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卷化”本是社会科学界借以讨论小农经济理论和社会转型问题的术语，近年来在学术界乃至在网络上出现了被滥用的倾向。各类滥用“内卷化”概念的文章基本未能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不仅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而且对舆论生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其背后原因在于社会各界对现实状况的焦虑。对此应加以反思，以激发这一概念真正的生命力。
【关键词】内卷化 小农经济 互联网 边际递减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内卷化”（involution），或译为“过密化”，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它源自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的著作《农业过密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在中文世界中，由于历史学家黄宗智和杜赞奇运用这一概念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作出了别出心裁的解释而为史学界所熟知，并引起了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的浓烈兴趣。近年来，“内卷化”的概念突然四面开花，无论在社交网络、自媒体还是在学术论文中都不难看到它的身影，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都有人用它来解释问题，出现了被滥用的倾向。
作为小农经济理论的“内卷化”
内卷化——involution，其词根involute作为形容词有错综复杂的、像叶片向内卷一样的意思，作为动词则有内卷、内旋、消退等含义。一般认为，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内卷化理论主要源自吉尔茨的著作及黄宗智等人对其的阐释与运用。上世纪三十年代，吉尔茨在研究印尼爪哇地区时发现，由于当地的农业无法向外延伸扩展，导致劳动力只能不断投入到产量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去。这就是吉尔茨所说的“农业内卷化”。
这一场景与近代中国有颇为相似的地方。不少学者认为，十八世纪以来的中国陷入了一个停滞的怪圈，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围绕这一现象，学者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作了相应的理论解释，例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分流问题”“李约瑟之问”等等。黄宗智便是试图借用“内卷化”这一概念来作出属于他的回答。
黄宗智在他的两部作品《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提出，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中国农民通过生产的集约化获得家庭年收入的总量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通过更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以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为代价而实现的”，他将之称为“无发展的增长”或“内卷型增长”。
黄宗智还论证了为什么商品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化划等号。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农民可能选择在高商品化的农产品中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以牺牲单位劳动日生产效率的代价换取年总产值的提高。而这种“总产值及其成长率再高也是假的”，事实上来自于急剧下降的边际报酬的积累，大多数农民始终“在仅敷糊口的生存线边沿生活”。由此他提出，要跳出这种“内卷型增长”，必须致力于提高每劳动日生产率，使得极少数的人来解决大多数人的吃饭问题成为可能，从而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解放出来，进入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起的突出作用，认为它造就了“具有长期的最大意义的农村变化”。
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黄宗智用了“去内卷化”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国小农经济在最近几十年的演变过程，并由此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可能为之提供其所没有想到的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以外的至为具体可行的，更为公平和更具有崇高道德理念的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模式”。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和“去内卷化”的术语却并未在学术界之外引发关注。
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内卷化”
“内卷化”很快展现出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黄宗智之后，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成为“内卷化”在中文学术圈流行的又一关键人物。他在其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第一次把“内卷化”这一概念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与黄宗智类似的是，他同样关注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不同的是，他探究的是自晚清以降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重点关注了政权从民间（在近代中国则主要指广袤的农村）攫取资源的能力。
杜赞奇认为，传统中国华北乡村的权力关系可以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一概念来解释：它“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系网”，它对普通民众而言具有一定的保护性。他引入了“保护型经纪”和“营利型经纪”两个概念。“保护型经纪”指更多代表村社利益的、替国家征税的组织或个人；而“营利型经纪”获得了国家委托的征税权力后，借机中饱私囊。杜赞奇指出，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试图以“营利型经纪”替代“保护型经纪”，希望从中能征取更多资源，以完成现代化建设，但这种通过破坏文化网络以控制乡村社会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杜赞奇将这种失败归因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在杜赞奇的描述下，晚清民国政权内卷化表现为“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换言之，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这使得晚清民国的中央政府从来无法真正建立在基层的统治，而“营利型经纪”最典型的代表“土豪劣绅”则横行于乡里。杜赞奇指出，“国家政权的扩张应该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据此，他认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税收之所以能够大幅度增加，很大原因在于它大批裁减了营利型国家经纪，而“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即重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权力网络。在他看来，新中国初期完成了近代中国所有政权所未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任务。这无疑是新中国成立的重大历史意义。
被误用和滥用的“内卷化”
黄宗智和杜赞奇的研究发表后，很快引起学界的关注，特别是以其著作中文版发表为标志，在世纪之交引发一场大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农业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有学者认为很难区分人口压力推动的商品化和资本主义逻辑的商品化之间的区别，等等。一些学者则提出“制度内卷”等理论。
不过当年的争论中鲜有针对“内卷化”这个概念本身进行辨析。虽然学术界尚未对“内卷化”的定义形成清晰的共识，但它却像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一样广泛出现在各类论文中。以“内卷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发现近年来发文量不断增加，而2018年来增长之势尤为迅猛。有“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司法改革内卷化”“卫生治理内卷化”“协商民主内卷化”“党建内卷化”“电子政务内卷化”“行政区划改革内卷化”“领导工作内卷化”“土葬行为内卷化”……甚至还有“狮子舞传承内卷化”。在这些文章中，“内卷化”主要有两种含义：一种约等于“低水平重复”或“效率低下”，而另一种“内卷化”则指“局限于内部活动”。乍一看，这些用法也有一定道理。例如“低水平重复”确实是内卷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局限于内部”也是对“内”的一种阐释。然而，如果说黄宗智、杜赞奇对“内卷化”的使用基本上还是对吉尔茨理论的阐释与发展，且有自己一整套的经验材料与逻辑推演，但现在学界这种“内卷化”的误用与滥用已基本脱离了它本身的意涵，许多文章根本没有提出一套自洽的内卷化理论，而是望文生义地将之化为一种理论标签。实际上，上述各种稀奇古怪的“内卷化”，本可以用更为平实、贴切的概念来描述。
比起学术界的误用和滥用，学术界外的社交平台、自媒体等有过之无不及。2017年末，在一些网络问答社区上，“内卷化”一词突然“出圈”。一位网友将“内卷化”描述为“在一个集团内部通过压榨自己，极度竞争，以获取微小的优势”，并认为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与自己人过度竞争的情形。延伸到国际形势上，则指“不改变生产方式和提高技术水平，而是靠极端剥削、压榨本国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行为。由于他高度简化了“内卷化”的深刻内涵，将其简化为“内部恶性竞争”，从而为广大网民所易于接受且乐于传播。它很快成为网民们评述时事的网络流行语，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以来，与“打工人”“后浪”等如海啸般席卷而来。从这样的“内卷化”出发，网络上还衍生或关联出种种抓人眼球的“理论”。
“内卷化”何以内卷化
当前各类“内卷化”论文缺乏集中的主题，也未能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更像是为了赶时髦而套用一个术语。这导致尽管现在每年都有近百篇关于“内卷化”的论文被生产出来，但除了在论文总量上得到增长外，似乎对“内卷化”概念本身的深入研究并没有进步多少。这种“无发展的增长”，难道本身不是一种内卷化吗？
这个术语显得时髦，很可能是因为网络上的流行。虽然它在学术界一直从未被遗忘，而在网络上仅仅是这一两年才流行开来。但二者热度攀升的时间节点相似。在用法上，至少在“低水平重复”和“局限于内部”这两点上，也是相似的。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学界中大量论文的突然涌现很可能受到大众传播的影响。而在“内卷化”备受关注的今天，网络上的流行用语虽然与学术界的发言有所互动，但又常常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如有学者在接受采访时将“内卷化”描述为一种“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并将之定义为“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其引发的网络激烈争论已经基本脱离学术话语的范畴。
尽管网络用法的“内卷化”关注的问题较为广泛，以至于有人戏称为“万物皆可内卷”，但归根结底它关注的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我们如何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在开启新发展阶段后，我们如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于个体层面，它与“打工人”话语的流行相伴相生，是对所谓“阶层固化”“996福报论”等的恐惧和焦虑。于国家层面，它是对“中等收入陷阱”、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疫情后世界有所撕裂等现状的焦虑。总而言之，它是面对新的形势与环境产生的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虽然各种网络内卷化理论粗糙不堪，甚至根本算不上一种严肃的理论，但它试图回答的问题却是实实在在摆在我们眼前的。
面对这样的时代命题，“内卷化”或许是一个好的解释工具，黄宗智本人也一直未放弃使用它并提出“去内卷化”的问题就是例证。或许我们只能说，理论被误读是其与生俱来的命运。有学者就认为黄宗智对吉尔茨“内卷化”的理解本来就是有误的，或许本文亦是一种误读。但无论如何，当下这种内卷中的“内卷化”无法真正释放它的生命力。我们不应满足于简单地将“内卷化”推广解释各类事物，而应该致力于挖掘它的深度，以有说服力地回答时代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②[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③[美]黄宗智：《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④[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⑤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责编/于洪清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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