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据技术在各国疫情防控中都发挥了突出作用。疫情之后，数据技术将以其在风险预警、辅助决策和精准施控等方面的卓越性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组分和使能工具。数据技术能够促进制度建设和技术治理效能转化融合，巧用制度优势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冲击，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灵敏度、韧性和反脆弱机制。
关键词: 数字治理 后疫情时代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如何以数据技术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数据技术在各国疫情防控中都发挥突出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涉及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现代化，而且也与新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以及政府治理的领导力、人民群众对制度和政府的信任高度相关。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据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中的创新应用，包括将健康档案数字化、利用智能手机附件读取生命体征和做心电图、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将这些生命体征实时传输到云端、大规模进行基因测序以及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学针对和药物研发等等，为我国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逐步实现复产复工和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不仅有效推动了联防联控决策的高效实施，而且大大提升了中国在疫情防控等公共事务领域的全球领导力。数据技术以其在风险预警、辅助决策和精准施控等方面的卓越性能，注定在疫情之后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组分和使能工具。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世界其他国家在尽力发挥其在应对重大危机事件的体制机制优势的同时，都采用数据技术来助力疫情防控。英国政府最早资助科学家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创建流行病计算机模拟中心，将数据技术应用于流行传染病的预警分析和政府治理决策。新加坡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间推出名为TraceTogether（“共同追踪”）的应用程序，利用蓝牙记录不同手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和时间，追踪接触者，允许足迹健康的人自由通行和复工复产。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则援引“紧急法令”授权以色列安全局部署监控技术以追踪新冠肺炎患者，以确保疫情防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欧盟一些国家在反复权衡数据技术对个人隐私与健康保护的利弊之后，也相继推出旨在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应用程序，确保社会公共治理目标的达成。
用数据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当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我们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是如何应用数据技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首先，考虑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据技术作为“正在孵育成长中”的技术形态，以及其创新发展所面临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即技术的社会控制困境)，我们无法在当下或在其技术生命的早期阶段对其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应用的风险及社会后果进行预先判断和有效防控。因此，理性的选择是认真总结数据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细致检视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重大危机管理中存在的体制机制短板。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先试先行的策略，逐步开放设立数据技术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国家治理领域综合应用的场景或“试验场”，通过“干中学”来应用数据技术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智能化水平，让数据技术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非常规经验转换为常规化的治理策略，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基于应用场景的深度学习试验和数据驱动的应用研究，很可能引出许多有价值的基础研究问题，进而为我国的数据科学家在相关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逆向突破，做出原创性理论贡献创造得天独厚的技术条件。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我国数据技术创新的政策更多聚焦在民生领域。疫情后，迫切需要数据技术服务于产业恢复和经济成长，而且期望数据技术成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杠杆。如果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和适时调控等多种策略，在鼓励数据技术赋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鼓励其在国家治理和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集成创新和示范应用，并加快推进数据技术与社会公共治理的深度融合，率先打造以智能政务、智能服务和智慧管理等为特征的智慧政府，不仅能够整体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促使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型，而且有可能培育出我国智慧经济实现弯道超车的生长点，进而为我国实现数据技术革命和智慧经济繁荣导入强大的创新动能。
其次，作为一种使能性的技术体系，数据技术正在促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出现革命性变化，其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预示着巨大的商业潜力和美好生活前景的同时，也引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相关技术“双重应用”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比如隐私保护、算法滥用、非法监控和社会歧视等，亟需要政府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面对和协同治理。国际社会和一些企业与社会组织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考量，相继发布了各种促进“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伦理指南和治理原则，旨在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及其创新发展的道德化。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将数据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保证其在国家治理的创新应用负责任地推进，不会非法侵害社会个体的隐私和正当权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数据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目标导向是社会公共服务而不是社会监控，必须尊重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人民群众的隐私权，以构建负责任的国家治理体系，使人民群众能够充分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自由富足的美好生活。
再者，数据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必将赋能政府精细化管理，简化公共服务的申办和审批流程，减少暗箱操作和设租寻租行为，提高公共治理的透明度，让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更有效率、更富有智慧和人性。考虑到数据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多学科性、利益攸关性和全局性，国家有必要设立“数据技术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调领导机构或委员会”，建立数据技术适应性社会治理的平台或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为数据技术负责任地应用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框架和道德基础。该机构可以定期就数据技术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国家治理中创新应用过程中出现的战略和政策问题，如数据的网格化精细治理和数据共享问题、相关技术应用的立法和居民的隐私保护、数据技术融入社会治理过程的风险预警及监管等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另外，引导利益相关者交流对数据技术与社会融合的观点和诉求，探讨预防和解决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新机制，检验相关伦理指南和原则的适用性，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和伦理冲突，为数据技术友好融入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社会治理体系，营造服务导向型的、包容性的数据技术友好的创新文化。
总之，数据技术创新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形式，而且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工具。让数据技术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制度建设和技术治理效能转化融合，巧用制度优势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冲击，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灵敏度、韧性和反脆弱机制，不仅是惠及社会所有成员、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大创新实践，也是十几亿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良好意愿。可以预期，历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严峻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随着数据技术创新应用焕发出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和领导力，为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优势和组织保障。
【本文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北京市科协“前沿科技伦理与公共政策智库基地” 负责人、首席专家】
责编：董惠敏 / 王茂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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