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学研究的前提，考古学研究是文化遗产合理利用的学术基础；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深刻理解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价值，对我们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距今4000年前后东亚地区目前已发现规模最大的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向内拱卫，面积逾400万平方米。自201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期”实施以来，陕西省考古工作者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完整揭露了皇城台门址及部分墙体，出土了陶、骨、石、玉、铜及纺织品、漆皮等各类遗物数以万计。2018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皇城台大型台基上新发现七十余件精美石雕作品，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古代先民精神世界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图为石峁遗址皇城台发掘区。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关深化文明认知、存续文化基因
中国考古学诞生近百年来，一直肩负着知我中华、振兴中华的学术使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宁夏水洞沟、浙江上山、辽宁牛河梁、浙江良渚、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四川三星堆等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就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课题交出“中国答卷”，阐明了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孕育出的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为构建中华民族历史、梳理中华文化基因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关坚定“四个自信”、振奋前行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考古遗存等历史文化遗产是注释历史最好的“活字典”。从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印证中国是东方人类故乡、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及其文化呈现连续进化形态，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凿实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再到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150余处大遗址呈现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在考古实证面前，中华文化为什么“兴”、中国人民为什么“能”的答案呼之欲出，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彰显持久力量。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讲好讲精讲透考古成果，阐发好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从中汲取坚守正道的定力、攻坚克难的毅力和改革创新的活力。
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7年，遗址所处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1986年，在遗址祭祀区发掘两座祭祀坑，出土金杖、面罩、铜神坛、神树、人像、面具、玉石礼器、象牙雕饰等珍贵文物1720件，揭开了早期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202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五座商代晚期祭祀坑，对进一步揭示古蜀文明的文化面貌与重要价值，不断深化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历史进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图为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现场，以及出土的铜大立人像和铜纵目面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关扩大国际影响、增进文明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既彰显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又蕴含着中华民族以和为贵、海纳百川、天下一家的思想传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东德返还我《永乐大典》，到改革开放文物外展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破冰，再到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实施中外联合考古和开展文物保护国际合作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收获，中国文物在国际舞台华彩流溢、润物无声，传播文明底蕴，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进民心相通。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需要发挥考古和历史研究作用，让世界了解真实全面的中国，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社会贡献力量。
详见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文章《加强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策划：蔡春玲 赵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