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民粹主义作为现代化和民主的伴生物，一直处于周期性的消涨之中。然而欧美新近一轮民粹主义有其特殊性，作为对全球化过程中国内外矛盾的反映，新近一波民粹主义有其反全球化的一面，会严重阻碍全球化的进程，甚至导致逆全球化的发生。相应地，新一波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的高涨，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分裂和冲突，除经济层面的冲突外，也带来了政治认同的危机。新近一波民粹主义勃兴实则反映了西方国家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关键词】民粹主义 政治危机 逆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民粹主义作为现代化和民主的伴生物，一直处于周期性的消涨之中。近年来在欧美又泛起一波民粹主义浪潮。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或是政治运动，民粹主义早已在大西洋的两岸广泛地扩散开来。2014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2016年更是发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两件至今余波未平的大事件，2017年法国大选，时任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的玛丽娜·勒庞高票闯入法国大选第二轮。这些事件，使人们清楚看到，民粹主义逐渐在西方高涨。
民粹主义及其政治倾向
何为民粹主义，学界一直以来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争议。综合各方研究可见，民粹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思潮，声称“人民群众”具有唯一性和纯洁性，是社会政治中最具价值的成分，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而且是一种政治运动，一种政治策略。无论是作为政治思潮抑或政治运动，民粹主义都反映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特别是对在任政治精英的不满。民粹主义倾向于通过一切诉诸于民的形式，反抗现存政治制度。作为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政治策略，民粹主义常常被政治精英用来越过政党机器，使用煽动式的政治宣传手段，直接动员普通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因此，民粹主义必然表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民粹主义直接诉诸普通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即“草根阶层”。民粹主义强调“人民群众”的价值，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唯一合法主体。政策的制订应当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服从于“人民群众”的意志，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人民的一致同意。可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粹主义与大众民主理论有紧密的关联，或是大众民主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其次，民粹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人民”，而“人民”具有纯洁性、唯一性和整体性。民粹主义者往往强调“我们—人民”这一概念，认为“我们”作为人民是纯洁的、正义的。同时，作为一个整体，“人民”具有统一的意志。因此，民粹主义者往往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的意志，凡与其观念相悖的人，均被认为是“他者”，不属于“我们—人民”的一部分，甚至于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因此，相较于现代社会的多元特性，民粹主义者突出的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一元性”，这种一元性从根本上排斥现代的多元民主。
最后，民粹主义突出政治上的对抗状态。这一对抗状态在形式上经常表现出强烈的反精英和反建制色彩。为了建构出“我们—人民”这一集体身份认同，民粹主义需要“人民”之外的“他者”存在，而“他者”往往被树立为“人民”的敌人。因此，当民粹主义者在野时，其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总体上围绕着对现存政治制度和在任政治精英的反对展开；当民粹主义者执政时，其政治宣传和现实政策也会凸显其对抗色彩，其目的是要为“人民”树立新敌人，以维持其权力的稳定。此时，右翼民粹主义通常会与民族主义结合，而左翼民粹主义通常更加强调阶级和利益分配问题。
新近一波民粹主义的特点
新近一波民粹主义自然具有民粹主义的固有特征，但由于这波民粹主义发生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国家经济社会问题层出，其内部结构性失衡问题长期难以得到解决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因此，必然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新近一轮民粹主义席卷范围更广，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影响更大，冲击力更强。特朗普的上台、英国的脱欧和法国“国民阵线”支持率的显著上升表明，西方世界已经深陷民粹主义的泥潭。根据《提布罗威权民粹主义指数》(Timbro’s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dex)关于欧洲民粹主义状况的简报，2019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有所上升。而在过去四年中，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整体支持率上升了接近33%，由民粹主义政党单独执政或参加执政联盟的欧盟国家已经达到11个，其中希腊、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民粹主义政党均为本国的主要执政力量。
第二，新近一波民粹主义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波民粹主义，第一波民粹主义发生在19世纪末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俄国和美国，分别是俄国民粹派运动和美国的人民党运动。第二波发生在20世纪30至60年代的民粹主义，几乎席卷了所有拉美国家。第三波民粹主义则主要发生在民主化转型中的东亚、东南亚地区，尤其以泰国、韩国和台湾地区为甚。新近一波民粹主义与过去三波民粹主义有着明显区别：一方面，不同于过去三波民粹主义的地区性爆发，新近一波民粹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国家都呈现上升的势头，几乎波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过去三波民粹主义运动，大多是对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所产生矛盾的一种反映，而新近一波民粹主义则更多地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外矛盾激化形势下，对全球化进程的反动。
第三，新近一轮民粹主义包含左右两翼，但右翼民粹主义明显风头更胜，呈现出“失衡的极化”现象。过去三波民粹主义反映出的矛盾主要集中于贫富差距、阶级分化、社会福利和公平正义等问题上，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处于左翼，总体上看都属于左翼民粹主义的范畴。然而新近一波民粹主义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表现在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同时勃兴。除了以阶级和贫富问题为核心的左翼民粹主义外，以民族主义和反经济全球化为特点的右翼民粹主义呈现出爆发的态势，这也与过去三波民粹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四，新近一波民粹主义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其草根底色，大量中产阶级卷入其中。民粹主义，特别是左翼民粹主义，往往带有浓厚的“草根”色彩。然而在新近一波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中，中产阶级占据了很大比例，其民众基础更为广泛。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例，一个普遍说法是其支持者以白人蓝领阶级为主，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然而纽约大学学者杰夫·曼查（Jeff Manza）和尼德·克罗利（Ned Crowley）发表于2017年的一份关于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初选支持者群体特点的量化研究表明，虽然特朗普支持者的工资和受教育时间中位数较全部共和党初选选民的中位数稍低，但仍明显高出全美公民工资和受教育时间的中位数。通过研究，他们得出结论，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受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上是要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大量中产阶级人群在内。
新近一波民粹主义的成因
总体来看，新近一波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兴起，主要是由全球化冲击、新自由主义失灵、现代网络通讯发展和西方代议制民主危机等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阶级矛盾，是新近一波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全球化虽然从总体上看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在西方国家不能公平地分配给全体公民。全球化进程中的受益者往往是中上层精英，他们受到良好教育，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实际的受益者。但底层人民却面临着更为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就业竞争，特别是“蓝领”阶层，由于其依赖工业制造业的特性，当产业链调整后，其生存必然受到较大冲击。英国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时期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极快地推进了两国经济全球化，并实现了可观的经济增长。然而英美两国经济增长红利并没有被公平地分配，这些红利分配给了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阶级，美国工薪阶级却渐渐丧失了自己的阵地。
其次，全球化加剧了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传统的政治认同，刺激民族主义的兴起。全球化带来的人口跨国境流动改变了欧美国家的人口结构，合法与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使本国的主体民族感到压力，恐惧本民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受到威胁，这种恐惧感会刺激民族主义的壮大。而右翼民粹主义者对“我们—人民”的观念建构往往又基于民族身份之上，自然会从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汲取养分。作为全球化进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域一体化，也同时冲击着传统的民族国家认同。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和区域性国际组织成员国的增加，成员国间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性同时扩大。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弱化甚至消除国家间的边界，这一进程的发展在现实和观念层面往往是很不均衡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速度远远快于观念上新的认同建构速度，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并不一定会加速新的区域认同形成，反而往往会带来认同层面上的冲突。当区域共同体部分成员国遭遇危机时，其他国家的援助计划会激起本国内部的“排外主义”。由于传统政党往往是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力量，这种情绪的抒发便只能通过政治上更为极化的民粹主义政党政策来进行。以欧盟为例，希腊债务危机发生后，虽然各国最终通过了对希腊的援助计划，然而各国舆论充斥着刺耳的反对声音。而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是酝酿右翼民粹主义的极佳温床。
再次，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精英本质加剧了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对立，使传统政治精英丧失了普通民众的信任，为民粹主义政党异军突起提供了机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刺激了生存愈发困难的社会底层和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的传统中产阶级，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持反对态度，主张更积极的政府干预和更全面的社会福利。当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本质上是精英取向的，所谓的民主，仅仅指代选举精英成为领导人的政治过程，普通公民在政治决策中能够发挥的影响较为有限。根据美国学者米尔斯的著名研究，对美国政治经济能发挥实际影响力的只是一小部分“权力精英”，而这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精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削减社会福利。“权力精英”的利益所在和政策主张因此与普通民众形成了尖锐对立，由权力精英把持的传统政党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普通民众的信任，其“代表性”大大减弱了，这就给主张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福利的左翼民粹主义和主张减少外来移民、保护本国公民工作机会的右翼民粹主义的突起提供了机会。
最后，现代信息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为民粹主义提供了便捷的宣传平台。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民粹主义面向的群体主要是普通民众，因此其兴起和传播极度依赖大众传媒。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媒体”的现代世界，民粹主义的传播速度大增，多样的传媒形式同时极大地提升了作为一种情绪表达的民粹主义的感染力。网络空间即时便利的信息传输能力，极大地增强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民粹主义的动员和组织能力，网络公众平台也成为民粹主义领袖动员其支持者以实现其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
新近一波民粹主义的影响
第一，民粹主义的兴起会掀起“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浪潮。新近一波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文化冲突加剧等现象的一种极端化应对方式。民粹主义以“我们—人民”的概念图式为基本观念建构，其基本主张在于保护“我们—人民”的利益。当前世界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之所以明显风头更胜，原因还在于右翼民粹主义的“我们—人民”观念建构通常基于本国的传统种族民族认同。民粹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自身利益受损、工作机会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不公平竞争和海外移民对工作机会的竞争。这种认知导致其对全球化持负面态度，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海外移民的政策。右翼民粹主义在欧美主要国家的爆发很大程度上阻塞了全球化的进程，甚至导致逆全球化现象的产生。美国近年来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内政外交政策破坏了大量过去几十年间达成的全球化成果。
第二，民粹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者的宣传会刺激极端种族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民粹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特性，需要通过树立“我们—人民”的敌人来增进“我们—人民”群体的团结。民粹主义领袖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擅长于通过“极化”的、对抗性的宣传获得选民的支持。右翼民粹主义为“我们—人民”这一共同体树立的敌人往往是其他民族或者种族，通过其政治宣传，极易激发极端种族民族主义，制造民族种族间的对立。
第三，民粹主义者冲击原有政治秩序，打破“忠诚反对”。民粹主义政党和民粹主义领袖善于使用煽动性的动员策略，使其与“极化”的政治倾向结合。通过现代发达的互联网通讯技术，民粹主义的政治宣传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广泛影响。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能够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政治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大多数时候通过政党）能够实现“忠诚反对”，即在国家制度的基本问题上能够形成共识，并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然而民粹主义政党一个明显特点便是反建制性，不尊重现存的制度和法律、政治程序和政治安排。这一特点使其政治行为较传统政党和政治精英更为出格，容易打破现存政治秩序，引发政治社会局面的混乱。
第四，民粹主义具有对抗性的特点，其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会撕裂社会，扩大社会矛盾。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既有矛盾的激化，民粹主义者又常常通过夸大社会矛盾的方式制造恐慌和敌对，获取选民的支持。民粹主义者强调精英与大众、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人民和“人民的敌人”间的对抗，并且基于其“一元”而非“多元”的价值观念，民粹主义者通常会强调这些对抗是固化的，是无法共存的。这种对抗性的观念和宣传，会破坏现代社会所形成的多元共识，激化社会矛盾，最终撕裂社会。
第五，民粹主义政党或领导人获得权力后，很可能侵犯公民自由，甚至剥夺其“敌人”的合法权利。民粹主义“我们—人民”的观念建构基于与他者的对抗，将“我们”视为道德上纯洁的人民，将他者视为道德上肮脏的敌人。当其在野时，通常会从道德层面攻击现存建制精英，使用恶毒言语使其污名化。但当民粹主义者获得权力后，很可能会对他者（“人民”的敌人）发起更加猛烈的道德抨击，并动员支持者加入其中，严重者会直接使用国家公权力侵犯异己人群的自由。当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彻底“极化”时，民粹主义甚至会成为极权国家产生的温床。
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新的世界和国别政治现象。事实上，作为现代化和民主的伴生物，民粹主义一直处于周期性的消涨之中。总而言之，作为形式上需要民主，实质上反对民主；针对问题，而不解决问题；破坏社会，而不建设社会；批判现实，而难以为现实找到出路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民粹主义对政治的贡献必然是极其有限的。民粹主义对政治的贡献，或许仅仅在于其作为一种病态，反映了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机体已不再健康，而新近一波民粹主义则反映了西方国家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导；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强宇豪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国家认同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5AZZ00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②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③梁雪村：《民粹主义：一个“欧洲问题”？》，《欧洲研究》，2015年第6期。
责编/于洪清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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