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提高了人类交往的频度和社会运行、治理的效能，但同时产生的“智能官僚主义”也不容忽视。从技术角度来看，智能官僚主义的产生原因和运行机制在于，网络技术本身的“技术逻辑”与社会运用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
数字技术“授权”与网络权力
技术批判理论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曾用“授权”（delegation）概念来解释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对技术的控制与对社会的控制是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必须要认识到控制社会的力量除了来自于各种社会斗争的场域之外，还来自于技术自身的作用和影响。例如，自动门闭合装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把自己的某种“权力”“让渡”或“授予”给了这种技术装置。
技术批判理论进一步认为，这种对技术的“授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编码”“解码”“再编码”的过程。过去，世界上有两种大规模计算机网络——因特网（Internet）和法国的小型电传（Minitel），这两种网络最初的设计目的是促进诸如科研数据和航班时刻表之类信息的流动，但由于用户的“干预”，最终都发展成了可以进行个人通讯的媒介。这里，用户改变的不仅是计算机网络的用途，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正在逐渐改变的“社会模式”。
如果沿着技术批判理论的这一思路进一步分析，我们同样也可以说，网络之所以产生某种控制人类行为的效应和权力，是因为人们赋予了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网络数字化技术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智能官僚主义的本质不是纯粹的行政管理逻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化改造的“技术”逻辑，表现为人们授权网络数字技术后，其反过来对人们施加权力并产生影响。这也给我们消解智能官僚主义提供了一种思路：人们在构造网络（技术）、给网络程序编码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本，以数字网络人性化为基本遵循。
智能官僚主义的技术动因与模式“泛化”
智能官僚主义不是单指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现象，而是由网络技术带来的一种“泛权力”“泛官僚”现象，是一种由“技术合理性”而产生的一种社会、行政或管理的“似合理性”现象，是一种广义的行政社会行为。智能官僚主义可以有多种“症状”，如：
数字化 → 数量化。数字化与数量化不同，前者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基本前提，信息只有经过数字化处理才能得以计算和网络化。但由此也会致使人们把一切事务都“数量化”，只注重数量标准而忽视信息质量，如只关注信息的比特数和所谓的“粉丝”数等等。
格式化 → 形式化。网络信息的传播首先要服从于信息技术的“格式”，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即不同的操作系统或文件格式。但在“格式化”的同时，人们的社会行为也往往不可避免地要按照统一格式进行，这就形成了标准化、形式化的行为模式。
可视化 → 虚拟化。网络数字信息可以反映“现实”“实在”，但其反映的并非就是“现实”“实在”，两者间的区别往往由于计算机“虚拟现实”（VR，Virtual Reality）、“增强现实”（AR，Augmented Reality）、“混合现实”（MR，Mixed Reality）等技术的运用而被模糊了。所谓的“有图有真相”，日常行为和行政活动“留痕”应该就属于这类智能官僚主义。
自媒体化 → 泛化（即官僚主义普遍化和基层化）。在“网罗天下”的今天，人们是计算机网络程序的执行者和使用者，智能官僚主义不再是体制性或领导层问题，而是一种流行于基层干部中的普遍现象。
链接 → 失调。网络技术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链接”，把各种分散的信息源连成一个互通互联的网络。但随着链接对象越来越多，行政系统会越来越复杂，行政协调能力的“耐受性”和机能也会越来越低。
集成化 → 集权。各行政部门、单位和企业等在信息化的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需求运用各种软件系统。由于这些软件系统是逐步构建和投入使用的，很难做到完全由一家供应商提供，因此需要系统集成，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控制技术等综合运用到网络工程中。但在技术上提高系统整合效率，会带来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如果完全使用某个单一系统，这种集权化趋势则会更加明显。
模块化 → 条块化。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中，“集成”和“模块化”是并存的。模块化就是一种把复杂系统分解为更好的可管理模块的方式，模块是可组合、分解和更换的单元。在各模块的功能和操作代码存在差异，各模块执行权力属于不同的技术或职能部门的情况下，如果模块间技术和行政权属协调不畅，则会形成一个新的网络上的“行政区隔”，使得公众似乎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迷宫似的官僚机构”。
上述现象的前列可以说是“技术”规制，后列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交往”或“行为”模式。后列现象多多少少与数字技术的特征相关，至于数字技术的哪个（些）方面直接或间接产生哪个（些）社会现象，因其过程的复杂性和相关因素间的作用的多样化，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
智能官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的一种新的社会集权、僵化管理程式和人际交往病症，但绝不能就此一概否定数字信息技术总体上的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和对人们交往行为的积极功能，不能否认其所具有的，而且是主要的、正面的、合理的社会行政管理模式的进步作用。这里存在的关键问题，一是技术规制向行政官僚体制的转换是不是一个纯粹自发的过程？二是按技术规制形成的行政体制是否仅仅可以用“好”“坏”（或“合理”“不合理”）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来加以判断？我们对此表示怀疑，一来这种转换不是纯粹的自发过程，而是由人们构建的。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使得这种转换朝着“好的”“合理的”方向发展。二来对其所带来的诸如智能官僚主义现象也要辩证地分析，在肯定网络技术带来的主流积极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其不可避免地产生的负面影响。关键是要找到产生智能官僚主义等现象的真正原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破解技术规制产生行政官僚体制的难题。
建构主义思路下智能官僚主义的“消解”
在技术批判理论家看来，技术不是“中性”的，而是一开始就是人们的“建构”，即技术代码（code，规则）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技术客体等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既要遵循技术本身的客观规律和规程，又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技术代码进行重新“编码”。因此，在考虑如何消解智能官僚主义这一负面现象时，我们可以确立下述基本思路。
第一，技术不是“中性”的，其代码（规则）是由人建构的。这里要解决的一个误解是，人们往往认为“建构主义”是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主观主义，即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构造他们想要的技术代码（或规则）。实际上，建构过程不是单纯主观的或唯意志论的，它是网络参与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众人“合力”的产物，因此每个网络参与者都有消解智能官僚主义的义务和责任。
第二，技术逻辑不是单一的。因为技术形态和技术运用本身就不是千篇一律的，就网络数字化技术而言（例如各种手机APP），其运用范围和效果也是纷繁复杂且因人而异的，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化和扩展，新的技术运用会不断涌现，带来不可预测的社会影响。治疗智能官僚主义没有“万灵之药”，需要不断探索新的“疫苗”和诊治方法。
第三，我们可以摆脱“宿命”的技术权力。随着网络技术、智能化技术等的发展，人们将赋予技术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和“权力”。但是，行政行为完全依赖于计算机等智能技术决不是技术发展的初衷和目的，反之，网络技术应该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实现技术人性化。
第四，技术与政治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为了消解智能官僚主义现象，网络信息技术专业人员需要克服只讲“技术”不讲“政治”的倾向，跳出纯技术的藩篱，在更广泛的视域中理解网络信息技术的社会意义和未来发展趋势。
结语
对智能官僚主义的这种分析，在技术批判理论中可以称作“技术政治学”分析或网络信息技术的“微政治”分析。所谓网络技术“微政治”分析，就是不要把政治行为看成与普通网民无关的宏大叙事现象，而是要看作是技术—社会、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在当今网络社会中，对官僚主义的微政治分析非常迫切和重要，它是消解智能官僚主义的必要途径之一。
此外，从网络信息技术的内在逻辑或数字技术（代码）的分析到社会行政和治理中出现的智能官僚主义（数字形式主义等）的探源，可以发现，这种从技术向社会政治的转变其方向不是单一的，即不是非好即坏的二元论，而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智能官僚主义只是其转换过程中的一种负面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一种“必要的”现象。而从这种“必要的”（或“类合理的”）智能官僚主义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社会政治“批判”决不是全面否定网络信息技术的社会运用，而是一种“建构”性的反思。既然在网络信息技术发展中人们就已经开始赋予技术代码（规则）某种权力，那么在由技术规制转向社会运用的全过程中，公众更可以对其加以干预。说到底，这是一个由“技术民主”向“社会政治民主”的“再编码”“再构造”的过程。
【本文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加]安德鲁·芬伯格著，陆俊、严耕等译：《可选择的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加]安德鲁·芬伯格著，韩连庆、曹观法译：《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李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洪佩郁、蔺青译：《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
[5][美]兰登·温纳著、杨海燕译：《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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