几个有“名头”的显眼者，而忽视大多数兢兢业业的工作人员；只奖励产生关键性成绩的领头者，而忽视团结配合的团队成员；只奖励问题出现后的解决者，而忽视对预防问题作出贡献的人。久而久之，虽然解决问题的人得到了耀眼的光环，但本不应当发生的问题却会越来越多，组织日常运转的质量和效率会不断下降。
“沉默成本偏见”是指领导干部倾向于保护先前作出的选择。如果对一个公共项目已经先期投入了一定的成本，那么即使该项目被证明为错误、不可行或不成功，领导干部仍然会倾向于继续加大投资来试图挽回损失，而不是立即停止投资，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使损失不断扩大。
偏见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人的理解视域是可以拓展的
上述偏见会对领导力造成严重伤害，但克服这些偏见却面临许多困难。尽管这些偏见产生于人类普遍存在的认知局限，但领导干部自身的一些特点却会强化这些偏见。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每个人只能从自己有限的经历和视角来理解世界，因此对领导干部个人来说，偏见不仅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但是人的理解视域是可以拓展的，在视域拓展的过程中，原有偏见被修正或克服，人们的认知随之进入新的理解空间。尽管新的理解空间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但可以通过继续拓展理解的视域来不断克服这种局限性，这种不断拓展视域的过程，体现了人类理性的无限性。
然而，拓展视域和克服偏见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不仅需要领导干部具有自觉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还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机制。首先，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地意识到个人理解视域的局限性。对个人视域局限性的真正理解，体现在对自身视域的构成和边界进行具体分析，发现自己理解视域的基因图谱，了解自己对什么因素更加敏感，习惯于以何种方式进行归因，基于什么价值排序作出评价，基于哪些经历作出判断，运用哪些概念框架来进行分析，等等。
其次，在对自身视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与他人的视域进行对比，发现自身视域的局限性。特别要发现自己对哪些因素不够敏感，为什么对同一事项会与他人作出不同的归因，在作出评价时哪些价值被排在相对靠后的位置，在理解他人时缺乏哪些方面的经历因而难以产生共情，自己运用的分析框架与他人的分析框架有哪些不同，等等。通过这种分析对自身的视域所处的相对区域以及与他人视域之间的相对关系形成更加具体的认识。
再次，在作出判断和决策时，有意识地寻找那些与自身视域有明显差异的人，不仅要专心倾听他们的见解、判断和主张，而且要努力去理解这些见解、判断和主张所基于的视域，在自身与他们视域之间开辟理解的通道，并在对他人视域的理解中来拓展自己的视域。
最后，考虑到一些领导干部在现实中可能更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或者一些领导干部在听到不同意见时会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可以在讨论公共事项时有针对性地设立专职的反对席位，或针对公共事项在媒体开辟不同观点的辩论栏目，这样可以消除或减少人们提出不同观点的顾虑，使领导干部可以在反对声中拓展自身视域，修正或克服自身偏见。
此外，许多领导学家也提出了一些可以在决策时克服偏见的方法，如头脑风暴法、德尔斐法、名义小组技术、多视角分析、前提假设分析、类比综摄法等。它们都有助于在决策过程中克服领导干部视域的局限，修正领导干部存在的偏见。
修正和克服阻碍领导力有效发挥的偏见
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地变化，它迫使领导干部拓展自身视域，超越已有理解的局限，修正和克服阻碍领导力有效发挥的偏见。以下几个方面的视域拓展值得领导干部高度重视。
第一，全球已进入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时代，信息的横向互动传播消解了以往由领导者独享的信息汇集、掌控、过滤和选择性传播的权力。因此，领导干部不应再自认为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信息统控来发挥领导力，而应当认真思考如何通过信息传播的横向相互制约来重建领导的信息中枢地位。
第二，伴随着经济市场化、人口城镇化、多元文化碰撞和全球政治竞争和对抗，日益频繁和加剧的冲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权力的弥散和广泛竞争，使得压制和消解各种冲突变得日益困难。这将迫使领导干部必须放弃以往消解冲突的思考模式，而建立与冲突共存的意识，通过合理、有效的冲突管理，发现和充分利用冲突的正面功能，抑制和转化冲突的负面功能。
第三，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意指世界进入高风险时代。世界面临的风险不仅包括各种自然风险，而且包括人为风险。人类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治理手段提高了应对风险的能力，但同时又面临着由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包括制度化风险和技术性风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再次为人们的风险意识敲响了警钟。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人们并不能确切地知晓它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生。这将迫使领导干部的视域从对确定问题的解决范式拓展至风险管理范式，不是企图消灭风险，而是学习如何与风险共存，不仅要进行风险识别、评估、监测、预警、规避和损失控制，而且要进行合理的风险分散、转移、保留和补偿，对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理性的处置、分解和安排。
第四，随着改革进入制度定型时期，政府的行政方式逐步向法治化的方向发展。在改革的变革阶段，领导干部可以通过试点来尝试政策和行政创新，然后逐步推广，待成熟后再通过立法将创新的成果制度化。但在进入改革的制度定型阶段后，政策就必须有法律的依据，行政的创新必须有法律的授权，严格实行“无立法则无行政”的法治原则。这将迫使领导干部强化法治意识，自觉在法治的约束下行使行政权力。
第五，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的实现，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后小康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将由过去的先单兵突进再弥补差距的模式转向各领域平衡推进和协调发展的模式。因此，领导干部需要改变以往的单向度思维，转向多维协调思维模式，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运行与疫情防控、产业创新与保障就业、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鼓励竞争与扶贫攻坚、扩大参与与社会稳定、国际贸易与内需循环，等等。
总之，社会在迅速变化，领导干部不能固守过去形成的思维定式，而要率先拓展自己的视域，这样才能高瞻远瞩，引领追随者选择正确的方向前进。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基层政治稳定与风险管控研究”（项目编号：19BZZ04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常健：《领导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常健、李田山：《欧美哲学通史》（现代哲学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④常健：《现代领导科学》，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⑤L.R.Beach, The Psychology of Decision Making: People in Organizati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7.
责编/贾娜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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