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国家治理”成为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重大课题，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进路突出表现在三个维度：建立科学范式，探索建立治理的范式；深化对“治理”范畴的认知，推进治理制度理论创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治理逻辑，实现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之间的逻辑自洽与他洽。
关键词:国家治理 科学范式 治理范畴 历史逻辑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国家治理理论研究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学理支撑，揭示了治理实践背后蕴含的道理，为创新治理制度做出了哲理分析。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以来，国家治理理论研究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基本面和发展态势可概括为三重进路，本文对此扼要作一介绍，并简述研究进展。
沿着科学的进路研究，探索建立治理的范式
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思维等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人们在国家治理的社会实践中发现或利用治理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各种联系组成特定的系统来实现治理功能的事实、现象和规律，这就有了治理科学。
科学研究的指向和旨趣是无限广阔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形成科学范式。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说，范式是一种公认的模式，是被公认的定律、理论、应用等。国家治理研究的首重进路是在科学领域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研究，其取得的重要进展，一方面是提出一些有助于解决具体治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案，另一方面是开始形成关于治理的范式。
提出科学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灵魂。科学问题是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国家治理的研究领域，科学问题有三类，一是“元问题”，就是国家治理最基础性的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里暗含的科学假设是，中国当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备了值得首肯的基础和潜质，同时还有发展的空间。[1]二是“有解问题”，就是在现实条件下可以通过必要的手段获得研究结果的问题。如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目标、结构及层次等。三是“无解问题”，如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是某种推测，在目前或今后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科学的力量在于应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强大推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其实质也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学术界在研究国家治理理论中注重汲取人类科学文化和制度科学、政策科学、管理科学所创造的成就，将建设治理科学体系和提高科学治理能力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科学研究的路上不畏艰难，奋勇攀登。
现代治理是在国家社会公共事务集成化、复杂化、不确定化的环境中生成的。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能力能否适应构成严峻挑战的环境，能否适用所面临的公共难题及所有情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转型。这就是以科学的思维范式取代传统的思维范式，按照新范式来重构治理，实现治理科学的革命。比如，治理现代化有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强调多样性和动态性，因此，要建立基于“多行动者—多机制—多属性—多结构—多目标”的治理体系，以及构建治理的动态演进和空间调适能力。[2]
治理范式要建立在整个治理系统优化的基础上。科学的治理范式不是众多领域术语的简单抽象和要素的无序堆砌，而是根据一定内在规律建构起来的权威、规范的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理论基础的科学性上，而且体现在实践体系的有效性上。
从沿着科学的进路研究治理的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学术思考、理念发展、现实践行以及理论联系实际，交汇于科学范式的建立、成长和成熟。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提取和概化治理的范式正在经历总体谋划、框架勾勒、边界确定、细节描述等环节，逐步推展到理性转化、实证检验、人机对话等领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可以展望，实现人类第一次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图谱”，将对新时代中国国家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3]
沿着范畴的进路研究，推进治理制度理论创新
“范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范畴这个词出自《尚书·洪范》，“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讲的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方法、规则。在西方哲人的语境中，“范畴”是指那些最重要、最基础的概念。治理研究，涉及的学科很多。国家治理问题涉及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行政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党史党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众多学科。要形成一个具有高度共识的“治理”范畴，需要众多的研究者立论于共同的学术体验，以主客体互动为出发点，对治理现象进行概括提炼、类属划分和结构化，赋予治理范畴某种张力与合力，进而推动研究活动从无序转向有序。
“大道至简。”治理范畴研究为搞明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理提供了理论基础。近年来，学术界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区域治理、协同治理、治理的系统性、治理能力以及治理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很多成果正是在界定“治理”范畴与深化治理基础理论研究中取得的。[4]
治理和管理，一字相同、一字相异，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管理和治理是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中从各自形成、并行不悖，到相对独立、交叉融合？治理是如何从原始混沌状态走向“负熵”和秩序？从近几年的国家治理研究看，这些基本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起点，许多成果在揭示治理本质和研究治理系统演化路径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管理和治理在目的、主体、组织结构、运行流程、法治地位、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目的上，管理的基本目的是以责任为基础的专业职能去追求绩效，治理的基本目的是以秩序为重点的非完全性专业职能维持责权的合理安排与制衡。在主体上，管理的主体是领导者、专职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管理的主体，而且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即被领导者、非专职管理人员、非专业人士（指在本领域，不代表就是无专业者）等。在组织结构上，管理是以科层制和线性结构为主，治理是以扁平化和非线性结构为主。在运行流程上，管理的走向是自上而下为主，治理的走向是自下而上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双向运行。在法治地位上，管理的法治依据是以“下位法”为主，治理的法治依据是以“上位法”为主或上位法、下位法和同位法共同作用。在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上，管理是一种“他适应性”，是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调整相应的产物；治理是“自适应性”，是复合型方法与决策的运用，往往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健康稳步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总体而言，管理到治理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当今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形成面向人民之治的国家善治。[5]
这些区别源于两者实施的基础不同。管理主要是通过权威、权力的关系来实现的；而治理不仅有权威、权力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市场和社会的契约机制来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跨越，说明我国在完善和发展社会制度方面采取了包容性更强的措施，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把改革开放带入了新阶段、新时代。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治国理政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新认识。党带领人民建立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维体系、实践工作体系、话语文本体系和概念范畴体系，将对治理的学术产生深刻影响，使得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治理研究对其他领域的学术理论创新也会产生辐射推动作用。
沿着这条进路继续深化治理研究，必将进一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越性，增强制度自信，推动制度理论、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有效性的理论创新，更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治理学术支撑。
沿着历史的进路研究，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治理逻辑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6]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国家治理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好这一基本问题，必须遵循这一基本规律。近年来，学术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加深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是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三是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这三个基本领域（经济、政治、社会）的改革创新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实现，便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们可以先提取出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然后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提炼出政治治理基本逻辑和社会治理基本逻辑。
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遵循这个逻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主体在政府提供的服务和创造的秩序中、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主经营。
政治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遵循这个逻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和更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状态下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遵循这个逻辑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发展、培育、规范社会组织，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更好发挥党政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作用，使社会成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管理下实现自我管理，享受社会福利，履行应尽义务。[7]
这样，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进路研究国家治理，很多涉及根本性、基础性、逻辑性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认识也将更加深刻。经济是政治和社会的基础，政治是经济和社会的集中表现。这一关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表达为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高度耦合：国家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各自按照内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运行，既表征为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的多样化“百花园”，又形成受到同一个逻辑支配的、多元融合的“一元体”。“百花园”与“一元体”共同组成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具有高度一致性的逻辑“共同体”。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警示我们，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复杂、如何不确定，只要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治理的“共同体”是稳定的、不可动摇的，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败我们。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体”的理念，发挥制度优势和整体合力，补齐治理短板，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治理体系，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中赢得主动。[8]
这条进路研究的意义在于，明确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历史方位，确立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将国家治理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建立在哲学原理的基石之上，从而坚定不移地朝着正确的、科学的路线走下去。
由此可见，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三重进路，分别通过治理的学理分析，夯实治理的科学基础；通过治理的道理分析，坚定治理的道路选择；通过治理的哲理分析，呈现治理的内在逻辑。学理、道理、哲理三个角度展示了治理的科学力量、理性的力量和历史逻辑的力量，三重进路交互融合，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服务，同时为深化研究国家治理理论研究提供指导。
【本文作者为温州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ZDA105）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凤阳：《科学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几点方法论思考》，《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14页。
[2]李文钊：《理解治理多样性：一种国家治理的新科学》，《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47—57页。
[3]曹国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理论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2期，第11—12页。
[4]许耀桐：《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创新成果》，《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8日。
[5]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23—39页、第20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778页。
[7]高小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第9页。
[8]林震：《人与自然关系的“三个改变”》，《人民论坛》，2020年S1期，第3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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