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有许多错误论调沉渣泛起，与世界和平发展的主题不相适宜，并与人类对世界和平的追求相背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用表面的文明之间的差异掩盖了国际冲突的本质与根源，对中华文明的论述带有很强的偏见，蕴含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国强必霸论”把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外侵略扩张，推行霸权的逻辑强加于中国，没有考虑中国的文化特质、历史经历及现实政策，完全与中国的外交逻辑不沾边。“历史终结论”只是苏东剧变之初的一时幻像，历史不会终结于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资本主义改变不了灭亡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文明冲突论 国强必霸论 历史终结论【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少西方人士认识不到中国发展对世界和平发展所起的重要促进作用，对中国存在许多错误的认识和判断，这些论调不利于中国发展，也不利于人类和平发展。
“文明冲突论”：表象掩盖了事实
冷战结束之时，面对民族主义勃兴等引发的国际冲突不断增多的现象，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 ：“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些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他认为，当代存在着七到八个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日本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最近的400 多年中，西方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进行了单方向的、强烈的冲击，占据强势地位，但进入 20 世纪后期西方文明从巅峰开始出现衰落，文明间的关系越来越走向多方面的相互作用阶段，世界形成了多文明并存的局面。冷战结束后，之前被压抑了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凸显了出来。在亨廷顿看来，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
可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极其表象化和非历史主义的。应该看到，西方今天较为完善的政治民主制度，它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脱胎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欧洲中世纪，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也是在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乱，甚至战争之后，在 17 世纪中期才形成的。此后欧洲各国之间仍然冲突不断，甚至还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亨廷顿认为，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可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完全是一种西方狭义政治学的思想理论，他关于文化和文明的论述，论及的只是一些文化和文明的表象，归根到底，是关于国际冲突问题以及西方政治权利方面的问题在文明或文化方面的表现形态。
亨廷顿关于中华文明的论述带有很强的偏见，蕴含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并不存在普世主义的同一性，而是凸现出各自的独特性。其结论是 ：“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的部落冲突。”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一再突出亚洲国家在儒教文化的影响下，在政治价值观上形成了所谓非民主的“政治权威主义”，因而同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价值观之间存在差异，并认为二者之间在本质上就是冲突的和不相容的。关于中华文明 , 亨廷顿认为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 , 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支持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是，所有其他工业大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与紧随其后的年代里 , 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他说 ：“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亨廷顿甚至担心会出现一个不断加深的所谓“儒教－伊斯兰教联盟”，从而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威胁，还模拟了一场文明冲突的大国战争——中美之间的战争，并以此而要求西方大国的领导必须放弃冷战时西方的普世主义思维，而用“文明冲突论”的新思维重新确立和发展多维性的文明联盟战略，用新的文明联盟的均势来遏制和应对所谓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威胁。
亨廷顿的这种论调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亨廷顿把中国称之为儒家文明，应当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儒家主张最大限度地控制冲突和矛盾，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天下太平、协和万邦。人类社会，是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也是多种文明百花盛开、争奇斗艳的社会。文明，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相互的冲突，更有和谐共存，即使冲突，也往往可能产生更优秀的文化混生物，形成文化在冲击中的交流、融合和生长。文明的冲突始终都存在，不同的文明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彼此包容，但不应该夸大这种冲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曾经处于非常复杂的状态。很多文明都能够友好相处，平等交流，互相学习，自然交融。当今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各种不同文明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出现了加速融合的趋势。世界文明的精华，不断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为整个人类所共享。
正是多种文明形态的共存与发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才使世界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得绚丽多姿、五彩缤纷。习近平总书记说：“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中华文明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必须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并通过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和繁荣。亨廷顿再三表明自己并不赞成所谓的“文明冲突”，还反复强调：“未来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但是，无论怎么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是非常狭隘的，也都是极其表象化的，它只是一种纯粹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变相或翻版的学说。
“国强必霸论”：不是中国外交的逻辑
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强必霸”的论调不断被一些西方人士反复提及。这种论调认为，一个国家强大之后，就必然会追求霸权地位，推行霸权政策。这个逻辑可以解释一些西方大国的行径，但中国发展起来后，绝对不会走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老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 ：我们“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
可以说，一个国家是否推行霸权与其国力并无必然联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一个国家一旦强大起来，就会产生利用其政治、军事或经济方面的实力，向相对落后地区施加影响并从中牟利，或产生与其他国家争夺霸权的冲动，这一经验概莫能外。从西方历史经验来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在强大之时，先后走上了争夺霸权的道路，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曾通过殖民掠夺积累原始资本，它们走的都是“国强必霸”的路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在全球组建军事同盟和政治同盟、向他们进行渗透入侵、干涉他国内政，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基于以上历史事实，许多西方学者想当然的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必然也会像这些西方国家一样选择争夺霸权。
而事实上，中国绝不走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老路，可以从中国特殊的文化特质、历史经历及现实政策等因素中找到答案。追求和谐、珍视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取向，“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等观念深刻扎根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与行为准则之中。长期以来，中国在处理民族关系或国际关系时，和平思想一般占据上风。和平并不仅仅被理解为是一种处理民族关系或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同时也被视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这种和平思想成为汉代以来许多统治者重文治、轻武功政策的思想来源。存在于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和平传统，维护了中国多民族之间的相对和平，也塑造了东亚地区相对稳定的朝贡体系。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一贯坚持不行霸道的政治理想。
中国当前的政治理想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决定了中国不会推行霸权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断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他指出 ：“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他还指出 ：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相关为依据，以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为支柱，包含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是中国对 21 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揭示的是“分享、合作、共赢、包容”的精神内核，它表明的是中国外交“立足国内，兼顾世界”的基本立场和行为逻辑。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要战略和重要思想，是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历史终结论”：历史还会延续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原来的 15 个减少到 5 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挫折。苏东剧变后，有人认为 20 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将在 20 世纪灭亡，人类的历史发展似乎即将步入一个为单一的意识形态所统治的时代。弗朗西斯·福山适时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断言，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福山认为 ：“历史（从宏大的哲学意义上来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左派思想家所设想的结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和苏联宣称的那样，通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了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并且，福山还断言 ：“唯一确实可以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他说 ：“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它依赖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设法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这样一种高速增长不会再出现。中国因土地污染和空气污染而积累了大量的隐形负担，虽然政府比绝大多数威权体制更具有回应性，但是，一旦日子变得艰难，中国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会接受现行的家长主义体制。”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非常严峻，即便冷战结束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仍然严重对立。这正如福山所言 ：“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虽可以缓和，但这种冲突以及世界末日战争的可能性，从未完全排除掉。”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整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动用了政治、经济、科技甚至宗教、民族、文化等种种手段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同时支持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挑拨它们与苏联的关系，鼓励它们脱离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促使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的战略关注集中指向社会主义的中国，他们继续推进和平演变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试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说 ：“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良性态势，但这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命运。冷战后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各主要方面都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这对社会主义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从总体上看，在冷战后时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势头强劲，这不仅表现在苏东剧变大大扩充了资本主义的地盘，而且表现在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加强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经济全球化全面推进，并且一些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它们正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些变化客观上增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适应性。
但是，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来看，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变得十分复杂，这些矛盾无不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息息相关，并且表现得非常突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对经济政策的调整来部分地改进生产关系，缓和这些矛盾，但是它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界限，它只是在不自觉地为根本上的资本主义自我否定创造着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随之扩展到了全球范围。资本主义社会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一国范围内有所缓和，但在世界范围内有所加剧。过去主要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现在扩大到全球范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有了全球性。这样，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成为产生全球性危机的总根源。
所以，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总趋势，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两个必然”的理论是正确的。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态势看，虽然目前总体上看是资本主义仍然显得比较强势，但从长远趋势看，这一态势将会发生变化。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不可能有本质的改变，而社会主义在经受严重曲折后从中吸取了教训，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实力逐步增强，双方的力量对比将会不断变化。从实践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比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年代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更加雄厚了。资本主义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越多，离社会主义就越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是无可抗拒的。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务处副处长）
【参考文献】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
② [ 美 ]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 ：新华出版社，2013 年。
③ [ 美 ] 弗朗西斯·福山著、陈高华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责编 / 谷漩 美编 / 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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