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时代。不论曾经的民族强盛还是新时代的民族复兴，人民凝聚力都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人民凝聚力作为中华民族的内生性精神力量，孕育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是文化逻辑作用下的客观结果。从功能性角度而言，文化是人民凝聚的媒介，从价值性角度而言，继往开新的文化能够适应人民凝聚的现实需要，为民族复兴奠定深厚根基。鉴于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需要厚植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沃壤。
文化是人民凝聚的媒介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会。一个社会无论是和谐还是冲突，稳定还是动荡，善治还是乱政，都是对社会内部凝聚力最直接、最真实的呈现。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所释放的社会和谐、稳定、善治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所有社会健康发展的目标。而人与人之间规范、有序、高效的交往互动就成为增强社会凝聚力，以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绝大多数人所共认的价值准则和规范为媒介，而这正是文化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为社会公共交往提供根本的价值准则，发挥着促进和规范公共交往、进而凝聚人民的媒介功能。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均是如此。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都秉承的爱国价值准则就是力证。《礼记》有云：“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强调在社会交往互动的价值排序中，个人的名誉与利益追求要服从于爱国价值准则。转换到当代文化视域下，爱国依然是凝聚人民的精神纽带。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广大建筑工人不计日夜，抢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展现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各地医护人员不顾安危决然援鄂，感动中国的“最美逆行”就是对当代爱国主义价值准则的实践诠释。疫情面前，爱国成为全社会共认的价值准则，以爱国为媒介凝聚的中国人民爆发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爱国主义激发了群众的国家责任感、使命感、认同感。由此可见，以共同的文化为媒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才有价值规则可循。人民对文化承载的价值规则发于心，践于行，将形成强大的内生性力量——人民凝聚力，社会和谐、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皆依乎于此。
国家统一需要文化提供社会共认的价值准则作为社会交往互动的媒介，人民凝聚力则熔铸于文化传承与民族强盛的相互成就之中。探究历史背后的文化逻辑，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文化本身而言的确是繁荣发展的象征，但是对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而言却并非如此。百家文化争鸣的背后是诸子各自价值理念的张扬与相互博弈。正如《汉书·艺文志序》中所记：“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百家都欲将自身的价值理念确立为整个社会共认的公共交往价值准则，以文化人，为国家统一提供文化维度的合法性，为社会稳定提供人心凝聚的基础。但是，争鸣的结果并非人心凝聚而是社会撕裂，整个国家陷入礼崩乐坏之后价值准则重建的困局，社会公共交往行无规矩，莫衷一是。因此，为社会交往互动设置稳定的价值准则，恢复和保障公共交往秩序，在培育文化认同与归属感中凝聚民心，就成为封建王朝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统一的必然举措。鉴于百家争鸣致使社会撕裂的历史教训，汉武帝将儒家文化定于一尊，儒家文化被国家制度化为社会公共交往的价值准则，之后的王朝虽有更迭，但是整个封建社会却始终以儒家文化为公共交往价值准则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以儒家文化为媒介的社会良性互动中，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庆历新政、永乐盛世等都成为民心凝聚、万邦协和的历史巅峰。
凝聚人民需要继往开新的文化
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各子系统都要不断新陈代谢，保证自身的生命力，整个社会有机体才会焕发出勃勃生机。文化是社会有机体的经脉，文化的生命力孕育于传承、发展、创新之中，而文化的生命力则决定着人民凝聚力的强度。
纵观中国历史，儒家文化为封建社会的公共交往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价值准则，正如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所指出，它被“过去的人们作为生活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为多数的先民所信奉，能够激励人心，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以儒家文化为媒介，百姓民心凝聚，言行有据，这极大地降低了国家治理成本。但是，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当儒家文化内涵的价值准则支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运转则形成了对儒家文化逻辑的路径依赖，并最终陷入了锁闭状态而难以自拔。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在这种自我封闭固化中不断流失，儒家文化的社会凝聚力渐趋消退。这一问题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则暴露得更为充分。1840年，西方列强打开清帝国国门，民族衰败、国家危亡的背后是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危机，然而根源性的问题却是文化危机。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先是器物层面的，再是制度层面的，最终是“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1840年以来的中西方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异质性文化的碰撞。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儒家文化建构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以血缘伦理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宗法价值准则，封建王朝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国家政治层面以“三纲五常”为政治价值规范。而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建构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反映在社会层面是以资本为纽带的“理性经济人”价值准则，上升到国家层面则呈现强权即公理的政治价值规范。不可否认，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新兴资本主义的强势文化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为社会提供了更为高效的公共交往价值准则。以市场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爆发出了比中国封建王朝以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文化更强劲的社会凝聚力，这也让西方列强在对华殖民过程中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国民凝聚始于民族意识之觉醒。梁启超曾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从梁启超的历史感慨可见，近代以来民族意识觉醒和凝聚起始于中日甲午一战。换言之，在此之前，儒家文化的社会凝聚力已在自我锁闭中消耗殆尽。要走出儒家文化锁闭状态，需引入外在变量推动文化的发展创新，重新唤起文化的社会凝聚功能。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各派力量都对国家未来的文化出路进行了探索：封建守旧势力固守儒家文化藩篱已被历史所淘汰；资产阶级力量则倡导全面西学以启发民智。然而，文化的发展创新，按照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论述，并非是人们“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亦或说，文化的发展创新固然不能困于传统窠臼，但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更不是全盘西化。因为，但凡文化，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最终只有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了将文化功能维度的一致性、价值维度的继承性和历史维度的创新性相统一的继往开新之路：以时代为经，以国情为纬，继承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相通，符合中国人的认知特点、伦理传统、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既具有中国气派又符合世界文化潮流的传统文化精华，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媒介，凝聚全党、全国、全民族力量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在带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实践中，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社会动员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认同感、归属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了凝聚人民的中流砥柱。
新时代厚植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沃壤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生态良好，更需要文化凝聚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代表西方文化的美国梦鼓励个人在个性张扬中成就自我，而中国梦则是通过凝聚人民的创造力实现民族振兴。人民凝聚力始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元”动力。
然而，在中华民族不断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新时代，伴随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经济体制转轨、社会阶层分化、利益格局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多元、多样、多变，凝聚人民思想价值共识比任何时代都来得更为迫切、强烈。凝聚力量，构建共识，以文化自信铸就民族复兴，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使命担当。
文化的生命力决定着人民凝聚力的强度。文化的生命力在发展创新中持久绽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意识形态是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凝聚人民创造力的文化表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所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地位，为人民的思想共识提供根本的价值导向，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就是要坚持文化自信，以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汇流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凝聚人民的思想共识和实践决心提供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要努力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在回应时代和群众实践诉求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和升华，以新的价值内涵丰富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的活力。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在开放创新中焕发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民族复兴的历史命题本身就已经意涵了文化创新的要求，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保持自身先进性的要诀，它将为中国人民凝聚力不断增强提供坚实的文化保障。而文化创新是在交流、交汇、交融中实现，对于异质性文化只有秉承开放包容的价值心态，取精华而去糟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扬清抑浊、推陈出新，构建民心归属的文化家园。
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则是从方法论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凝聚人民进行的规定。文化的使命是凝聚人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民族文化是人民情感联系的纽带，只有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的情感和心理归属，才会有人民创造力的凝聚。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必然承载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属性。人民群众是民族复兴力量的源泉，而引起人民群众共鸣的文化才能凝聚民族复兴的力量。所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与人民“视域交融”。要以开阔的视野选择能够触动大众视觉神经、激起大众情感波澜、引发大众思想共鸣的文化话题，努力提高具有强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最大限度地达成人民群众的文化价值共识。要在尊重人民群众文化选择自主权基础上，引导他们的文化认同坚定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靠拢，厚植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沃壤。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内生于文化传承之中，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是文化发展创新的巅峰。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沃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亦将成为中国人民在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深厚根基。
（作者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方向”（项目编号：18SYL001）和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四川大学）2020年度课题“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素养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ZZD02）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责编/于洪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