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锁利铭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作为满足人类生活、生产与发展需要的集聚空间，城市是代表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其治理能力的高低则关系到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中国的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政策在近五年内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变迁与升级。从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提出“尊重城市规律、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再到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可以看出这三个阶段是不断升级迭代的过程，第一阶段是突出“城市治理”，强调从传统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的升级，重点解决城市病问题；第二阶段是通过提升城市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现城市的扩容；第三阶段是在遭遇外部冲击下，对城市生命体健康生长规律进一步思考与总结，以维护城市生命体的健康与生长。
城市生命体在自然系统、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之中存在着广泛的约束，城市治理的创新需要承认有限性、克服有限性，在考虑生命体有限性特征的约束下进行创新，而创新的途径体现在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结构关系实现有效运转以及整个体系的升级与变迁。
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与行政系统融为一体。治理体系包括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行政系统三个方面，而体系的变迁则体现为三者的结构关系。自然系统是由一切给定的自然资源、环境的原生性物质构成；社会系统是由以人的生存、发展形成的社会文化、习俗、规范及其互动的关系构成；行政系统则是以政府为核心，作为公共代理人身份出现的一系列公共组织，及其政策、制度与行动。城市治理的前提与基础性问题是如何将行政系统纳入自然和社会系统，形成适应城市生命体的生存与成长的生态环境。这样一来，就比较好理解发展方式转型对城市的意义，增长方式来自行政体系的决策与激励。
生命体下的网络对行政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连接所组成的结构，其性质是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组成的神经网络，节点就是网络中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之间交互连接组成复杂的网络体系，这种连接的牢固性因反复使用而增强，因失用而减弱，这种网络具有自学功能、鲁棒性、容错性以及并行分布式处理等特点。于是，作为神经网络的城市生命体治理网络呈现出全新的任务、属性与结构，网络连接的对象需要从局部到全局。在对象上要实现全向连接，也就是要实现所有要素之间的互联互通，包括形成体内网络和体间网络。全向连接需要对现有行政体系“上下同构、左右对等”的连接方式加以创新，实现“非对等、非隶属”主体间的有效连接。网络连接的强弱决定于各治理主体之间信息、资源等交换与共享的需要。网络连接的性质，主要体现在主体之间的冲突、竞争、合作、协同、协调等，在城市生命体连接的性质上则更加强调协调的作用，就是在主体间无论是竞争和合作，都减少无谓的福利损失，也就是在承认人与社会组织的有限理性追求个体最大化的动机下，通过协调的引入，实现个体间连接行为对公共目标与价值的促进作用，从而降低资产专用性带来的连接风险。
在城市治理的网络结构方面，治理实践中的功能协同，并非由行动者独立个体组成的单个网络，由于每个行动者都来自既有功能网络，功能协同是由一个个既有的功能网络重新连接而成的，于是生命体治理网络结构本质上是通过多网络交互实现功能融合，属于超网络（Network of Network）。超网络直观来说，就是网络的网络，包含了不同性质的节点和不同性质的关系，具有多层性、多重性和嵌套性，能够描述和揭示各种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揭示同构网络多重关系和异构网络交互关系。不同功能网络之间通过关联机制，将不同网络的信息、资源、社会资本与联合行动进行网间传递、嵌入直至耦合状态。在遇到外部冲击时，关联的超网络根据应激性，产生面向应急问题的强网络连接调动可能动用的功能，而在常态下则保持全功能网络的畅通，保持信息和资源在最大范围的正常流动维持生命体的健康运转，从而实现多场景下“平战结合”的网络动态演变。
城市生命体的提出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是城市治理本身发展回应现实中城市病顽疾、碎片化障碍以及外部冲击的顶层设计方案，从根本上回答了自然、行政、社会在城市的形成、发展与演化中的定位与作用。城市生命体具有生态性、整体性、连接性和有限性，其中有限性是作为能力和周期约束条件，而生态性决定了城市治理体系的范围要包括自然、行政与社会在内的三者高度融合。整体性和连接性则决定了治理创新的目标和途径。治理目标的创新需要克服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中碎片化状态从而实现有效的集体行动；治理途径的创新是形成具有自我感知与演化的神经网络，通过多功能有效传递、嵌入直至耦合，形成超网络结构以应对多场景风险。
要实现面向生命体的城市治理，需要逐渐调整在工业化社会形成的职能专业化分工下，行政系统对城市治理系统的主导与替代。以生态性、整体性、连接性和有限性的思维认识对待城市治理，体系上形成功能分层、多元共生与组织演化。对于功能分层而言，核心是将城市公共事务去行政化，将原有按照职能划分的城市治理体系改造为按照系统划分成政治主体、行政主体与专业主体之间的功能分工，政治主体的功能分工是“决策、动员”；行政主体的功能分工是“执行、控制”；专业主体的功能分工是“处置、应对”，从而将城市事务与城市政治、行政分开，实现专业化事务管理。在此基础上，将更多“非传统”“平等”的主体纳入城市治理体系之中，比如企业、高校、技术社群等原本未纳入城市治理的主体，以降低“行政层级”“行政碎片化”“专用性投资”对主体间连接和网络形成的影响。并以生命体的态度孵化更多连接型组织，以起到对多功能关联网络的连接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