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任期短，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保留好官的传统，明代尤多。清初打击地方乡绅势力，保留官员现象受到一定限制，但康熙朝尚有保留成功的案例。保留官员既有出自百姓真心爱戴的因素，也不乏官场操作等因素。雍正一朝重视官员实际政绩，强调维护官场威严和政令畅行，着重整饬保留官员之弊。乾隆朝之后，保留官员的现象明显减少；嘉庆、道光以来，虚情假意、恶意策划的保留官员事件亦罕见。
【关键词】清代 民众 保留官员 康熙 雍正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A
清人徐珂《清稗类钞·吏治类》记载，杨馝在康熙朝曾任直隶固安县知县，整治永定河时爱惜民力、深得人心。后来杨馝升调顺天府宛平县知县，百姓不舍，康熙巡视京郊时，固安民众跪求康熙让杨馝留在固安。康熙说，另派一好官来固安，一位妇女问皇帝：为什么不将这个好官派往宛平呢？康熙大笑，将杨馝升衔仍留任。但查咸丰《固安县志》，杨馝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任固安知县，不到一年就离任，未见再任。这段佳话虽然没有事实根据，但反映了人们祈求好官的愿望。
自秦汉以后，地方官员由皇帝和中央政府委派，有一定任期，并不断更换，即所谓“流官”制，目的是防止地方抗衡中央。民众留官，即希望本地官员连任。西汉已有相关记载，东汉初更有“攀辕卧辙”“借寇”的佳话。
西汉末年，侯霸为淮平郡（今苏北一带地方）守，保境安民有功。更始元年（公元23年），当政者刘玄遣使召侯霸委用，百姓闻讯，遮拦使者车马，横卧道路，力争留用，此为“攀辕卧辙”典故之由来。东汉开国功臣寇恂曾任河南颍川郡守，治理安民有道，离任后颍川地方混乱。当寇恂随刘秀南征经颍川时，地方百姓纷纷向刘秀请愿“复借寇君一年”，刘秀于是命寇恂留在颍川镇抚吏民。因此，“借寇恂”“借寇”意即挽留地方官，亦有称颂政绩之意。
秦汉到明清，地方官任期的总体趋势越来越短。西汉和东汉王朝初期，地方官任期限制较少，到后来都趋向三年为一任期和考核期。唐代官员的实际任期长于宋代，宋代地方官员的普遍任期不满三年。由于任期较短，宋代地方官员被民众“乞留”的现象渐多，但其中也不乏虚假事例。明代地方官的实际任期较长，不少州县官任期长达九年，这与明代保留地方官的制度有关。如赵豫在宣德五年（1430）任江苏松江府知府，正统九年（1444）应离任，但松江五千余人“列状乞留”，巡按御史上报后，考绩卓异，获皇帝赏赐并升衔还任，共履职十五年。至明后期，吏治败坏，“乞留”作弊现象增多，保留官员遂受到严格限制。到清朝，朝廷一方面对此风气进行纠正整饬，一方面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打击乡绅势力，保留官员在制度层面基本被否定了，但遗风尚存。
明代“乞留”地方官的现象在清初逐渐消失，但康熙初年依然存有降调官员的风习和保留获准的成功案例
顺治和康熙年间，朝廷履兴大案打击地方势力，明代“乞留”地方官的现象逐渐消失，但康熙初年还保留着降调官员的风习。如康熙六年（1667），徐旭龄任湖广道，政绩突出，因公诖误降调，当地百姓保留，经地方督抚核实，吏部议行。康熙九年（1670），御史徐旭龄疏言：“凡降调官员，百姓每每保留，其中不无情弊，请行禁止。”康熙采纳其建议，规定“若百姓保留降调官员，概不准行”，但规定督抚大员可题请保留降调的“清廉良吏”。此后，民众保留降调官员也有成功的案例。如康熙二十年（1681），邓广任山东陵县知县，赈济有方，诖误落职后经百姓保留，得以留任；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苏常州府知府祖进朝诖误降调，“地方百姓莫不同声恳留”，江苏巡抚汤斌也疏请，吏部不准，后来得到康熙特许，“以劝廉吏”；康熙三十四年（1695），山西省平阳府地震，知府王辅救灾措施得力，拟升直隶天津道，经平阳百姓乞留，康熙特许王辅以道衔留任。
虽然有保留获准的案例，但大多数保留官员都不成功。如康熙四年（1665），马万里任河南内乡县知县，廉洁不烦民，次年因“妖僧事”诖误降调，“百姓保留不得请，攀辕卧辙如婴儿之失慈母焉”。奉天人金世福康熙间任江西瑞昌县知县二十年，惠政甚多，因钱粮亏空诖误落职，“士民保留不获”。康熙五十二年（1713）发生的保留山东莱州知府的作弊行为对康熙刺激很大。康熙巡游口外时，有二百余人前来请求保留莱州知府，未获准。到热河时，有五六十人来祈求保留。人数递减令康熙生疑，经审查，这些人都是居住在口外的莱州知府家人指使的。于是康熙接受御史周祚显的建议，禁止百姓保留地方官员、督抚代为题请的制度。康熙认为，若允许百姓“纠党”保留地方官员，“则官必为民挟制”“且令民不畏官，官不畏其上司”，并加大对勾结官府、保留官员者的处罚力度，将他们视同“违背圣训”，杖一百，相关官员则“照枉法赃律治罪”。
康熙朝民众“保留”督抚大员亦见数例。康熙八年（1669），陕西总督莫洛、巡抚白清额因鳌拜党案牵连罢官，陕西百姓和甘肃巡抚等合词奏留，康熙说：“朕思简用督抚，原欲绥辑地方，爱养百姓。今莫洛等，既为地方爱戴，特顺舆情，免其处分。莫洛、白清额俱著复还原官留任。”康熙十年（1671），浙江巡抚范承谟患病回京调理，拟将山东巡抚袁懋功调补。但浙江和山东两省“百姓爱戴，号泣请留，情词恳切”，康熙于是“特顺民情”，各留原任。康熙五十四年（1715），两江总督赫寿应丁忧离任，江宁全城罢市保留，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康熙同意他在任守制。同时，保留督抚也不乏帮派之疑。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山西巡抚噶礼遭参劾，山西学政邹士璁代士民具疏保留，被怀疑“结交抚臣”“朋比营私”，遭刑部调查。
雍正一朝重视官员实际政绩，强调维护官场威严和政令畅行，着重整饬保留官员之弊
受康熙中后期长期儒化政策影响，朝廷对地方势力的高压有所缓和，地方绅士的社会活动较清初稍积极些。虽然雍正时期保留官员的事例较多，但也多伴有聚众、罢市等较激烈的方式。贵州巡抚石礼哈奏曰：“每见大小官员或调或黜，必有棍徒数人倡首，聚众保留，或垒门（堆垒石块封堵衙门）罢市，或雇觅多人，十百成群，装点公举，分投各衙门，投递呈状，种种恶风，各省有之。”康熙朝以后，更罕见有保留成功的案例，这类保留官员主要是粉饰夸张，或者是出于其他目的，出于真心的并不多见。
雍正比较反感保留官员。康熙爱惜清廉官员，保留说辞也称颂“清廉”。雍正重视实际政绩，强调维护官场威严和政令畅行，他甚至认为那些被保留的官员多是“乡愿”之辈。雍正元年（1723），山东布政使佟吉图、粮道余甸被参，他们都是声名较好的清官。当钦差博尔多到山东济宁州城时，百余人前来请求保留。博尔多下村采访，百姓莫不感激佟吉图。但雍正却认为“好不敌罪”，对清廉“好官”亦毫不留情。江苏江都县知县陆朝玑，因是冒籍捐官，按规定于雍正九年（1731）免职。但江都全县士农工商皆惋惜，争相“担柴送米”以表爱戴。雍正认为，人人爱戴即为“乡愿”，并批评报告者两江总督范时绎被蛊惑。实际上，有些亏空钱粮的州县官有意放纵地方拖欠，他们因亏空诖误革职时往往有“百姓情愿代赔”，请求留任，有的甚至是全县百姓愿意代赔。雍正认为，一县百姓贫富不均，不可能利害一致，都情愿代赔，“或系棍蠹勾连，借端科敛，或不肖绅衿一向出入衙门，通同作弊”，并规定如果出现全县人都愿意代赔这种不合事理的情况，将重处为首者。
雍正一朝保留官员展现的弊端较多，有些保留是一些官员为规避较差的职位而故意为之。如雍正三年（1725），贵州威宁府知府姚谦“奉上谕以贵州简易府分补用，即有流棍约聚愚民数十人罢市保留”，有的官员得到美缺离任便少有保留现象。雍正惩处川陕总督年羮尧，他还抱有侥幸心理。雍正三年（1725）离开西安时，年羮尧私嘱陕西咸宁县知县朱炯，企图收买一些人进行“保留”。这件事对雍正触动很大，他感叹道：“凡官员离任，毎有地方士民保留。如果该员在任实有政绩，惠泽在人，爱戴出于至诚，理应赴上司具呈陈请。即或清正廉干之官冤抑被劾，百姓为之抱屈者，亦可赴阙申理。乃迩来积习，无论官员贤否，及离任之有无冤抑，概借保留为名，竟不呈明上司，辄鸣锣聚众，擅行罢市，显然挟制。其中买嘱招摇，种种弊端，皆于地方生事。”他规定，“嗣后官员离任，士民有擅行鸣锣聚众罢市者，除将刁恶之人分别首从，从重治罪外，其被保之员，即系好官，然既买嘱百姓，亦必严加治罪，以儆刁风”。雍正对虚假保留官员的现象予以从重打击。如雍正年间的贪官、四川夔州府知府程如丝，勒索受贿银六万六千两、金九百两，但他刻意将自己塑造成“颇得人心爱戴”的“好官”，雍正三年（1725），他在夔州知府任上遭革职时，张世辉为首鸣锣聚众，“保留不容摘印”。又如雍正十年（1732），福建泉州府知府叶祖烈因贪婪革职，闽县知县前往摘印时，叶祖烈令家人唆使“地棍”呈递文书保留，以挟制官长。
保留武官的现象很少，雍正朝云贵一带地方的高级绿营武官被军民保留的事例突出。清代驻扎地方的绿营武官，除了统辖兵士外，也涉及到一些民政问题，有官员趁机苛派勒索百姓，故而清正廉明的武将受到军民爱戴。雍正三年（1725），云南开化镇总兵冯允中因有旨将调京另用，“兵民感戴情深，闻信之下，遂砌门罢市”，并聚众赴省城昆明巡抚衙门造势挽留。冯允中赶赴新任时，地方绅衿兵民凑送盘费银一千二百两，冯允中苦辞再三，勉强收受。贵州提督赵坤“秉性正直，居官安静”，军民“实心感戴”，雍正三年（1725）调补銮仪卫，部文到贵州提督驻地安顺时，“兵民亦有砌门罢市之举”。雍正虽认可冯允中、赵坤的政绩，但还是坚持更调另用。雍正对武官冯允中和赵坤有褒扬的评价，其他聚集保留官员事件未见其有如此态度。
乾隆朝之后，保留官员的现象明显减少；嘉庆、道光以来，虚情假意、恶意策划的保留官员事件亦罕见
乾隆时保留官员，有些案例是地方势力伸张的表现。如卢焯于乾隆三年（1738）任浙江巡抚，大事无当担，时常奏请减轻百姓负担，又推举不少乡贤名宦，较多保护地方利益。乾隆六年（1741），卢焯被揭发营私受贿，闽浙总督德沛、杭州驻防副都统旺扎尔审理案件时，杭州数百男女为卢焯呼号讼冤，在副都统衙门前击鼓喧闹，要求保留卢焯巡抚任。乾隆十三年（1748），山西永济县民与陕西朝邑、华阴二县民争占黄河滩地，永济县知县费映奎袒护永济县民，被参“长刁溺职”。乾隆认为：“袒庇刁民，必系好名之辈。山右民风素称刁悍，倘谓该县因爱护百姓致被参革，哄然群聚，纠众保留，岂不更滋事端？”因此未将费映奎革职。可见乾隆较雍正对地方让步多些。
嘉庆对保留官员也抱有警惕心态。嘉庆六年（1801），初彭龄任云南巡抚一年多即回京终养父母，云南蒙自进士尹壮图为名臣，当时在籍终养，密奏请留，认为初彭龄清介率属，离任不利于地方整顿。嘉庆否决，还公开批评道：“尹壮图以在籍绅宦，竟敢越分干与本省大吏去留。若各省绅士相率效尤，纷纷保留，成何政体，岂不蹈明季恶习乎？”嘉庆十四年（1809），山西榆次县知县邹澍宁刚上任即明断积案，但不久因诖误革职。榆次县文生李作枢等人赴京具呈恳留，嘉庆严审了这些生员，经查并无情敝，邹澍宁确实洁己奉公，办事勤慎，最后同意革职留任。嘉庆二十三年（1818），山西太谷县知县陈履和丁忧离职，士民再三恳请服阕后仍留本任。嘉庆说，“直省牧令在官贤否，其去留权操自上，非士民所当干与”，不许山西巡抚上报请求。
道光以后，留官的现象也偶有记载。如杨国翰于道光初年离任浙江奉化、诸暨两县时，百姓“匍匐乞留，号涕阻道”；直隶抚宁县知县许梦兰于道光十九年（1839）离任，“士民祖帐攀辕，追随十数里而不忍舍”。左宗棠在福建办海军，设船政学堂，去任后“绅士再三禀留，均未允行”。嘉庆、道光以来，虚情假意、恶意策划的保留官员事件亦罕见。晚清以后，虽然中央权威减弱，但随着官制改革加深，督抚大员的选官人事权增大，民众保留官员的遗风因此愈来愈少。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②《大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③《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起联合出版。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
⑤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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