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极大风险，作出了“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反击美国侵略的决策，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过的规模最大的对外战争，也开创了国际上现代局部战争的先例。中国出兵参战援救了友好邻邦，并以打出的国威军威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确如毛泽东同志在出兵前所判断的那样──“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 朝鲜战争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歌声随着时光的流逝与今天的人们已渐行渐远，不过一提起清川江、长津湖、临津江、上甘岭……仍牵动着多少中华儿女的思绪情怀。那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开始距今已过去了整整70年，但至今其宝贵经验还是抗击美国霸权主义的重要参考材料。
朝鲜战争是平局，新中国抗美援朝是伟大胜利
若想辨清浊，必先正其名。过去有些人对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两个既有联系却有区别的概念搞不清楚，就此对战争是否该打、是否胜利以及是否值得产生了歧义。回顾这段历史，首先应明确这两个战争概念的区别，即朝鲜战争开始于1950年6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却开始于同年10月25日。不过这两个概念又有联系，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对自身参加朝鲜战争的定义。从中国的利益而言，朝鲜战争本不应该打（不过这不在中国控制能力之内），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
朝鲜战争开始时，是其本国的内战，因美国入侵才变成国际战争。多年来，美国及其盟友谈到朝鲜战争时总纠缠“谁打第一枪”，苏联瓦解后因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又使一些国家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出现变化，也影响到中国的一些人。1992年夏天，因俄联邦向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出售了苏联有关朝鲜战争档案的复印件，为整理和鉴别这些材料，笔者作为中国学者也受邀赴美参加了此项工作。虽然我同美方人员、俄方人员一致认为这些资料确是真实的，但解读的角度却不同，对“侵略者”的定性就存在根本分歧。由于此战开始于这个半岛国家的南北冲突，不论谁先进攻都是其内政。按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国内战争只有进步和反动、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侵略”一词只适用于国家之间。美国却诬蔑朝鲜北方“侵略”了南方，并以此为借口派军队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才是赤裸裸的侵略。
国内有些不大了解中国台湾问题来龙去脉的人，曾提出“朝鲜战争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的错误观点，甚至违反时间顺序说“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解放台湾”。若仔细考察当年的中美关系和整个国际战略格局，就可看出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决定了其必然干涉中国台湾，尤其是在1950年2月中苏结盟后便最后下定了决心，若没有朝鲜战争也会找其他借口，新中国此时以“一穷二白”的物质条件还无法解放台湾。当年苏联的国力也远逊于美国，白宫在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就敢同时干预朝鲜、中国台湾和越南，正是凭借自己有全球超强的实力，认定苏联不敢参战并极其轻视中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同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下令出兵朝鲜，同时派第七舰队控制台湾海峡阻止中国的统一，同时还援助侵越法军，从朝鲜、中国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形成威胁。刚刚宣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对此怎能没有反应呢？当时中国出兵朝鲜，不仅仅是为了援助邻邦，同时也是为了反击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侵略。
面对美国从朝鲜、中国台湾、越南以“三把刀”插向中国，中共中央从1950年7月便开始研究进行较量的战场，随即确定了“三有利”的朝鲜战场——最有利于发挥我陆军优势、最有利于后勤供应、最有利于得到苏联支援。对于入朝后能否取得胜利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参战前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具备有利条件又具备不利因素。从国际战略全局来看，毛泽东同志认为总的形势是两只老虎对峙，一只红老虎（苏联），一只白老虎（美国），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间隙。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巩固中苏同盟，入朝时中国政府又提出“朝鲜战争地方化”的愿望，为此采取“志愿军”名义，力求避免与美国正式宣战。中国出兵的时机又选择在美军逼近鸭绿江时，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行动上又有节，既能赢得国际同情，也有利于防止战争扩大。
由于中美两国实力相差悬殊，苏联面对危局又出现退缩，违反事先承诺，不肯派空军支援中国入朝部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下定出兵的决心很不容易。从1950年10月1日到10月18日，中共中央经反复讨论权衡利弊，毛泽东同志还是最后下定出兵的决心。尽管参战有种种困难，毛泽东同志却认为美国占领朝鲜会严重威胁我国工业中心东北，并将控制南满电力，国内反动势力也会乘机响应，恢复经济和进行建设就都很难展开。同时，我国在自己的领土台湾被美军入侵的形势下如无所作为，势必会使美国更为嚣张，并严重影响到刚刚宣布“站起来了”的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若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忍让退缩，苏联的对华援助也势必削弱，国家想迈入工业化之门又将遥遥无期，不参战带来的损害会远远大于参战的利益。
据当时的中央其他负责人和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卫士长回忆，这位领袖作出入朝参战的决策是经过许多天不眠不休的反复考虑，中间还经过两次下令暂停出动并开会再议，最终还是以极大的胆略和气魄确定“必须参战”。此时中共中央还做了国内“打烂了”的最坏打算，于同年10月19日正式出兵入朝参战（其实10月16日已有先头部队入朝却又一度奉命停止前进）。此后两年九个月中，中国以“志愿军”名义派出解放军的297万作战部队，包括定编的陆军、空军的多数作战部队到朝鲜轮流参战。
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几亿人民也一齐动员，努力支前，投入到保家卫国的运动之中。这场战争使新中国的军队进入了世界型现代化战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一直适时驾驭指导着战争进程，并作出了出兵参战、争取停战和最终达成停战协定等一系列决策，从而获得了以执政党地位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宝贵经验。
1953年7月27日，中朝军队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三八线附近达成了停战协定。朝鲜战争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造成了小国把大国拖入现代局部战争的后果，到头来又加剧了“冷战”。国际化的朝鲜战争从三八线开始最终又基本回到原地，以平局结束。新中国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从鸭绿江边开始，最后取得将世界上最强的对手击败500公里的战果，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胜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发扬传统的政治优势，并学会打现代化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中美两国军队的装备就显现了巨大差距。美军已高度机械化，其航空兵控制了朝鲜上空并几乎贴着树梢飞行而被戏称为“飞机查户口”，其步兵一个团的火力强度和机动车辆数就远远超过志愿军的一个军。同这样的强敌作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从未遇过的难题，面临着从“小米加步枪”到走向现代化战争的严峻考验。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装备有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杂式武器，在紧急情况下只好按枪炮口径、型号在部队间做了调配。例如，第38军使用日制三八式步枪，第40军使用缴获的美制步枪，全国又以“打扫仓库”的方式把所存的各种口径、不同型号的枪炮弹分类送往前线。美军与之刚交锋时，还以为这支扛着三八式、捷克式机枪并没有军徽标志的军队是“朝鲜预备役部队”，接战后却发现其战斗力极其强大，自己竟被打得败退几百公里，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在1950年11月向白宫的报告中惊呼遇到了“一个全新的强国”。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虽在装备上居于绝对劣势，在精神上却拥有巨大优势，战术又非常灵活而超过敌方预想。美国虽有世界上最精良的装备，却得不到本国和战地民众支持，官兵又因怕死而不敢近战拼搏，一打败仗便士气沮丧。毛泽东同志从部队士气、民心向背和特殊战场条件等因素思考，最后得出了美军“铁多气少”的结论，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精神强调打近战、夜战，从而能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当年在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相差悬殊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在指导艺术上最高超之处，便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变整体力量上的劣势为局部战场上的相对均势，特别是达到了以下四个平衡——
国际战略格局平衡：敌打联合国旗号，我国同苏联结盟并发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
作战时间上平衡：“白天敌人控制，夜间是我们的天下”。
作战空间上平衡：敌有海空优势，我有地面地下优势。
战斗力平衡：敌掌握技术装备优势，我有人的精神优势。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毛泽东同志、彭德怀同志看到美军及其仆从军分兵扑向鸭绿江边，及时决定在运动中歼敌，以突袭方式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接着，志愿军又利用敌军继续骄狂冒进，大胆向敌后迂回，使美军主力被迫狼狈逃往三八线以南，取得战略意义最为重大的第二次战役的胜利。1951年初第三次战役期间，美军放弃汉城，志愿军前出至三七线。这时部队供应极度困难，处于“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状态下。此时有些领导人由于对现代化战争的特点认识不足，有过低估敌人技术优势的速胜思想，希望迅速解放全朝鲜，不过通过实践后便很快纠正了这一看法。
1951年1月下旬，得到迅速增援的“联合国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青黄不接”的状态下发起反扑，志愿军匆忙进行了第四次战役，于3月中旬撤出汉城并退至三八线以北。同年4月下旬，在国内战略预备队到达后，中朝军队又集中70万部队发起了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前期虽取得一定进展并打到汉城郊外，却因供应不济被迫再度后撤。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形成对峙，中央就此确定抗美援朝战争的“底”便定在这一战线。
通过八个月的运动战，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复了朝鲜北方，解决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能不能打”的问题，获得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宝贵经验教训。美国鉴于已投入三分之一的陆军到朝鲜，仍然无法打赢，又影响其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首先提出进行停战谈判。中共中央考虑到我国参战后的国防费已占财政支出的48%，苏联的援助又有限，也应适可而止争取停战，集中力量于国内建设。1951年6月，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开会，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新方针。
1951年6月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转入战略防御。随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首长认为在敌已构成坚固立体防御的情况下再打大规模进攻战不利，决定转入阵地坚守防御。通过抗击敌“秋季攻势”的成功，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可以守住现有战线，与运动战相比可用更小的代价达到战略目标。在秋季防御作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创造出坑道防御体系，解决了在敌绝对优势的火力攻击下部队的生存问题，还能在前线发起一系列有限的阵地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后方又粉碎了敌“绞杀战”的空中封锁，保障了前线部队的供应，可以在长期拼人力、物力的消耗中与敌对峙。1952年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全线向敌发动了战术攻击，同时又粉碎了敌军对上甘岭的进攻，使敌军在僵持中无计可施。1953年7月初，交战双方基本达成了就地停战的协议。不过在停战前夕，毛泽东同志又决定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金城战役。此战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25万兵力，三天内突破敌坚固防线，向南又推进了18公里，这一重大胜利向国际上显示中国是在胜利的状态下结束战争的。事实证明，打痛对手再停战言和，才能产生长久的威慑力，也有利于维护战后的和平。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根据中央“边打边建”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现代战争的要求实行了新编制，建立了诸多新技术兵种，并将朝鲜战场作为演习场，实现了由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历史性转变。抗美援朝战争堪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现代战争的一部百科全书，在装备了苏制武器后，各军兵种部队（海军除外）多数又以志愿军名义陆续到朝鲜战场轮战。毛泽东同志曾高兴地说：“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新中国刚建立的空军到朝鲜上空进行了当时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空战锻炼，几乎是从无到有得到迅速发展壮大。1951年秋，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曾感叹道：“几乎在一夜之间，共产党中国就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战争期间，解放军的地炮师数量发展到17个，高炮师发展到8个，其中大部分入朝参加过轮战。战争后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已名副其实地成为起到重要作用的“战争之神”。据美国军方统计，战争中美军伤亡有62％系炮火所造成，32％系枪弹所造成，4％系地雷所造成。从此，解放军陆军的炮兵火力已取代步兵火力，成为全军地面火力的骨干，这也是军队迈入现代化战争的重要标志。彭德怀同志对部队装备的进步曾总结说，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停战协定签字后，“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的克拉克上将就撰文叹息道：“我们的失败在于敌人仍然没有被击败，并且甚至比以前更为强大及更具有威胁性。我说更为强大的意思，是指共产主义的亚洲陆军已学会如何打近代的陆地战争。”通过这场战争，新中国越打越强，打出了一个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位的空军（当时仅次美苏），打出了一个强大的炮兵，并开始全面建设装甲兵，其他技术兵种也有很大发展。这种发展既是我国军民自己奋斗的成就，也是大力引进和运用国外先进军事科技成果所产生的硕果。
学习抗美援朝战争的宝贵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不忘初心”，就是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年新中国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正是为了保家卫国，打赢这一仗才保障了后来的和平建设。经过70多年的奋斗，新中国GDP已从刚解放时排名世界第14位跃居到现在的第2位，今天的人们在看到民族复兴的辉煌成就时仍要追念抗美援朝的英雄们的业绩。
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初，由于建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廉洁政府，国内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便有了最强的动员能力。中国军民在战场上和经济战线都显示出刚刚得到解放后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并转化为物质成就。战争是吞噬财力的机器，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同世界头号富国交战，却能在战时“边打边建”，越战越强，军事和经济实力都得到快速增长，这又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旧中国进行战争的规律是越打越穷，而抗美援朝战争令后人赞叹的业绩是国家通过“边打边建”，战争期间还能在国内有效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从1950年至1953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从426亿元人民币（新币）增长到709亿元人民币，三年间的GDP总计有1700亿元人民币，同期国家财政支出为500亿元人民币，抗美援朝所用的62亿元战费只占同期国民产值的3.6%和国家财政支出的12%。由于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和人民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国内仍能有比战费更多的财力保障经济恢复，战争期间每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15%，真正做到了“打仗建设两不误”。至于战时在“援朝共同负担”原则下按成本半价购买苏联武器的欠债，总计不过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后来每年的还债额仅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5%，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其实很小。
当年新中国站在“第一线”出兵朝鲜，让苏联站在“第二线”，这使斯大林改变了过去援华不大慷慨的态度，同意援建中国141个大型工程项目，加上赫鲁晓夫所增加15个项目，形成了有名的“156项”。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能用百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就建立起配套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基础，这又在世界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如果新中国不进行抗美援朝这一战，取得这样的经济回报也是不可想象的。当庆祝新中国诞生的礼花正准备点燃之际，毛泽东同志在新政协会上曾庄严地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在前方和后方的出色表现，终于把这种“站起来”的口号变成了现实，中华民族终于能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年新中国的“硬实力”即物质和技术水平与美国差距极大，赢得胜利主要靠发挥“软实力”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却有着精神优势和战术灵活优势，后来又通过更换苏联武器使武器装备得到了一定改善（虽不能压倒敌军却能达到某些局部平衡），而美军士气沮丧和国内民众厌战的弱项却一直未能改变，中方就能迫使对手以妥协方式结束战争。
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证明了二战后国际军事斗争已经是以局部战争为主要形式，战场上较量的技术含量日益提升。解放军一方面要发挥传统的政治优势，传承红色血脉，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发展自己的先进技术装备，从增强“软”“硬”两方面的实力入手，才能很好地应付国际上局部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后的建设事业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体制上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比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把人民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在战争和建设时都能创造出让世界感到惊讶的奇迹。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我们更应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还证明，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不能示弱，同时在斗争中要有理、有利、有节，注意策略和手段的运用。回顾70多年前，新中国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面对全球超强的美帝国主义者，能有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气概，这也是前辈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历史巨人发出的“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的豪言，今天仍似乎在我们耳边回响。现在我们国家的新一代人学习和发扬抗美援朝战争时的那种奋斗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就一定能冲破国际反华势力的打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作者为国防大学退休返聘二级教授、少将军衔）
责编/谢帅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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