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前大众传媒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中年女性被塑造为“贤妻良母”的刻板形象。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来源于传统和现实两个维度、年龄和性别的双重挤压，由女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综合塑造而成，其根本在于女性的身份角色和行为规范。这种对女性形象单一化塑造的背后是性别不平等的符号贬抑，折射出社会系统中悄然渗透的性别权力关系。破除和改变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需要多管齐下，从尊重女性价值、完善保障体系、重塑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着手。
【关键词】中年女性 刻板印象 贤妻良母 性别歧视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在大众传媒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被贴上了不同的形象标签
刻板印象，也称刻板形象，是指人们基于知识、观念，按照预期的认知结构，对某类人群、某个地域或某种事物形成的固定看法，是一个源于心理学的概念。关于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往讨论得并不多。打开网页，输入关键词“中年女性”，会发现相关链接十之八九是美容与健康，呈现出一种岁月危机感以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勉为其难。在现代社会中，网络对生活的渗透无所不在，多元化的媒介提供了对刻板印象最直观的感知路径。随着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形象出现在大众传媒中。但由于男性在媒介的话语掌控权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女性的刻板印象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愈加明显。女性主义者提出，即使媒介对女性异常青睐，也不能掩盖其性别歧视的实质。一些媒介宣传没有展示出女性的真实生活样貌，而是将原本丰富多样的女性形象通过固定的成见制造成模式化的人物类型。
在当前大众传媒塑造的女性形象中，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被贴上了不同的形象标签：年轻女性被塑造为“青春靓丽”的女孩，展示的是美的形象；而中年女性则被塑造为“贤妻良母”的妇女，展示的是传统女性的形象。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呈现了女性身份转变的困境，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家庭价值被逐步强化，而社会价值则被日益消解。无论是“贤妻良母”还是“青春靓丽”，都是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单一化的塑造，其背后是性别不平等的符号贬抑，折射出社会系统中悄然渗透的性别权力关系。
“贤妻良母”形象反映了中年女性的两个主要身份：妻子与母亲。女性基于自身的生理特点获得这两个身份，从表面上看并没有性别不平等的内涵，因为在大多数社会中，结婚与生育是女性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但是，社会身份往往与特定社会机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下，妻子与母亲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会束缚中年女性的形象拓展；而对中年女性“贤妻良母”形象的塑造，会进一步加深女性应更多投入家庭的刻板印象，消减甚至抹杀女性在社会中的价值表现，进而在现实中压缩女性的发展空间。当前，关于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讨论，以及由于“母职惩罚”而对年轻女性生育意愿和行为甚至对其结婚意愿和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此类刻板印象的社会产物。
“青春靓丽”的年轻女性形象看似被赋予了更多的褒扬，实则同样是传媒流水线上的产品。这类符号化的美女形象，不仅成为时尚娱乐的消费对象，更绑架了包括女性自身在内的社会审美。青春和美丽被视为资本，成为不惜耗费巨资和甘冒风险追逐的目标。女性特征被反复强调和不断扩大，从而凸显了男性的需求和视角，女性的主体性被忽略。诸多女性渴望留住青春、永葆靓丽，进而对中年女性的家庭生活充满了恐慌与畏惧。当女性的年龄逐渐增加、由青年变为中年时，社会对女性的评价以及女性对自我价值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被媒体聚焦并放大的细纹和眼袋，“长期装嫩、强做小花”的无情揭露，既是对女性年龄的歧视，也展示了中年女性比青年女性遭遇更加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的现实。众多的中年女性在刻板印象之外被轻视、被忽略。
中年女性形象的再生产：传统文化与社会机制
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来源于传统和现实两个维度，由女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评价综合塑造而成，其根本在于女性的身份角色和行为规范。概言之，“贤妻良母”的中年女性形象，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有其存在的深刻社会机制。
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使中国的父权制文化极为发达，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父权制的家庭制度和文化传统导致了女性的附属地位，“三从四德”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束缚了女性的言行举止，“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阻碍了女性的进一步发展。男权中心意识和话语霸权使得女性在传媒中或者沦为男性的观赏对象，或者成为附属于男性的辅助性角色。这种社会权力等级通过一种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认知归类过程传播了一种价值观，其反映在当代传媒中便是女性的刻板印象。
随着女性广泛参与社会劳动，性格独立、能力卓越的“女强人”“女汉子”等新兴女性形象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类女强人形象与贤妻良母形象相对立，看似是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破除，实则是对原有刻板印象的强化。因为这些新兴女性形象吸收与借鉴了男性形象，显得不伦不类，隐含着褒贬之义。事业强势但感情生活或家庭生活一败涂地，或者事业遇到瓶颈时仍然需要一个更为强大的男性来解救与保护，往往是这类形象的标准配备。由此可见，在父权制文化作用下，女性形象被大众传媒遵循文化陈规加以编排和塑造。尽管现实社会中女性发挥的作用日益增长，但由于女性在公共话语体系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女性形象仍被作为男性主角的点缀和附庸，具有被消费和刻板化的特点。
“贤妻良母”中年女性形象的基础是社会生产方式产生的性别分工。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人类的活动区域相对狭小。作为一个基本的生产单元，家庭中的男女两性需要同时参与生产劳动，性别分工一般遵循“男耕女织”模式。而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大生产促成和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全职太太一度成为欧美现代城市家庭女性的主要形象。这一形象在后现代社会才有所改变，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婚姻家庭形态的革命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劳动参与方面丝毫不逊于男性。但在快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下，文化的滞后性和依赖性使得“贤妻良母”的中年女性形象仍相当顽固，呈现出形象与现实严重脱离的特点。例如，当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客观上要求家长承担辅助学校教育的任务。在父母双方都需要工作的情况下，“做家长”往往成为中年女性而非男性的主要职责，因为男性的工作成就和女性的家庭付出仍被视为理所当然。家长会上高比例的妈妈群体，以及关于“丧偶式育儿”或“诈尸式育儿”的讨论，显示了男性家长在中国家庭教育中的缺位。
大量研究显示，中年女性一般是家庭中孩子和老年人的主要照料者；而老年女性则是其配偶和孙子孙女的主要照料者。贯穿生命历程的女性承担主要照料者职责的现象是性别不平等机制在家庭中的呈现。即便近年来男性在家庭中的责任被不断强调，总体上对家务劳动的贡献显著增加，但也始终无法真正打破中年女性“贤妻良母”的刻板印象。面对迅疾的社会变迁，巨大压力下的男女两性有时面临激烈的竞争，形成两性间的巨大张力。在有限的资源和机会条件下，蕴含在女性形象背后的性别不平等机制蠢蠢欲动，“女性回家论”的老调时不时会被重弹。对于一些大众传媒平台而言，推崇单一化的女性形象是更为保守、风险更低的选择。单一化的女性形象背后是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它与其他社会机制交织，共同规训女性的社会行为、发展方向以及价值判断。
女性的自我认知对于女性形象的再生产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自我认知是对自己的洞察与理解，包括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教育是提高自我认知能力的重要条件，但长期以来，女性普遍缺乏受教育机会，致使其受教育程度低，因而更易于在浑浑噩噩中接受社会分配的角色，呈现逆来顺受的特点。自我认知特别是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相互影响。中年女性的自我认知不仅源于自身的性别特点，更源于社会对中年女性的群体塑造。从对“妇人之见”的轻慢，到“河东狮吼”的调侃，再到“徐娘半老”的感慨，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在文化和实践中点滴成型。在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形成了男女地位不同的思维定势，自觉地站立在男性身后，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心甘情愿地承担奉献者和支持者的角色。这种女性集体无意识的生存状态，不仅体现为主动屈从和示弱于男性，还通过代际传承被复制和扩散。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的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根源，就是社会性别不平等文化机制下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为了获得男性后裔殚精竭虑甚至不择手段。总之，女性自主意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
学习能力与就业困境：后喻时代的中年危机
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源自年龄和性别的双重挤压。年龄挤压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并不区分性别，“油腻中年”的标签往往针对的是男性，也是一种刻板印象。
中年是一个压力重重、充满危机的年龄。虽说不一定“人到中年万事休”，但中年危机是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的一段或明或暗的心路历程。“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身体健康的每况愈下、职业生涯的瓶颈期等同时横亘眼前。在人口老龄化形势迅猛发展、老年人口数量激增的背景下，中老年人的危机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从生命事件累积效应来看，狼狈中年后往往紧跟着弱势老年。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科技、网络化、信息化对于年轻人而言是与生俱来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技能，对于父辈而言则需要不断学习。人类社会进入“后喻时代”，知识不再主要由长辈传授给晚辈，更有可能的是晚辈传授给长辈。在这样的时代行进中，中年具有被低龄化的趋势，而且与学习能力构成紧密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若不再具有如饥似渴的学习欲望和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就会被视为进入落伍、怠惰和不思上进的中年了。有相当一部分30多岁年轻人的焦虑症源于年龄带来的危机感和新技能带来的压迫感。
就业困境是中年危机的另一个主要压力源。一则“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你可以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是有车有房有娃的那些”的段子，映射出中年的不堪与不易。虽然年龄歧视被严令禁止，但从招聘广告上仍可以看到年龄的分明界限。已经成为专有名词的“4050人员”，就是指劳动年龄人群中40岁（女性）、50岁（男性）以上，具有强烈的就业愿望，但因自身就业条件较差、技能单一等而难以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的劳动者。这一类人群在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时期或纷纷下岗失业，或需要转业安置。虽然国家出台了各项政策进行优惠补贴或扶助，但这些人群的就业困难并不能被轻易解决，直接影响了其家庭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现实中，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一旦失去原有工作，便很难再找到新的岗位，他们是对失业风险感知最敏锐的人群。
在同样的年龄挤压中，女性承受的压力更大。性别上的生物学优势使得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一般高于男性，但就业遭遇的瓶颈时间却比男性早10年。中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仍遵循的是1978年国务院关于干部和工人退休的相关暂行办法规定，即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性60周岁、女工人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工作条件或身体健康情况特殊的，男性满55周岁或50周岁、女性满45周岁即可退休。退休制度中的性别差异原本是为了体现对女性职工的保护，但在寿命普遍延长、健康状况大幅改善的现实中，反而造成了对女性工作权利的一种侵犯。比如，在一些地方，女性早于男性退休往往成为女干部获得进一步提升的天花板因素。
破除中年女性刻板印象，应从尊重女性价值、完善保障体系、重塑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着手
“贤妻良母”的中年女性刻板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对女性整个生命过程加以塑造和建构的结果。从孩提时期的“过家家”游戏，到男女有别的行为规范教育，再到就业时的性别隔离与歧视以及结婚、生育等生命事件，都充斥着女性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家庭中、应该更多地承担照顾孩子和老人的责任的选择逻辑。性别不平等社会机制下的女性生命历程，在年龄和性别的双重挤压下，进一步加深了中年女性遭遇的性别不平等，进而维系着既有的中年女性刻板印象。一旦女性脱离这个生命轨迹，就会被视为离经叛道，特别是在中年时期，会承担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面对难以调和的家庭矛盾以及自我认同的困境。因而，女性在工作上表现不如男性被视为正常态，尤其是中年女性，其社会价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多样化的人生选择逐渐被单一化，最终以“贤妻良母”的社会期待面貌出现。
破除和改变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应从尊重女性价值、完善保障体系、重塑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着手。
尊重女性价值，包容个体发展多重路径。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体越来越突破集体主义和家庭主义，不断追求自我独立价值的实现，女性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悄然兴起的个体化趋势与更加包容的社会环境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展现机会。一方面，在个体化趋势下，个人试图脱离家庭的束缚，追求更加自由的生活，“独立”“个性”“自主”等标签成为新生代形象创造的典型代表，“独立”“自信”“成熟”的成功女性形象也随之呈现。在义务教育几乎全面覆盖、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只要拥有过硬的工作能力、良好的业务成绩，无论男性或女性，都可以获得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个体化趋势下隐含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个体的分化。摆脱集体主义和家庭主义的一个代价，是个人面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集体和家庭的保护屏障后移或消失。在经历高风险时，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性别不平等机制使得一些女性主动选择做“贤妻良母”，以获得相对安全的环境。“寻找霸道总裁”“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小女人”“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现象，在更加包容的社会环境里也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理解。由于“贤妻良母”形象建立在高度重视女性的家庭价值而忽视女性的社会价值之上，有一些较为极端的女性主义者把家庭视为女性的囚笼，高度赞扬女性的社会价值而贬低女性的家庭价值，这种矫枉过正同样与女性的多元化诉求相违背。实现女性形象多样化，应尊重女性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包容、保护和开拓女性发展的多重路径，重视女性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价值表现，营造有利于女性自主选择的社会氛围。
完善保障体系，建立社会性别平等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善民生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加强与完善，有助于促进家庭功能的社会化，有助于改变当前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老人照护、幼儿抚育等问题既是新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也是家庭内部分工最为束缚女性社会价值发挥的羁绊。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下，身负“贤妻良母”社会期望压力的中年女性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家庭，多元化的女性诉求被压制，一些事业与家庭难以兼顾的女性在综合博弈中往往为了家庭利益而不得不放弃工作，退守家庭、抚育孩子、照护老人。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养老、抚育等功能有更多的替代选择，女性的多样化诉求会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满足渠道。平等是人类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之一，而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刻板印象与父权制文化下的社会性别观念密不可分，因此破除中年女性刻板印象的根本之策是建立社会性别平等机制，使所有人（不分性别）都可以自由发展个人能力、自由作出选择，使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行为、期望和需求均能得到同等考虑、评价和照顾。社会性别平等机制的建立需要在观念、制度和实践方面不断发力。
重塑社会文化，展现时代女性多样风采。福柯认为，“话语即是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而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网络化时代，大众传媒成为话语的最主要表达渠道，也是社会文化的展示窗口，直观地呈现出基于社会经济关系以及现代价值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的两性关系。无论是“贤妻良母”还是聚光灯下言行被放大和传播的演艺界女性明星，都只是反映了一部分女性的社会现实，并不能代表女性群体的整体样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参与率等指标衡量女性的社会地位变得日益普遍，这都为社会文化的重塑和刻板印象的破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丰富了社会信息系统，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利。展现中年女性的多样化形象，需要提升女性在现代传媒中的叙事地位。大众传媒要客观展示与事实相符的女性社会状态，从关注女性的外表走向关注女性的内在世界。女性自身也应重构自我认同，充分利用自媒体的优势，表达主体话语、伸张自主意识，多渠道、全方位地展示新形象和新风采，努力破除刻板形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郑航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家庭转变研究”（项目编号：16JJD840013）阶段性成果】
责编/刁娜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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