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竞合博弈是南亚战略格局的“核心”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深入，中国国家实力的崛起已经令其拥有了影响甚至主导南亚地区未来安全格局建构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作为南亚大陆传统“霸主”的印度，必然会与中国力量的介入产生一系列的互动或者对冲，而这突出表现为“中印两国的直接互动（对冲）”以及“以中印为核心的域内外国家互动（对冲）”，也就是本文所提出的“一核两体”。
以中印竞合为核心的南亚新格局。就中印两国直接互动（对冲）而言，印度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及其对于“南亚主导权”的冲击，必然会在两个领域做出一定的回应：就传统安全而言，印度将会进一步稳固自身在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借由战略关系的调整来对冲中国未来在该地区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投射能力；就非传统安全来说，印度愿意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有限度地与中国在部分领域展开相应的合作。就“以中印为核心的域内外国家互动（对冲）”而言，包括南亚域内外众多国家都将“一带一路”倡议所代表的中国崛起不仅仅看作为一种发展机遇，更视为是在印度及西方发达国家外的另一种模式的选择，域内国家对于“中印+X”的认知正逐渐常态化。中国的资本与庞大的成熟市场使得区域一体化逐渐跨越了天然障碍——喜马拉雅山脉，“大周边”的经济腹地概念正在不断拓展外延。
由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民间联系的不断加强，使得此前印度所主导的相对封闭、独立的南亚已经成为过去时，区域一体化正逐渐取代“一家独大”而成为南亚—印度洋地区的新常态。同样，印度洋作为国际贸易以及能源运输的重要战略通道，地区乃至于世界力量的涉入使其成为一个日益多元与开放的海域，印度洋再也不是“印度的洋”而是属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水道。[1]与此同时，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崛起使得中国—南亚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而这必然动摇了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如若印度不能够在基于本国实力的前提下为本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及整体福利，域内国家必然会质疑印度的领导能力，因此会在中印两国之间采取更趋平衡的外交政策，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南亚如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诸国立刻做出积极回应的考量。印度虽然出于地缘政治安全的考虑，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保持着谨慎的观望，甚至在战略上采取“东向政策”“香料之路”等来进行对冲，但事实上，印度也出于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逐渐改变政治上的原有立场。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即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为例，印度由于在地理上与中国太过于接近而导致直接对抗的成本极高，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凭借本国成熟的资本市场而在亚洲乃至于全球形成了“中心聚集”的经济效应，印度如若自闭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之外，势必会对本国经济的开放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正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印度虽然一度对中国的“丝绸之路”抱有极大的戒备，但依然在亚投行的筹建中表现出积极的动向。尽管印度在南亚地区与巴基斯坦一直处于对抗状态，中国的“一带一路”能够给冲突的双方带来发展的红利，而这也为未来印巴两国关系的和解与合作提供了可能的空间。[2]在“一带一路”为载体的发展机遇面前，印巴两国由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的不断深层融入，这既为两国的开放发展提供了契机，更降低了两国在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对抗的敌对感和敏感度，可以从新的视角去观察原有的安全困境来寻求症结的解决。
作为在当今亚洲乃至于全球范围具有不断上升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影响力的中国，更倾向于通过打造“一带一路”实现区域内的共同发展与和平共处，也愿意以“发展理念”来作为“大周边”的核心认知。在南亚范围内，中国正在以“中巴经济走廊”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这两大载体来作为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坚实基础。而从南亚各国各自发展需要的角度来看，搭中国发展的便车同样也是沿线各国改变当前贫穷落后局面的绝佳契机，各国都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分工优势，充分对接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计划从而实现自身状态的改变。但是，这种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的理念与认知却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认同，零和博弈依然是印度判断中国进入南亚的主要考虑，“安全困境”依然是持有冷战思维的印度为自身量身定制的发展牢笼。如今，印度仍有相当一部分智库学者甚至官员片面认为，“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将会使中国的影响力直接辐射阿拉伯海，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则是使得中国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直接将力量投射到南亚次大陆，从而进一步动摇印度在该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这两条经济走廊的布局必然使得中国在该地区形成以自我为核心的庞大区域网络，而这将会彻底改变当前印度在南亚“一家独大”的局面，也必然会威胁印度对于“印度洋”的掌控能力。对此，印度一直拖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合作进程，更是以“中巴经济走廊”穿越克什米尔地区为由阻挠走廊建设的正常推进，这些都突出了印度对于中国战略意图的关切与担忧。
中印互动与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随着近年来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将会面对越来越多的跨区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考验，这不仅会逐渐形成以“临时突发性议题”作为核心的双边乃至多边的合作框架，同样也会出现以合作为基础的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
这其中的多边合作框架与南亚次大陆的社会生态的多元化息息相关，尤其是在众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当中，亟需关注现代媒体以及公民社会在民意塑造领域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南亚作为多元社会生态的真实写照，往往会使各类非政府组织（NGO）以及公民社会的各个阶层就某些具体问题而聚集起相关领域的社会精英，并具有针对性地开展政府与社会的二元对话。而这种社会资源的组合方式，对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印巴两国为例，虽然在政治军事层面剑拔弩张，但在经济、文化以及民间交流等领域仍有着极为良好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由于自身的难以预测性以及非分布均匀扩散的特性，使得建立在形式上更为灵活的泛地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机制拥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例如，中国可以就具体非传统安全关切与部分南亚国家开展针对性的模拟情景与相关安全对话，着重就“可能”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反思与讨论，并通过集体智慧的发挥去寻求一个区域范围合作解决具体问题的应对机制及相关措施。
总而言之，在南亚范围内中印两国的有效互动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而中印之间如何互动的关键则在于印度作为当前次大陆的主导国家，树立何种安全合作理念来实现地区秩序的构建，是以开放、合作、发展为核心来与中国携手打造南亚地区的新型合作机制与发展模式，抑或是仍然以冷战思维去观察本国乃至于地区的安全秩序，并将区域内国家视为开展地缘政治斗争的棋子而非共同发展的伙伴。当然，在中印互动的过程中，中国作为未来在南亚地区即将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关键国家，同样应当充分认识到由于自身实力的崛起而引起的地缘政治版图的变化，并通过自身的积极行为举措来抚慰周边由于中国崛起而引起的恐慌，[3]尽最大可能去降低中国威胁论可能存在的发酵作用，积极投身于地区安全合作发展新秩序的构建当中。
美以“联印遏中”为目标构建南亚“对抗体”
二战以来，美国确立了全球统治地位以后便一直寻求霸权地位的巩固与维护，而这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依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而寻求全球范围内的开放合作，其维持自身独霸地位的外交战略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变。因而在包括南亚在内的地区层面，美国一贯善于发挥自身“离岸平衡手”的特殊优势，[4]通过制造地区内部国家的对立与紧张，通过维持泛区域内所谓的平衡来维系自身的世界霸主地位，更希望借此成为其再度主导下一个世纪的主要工具。
美国“南亚战略”的标定。对此，在进一步剖析美印接近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之前，聚焦分析美国在当前南亚的各项具体政策则是十分必要的。首先，美国针对南亚所确定的具体策略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发展的，是依据其国家利益的变化而持续调整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所面临的地区力量版图、利益威胁因素以及国际环境的总体变化，必然会引起美国在南亚的具体战略以及政策选择的变化；一旦地区局势有了新的动向，美国的对印政策也势必会随着其近期南亚战略目标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变化。简而言之，美国在南亚的所有政策都以服务美国全球利益为核心，以打压地缘政治对手为基础，以压缩区域发展空间为手段，以构建美国利益框架下的秩序体制为最终目标。因此，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特征的后冷战时代，抑或是新“遏华政策”的兴起，印美关系的调整其实都关乎到全球范围内美国利益关切的核心所在。其次，在美国的整个亚太战略版图当中，印度作为南亚的大国及主导国家正迅速崛起为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国家。美国近年来不断增进同印度的双边关系，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威胁的存在，更是由于印度自身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综合实力增长而最终决定的。印度近年来的崛起，已然成为美国无法忽视的事实，也是美国不得不增加对印关注的主要出发点。在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美国希望利用中印之间存在的既有矛盾，不断制造中印合作的新障碍，并寄望于印度这个所谓的“不结盟国家”去巩固自身在南亚的战略利益及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从而进一步挤压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在中亚及南亚的战略空间，同时也得以平衡中国作为潜在全球大国不断崛起的国家力量。[5]在经济上，美国也不断克服与印度之间的经济矛盾与摩擦，为进一步打开印度市场从而为美国资本寻求更好的输出地带。在军事安全领域，印度由于地缘政治威胁以及本国军事工业的薄弱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军火购买的重要客户。据瑞典著名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相关调查显示，印度于2009～2013年的五年间所购买的军火贸易额达到了巴基斯坦与中国两国军火进口额的3倍之多，而这其中的大部分（75%）供应都来自于俄罗斯。这对于全球第一军火出口商的美国而言，无论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还是出于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同印度的军事合作的考虑，扩大美印之间的武器交易市场无疑对于美国是极为有利的。因此，重视印度价值、拓展印度市场都成为美国政府及资本所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领域。最后，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联中抑苏”抑或是当前的“拉印遏中”，美国对于全球战略零和博弈的思维与手法从来没有发生改变。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曾经通过与中国接近来摆脱越战的泥潭，并期待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实现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中美两国也成功携手阻挡了苏联不断扩张的地缘政治野心。时至今日，美国面对的是和平崛起的中国，却依然想故伎重施以“平衡手”来遏制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民族复兴，试图将“拉印遏中”作为美国对于印度洋—亚太战略格局中的重要一环，以中印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去谋求美国主导地位的稳固。对此，美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便由冷战时期的“间接对手”逐渐调整为当前的“新型伙伴”关系，甚至发展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的“关键伙伴”，美印两国逐渐在全球合作当中就遏制中国寻找到了两国的利益契合点所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作者塞缪尔·亨廷顿曾于20世纪末便预测到，美印两国终究会因为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共同威胁而迫使两国建立更为紧密的战略关系，[6]遏制两国将会成为两国共同的利益关切所在，而印度在南亚的力量崛起不但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全球统治地位，反而更加有利于美国发挥“离岸平衡”以稳固自身的利益。[7]显然，中国的崛起以及印度作为中国潜在对手的实力成为美印两国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层动力。
中美印三角关系的复杂性。当今的世界虽然仍是“一超多强”的基本格局，但多极化世界的到来已是不可阻挡的未来趋势。中印两国作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两极，虽然美印关系的调整会对中印两国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但真正影响中印两国关系的关键却不在于域外国家的针对性外交举措，而切实在于中印两国如何正确面对并处理两国所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边界争端、贸易逆差、安全互信缺乏等诸多现实困境，这才是主导未来两国关系的核心所在。对此，我们要清楚认识到，正是因为中印两国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才导致了美国重返亚太进行亚太再平衡时选择印度作为平衡中国影响的重要棋子，印度也正是出于对中国的忌惮而在美日等国的配合下不断在政治、军事、外交以及地区安全等诸多议题上与西方国家保持着相当的默契。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毫不掩饰地表示：“印度在南亚乃至于整个亚洲的领导作用将会对亚太的未来产生积极的影响，印度不仅仅是要‘向东看’，更要将‘向东看’转变为‘向东行动’，通过切实的举措去发挥自身的地区影响力”。
2015年1月，美印两国通过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将美国的“重返亚太”与印度的“东向战略”直接挂钩，而这也正式意味着莫迪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就“遏制中国”达成了事实上的同盟。美国媒体则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们惊人地发现，远在印度的莫迪对于东亚战略态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冲击与奥巴马的看法是出乎意料的一致。巴杰帕伊（印度前驻美大使）就两国声明表示，“印美双方都清楚地认识自身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更加清晰地明白两国利益在某些领域有着高度的一致”。与北边强邻有着领土纷争的印度，利用美国进行“亚太再平衡”的时机，大力推进其“东向战略”，不仅在推进过程中切实得到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更以此作为契机增加与中国进行边境对话的筹码。[8]美国同样利用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既有嫌隙，希望通过同样崛起的印度去平衡中国对于其霸主地位的冲击，更寄望于将印度捆绑在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车上，作为遏制中国的有效力量去实现两大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消耗，从而有利于维持并稳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主地位。
当然，美国对于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样具有着两面性的考虑。一方面，美国警惕甚至惧怕中国不断增加的综和国力，进一步增强遏制中国的相关战略部署，试图借助地区平衡力量来抵消中国崛起所造成的地缘政治冲击。另一方面，美国也亟需与中国在双边关系、区域热点以及全球性议题上进行密切的协调与沟通。从2015年奥巴马的外事访问安排便可见端倪，他于当年1月访问印度后，随即于2月6日由白宫宣布正式邀请习近平主席于年内访问美国。奥巴马于11日亲自致电习近平并邀请其访美，他在通话中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现有基础上保持两国关系发展势头，加强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管控好分歧”。
其实，在中美印这对三角关系当中，如果说印美两国关系的任何接近都会引起中国对于“遏华战略”的担忧的话，那么中印之间任何的升温也会引起美国政府以及学界智库的关注与忧虑；而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两强的任何对话和外事往来，同样会使得远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惴惴不安。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应当正视这种三角关系的切实存在，无须过分解读任何双方的彼此接近，只须在充分掌握各方信息的基础上，找准自身国家利益的准确定位，就可以自如地应对任何风险与挑战。
俄形成以“地区军售”为基点的“军贸体”
一直以来，俄罗斯都将军火贸易作为国家出口创汇、经济发展、开展军事外交并维护国家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冷战时期处于两极对抗的苏联，抑或是处于多极世界趋势中的俄罗斯，军火贸易都是国家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苏联解体后，国力衰弱的俄罗斯在武器的研发、生产以及出口等诸多方面也都陷入困境。21世纪以来由于石油出口量的攀升以及普京总统对于军事领域的重视，俄罗斯再度加大了对于武器研发的力度，并积极拓宽军品销售的渠道，也因此再度成为世界第二大军品出口国，不仅为其创造了直接的经济收益，更突显了俄罗斯卓著的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力，切实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安全。
俄印两国渊源深远的军事合作。二战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冷战时期的苏联与印度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基础，渐次建立起广泛的军事进出口贸易以及相关技术合作关系。自上世纪60年代印度接收了来自苏联的第一批武器开始，如今印度的军备库中的绝大部分武器（60%～80%）或是苏联时期或是如今俄罗斯，抑或是两国合作研发生产的。截至2015年，印度已经先后由俄罗斯进口了价值数十亿美金的地面装备、各型导弹、防空系统、潜艇及大型水面舰艇、航空装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俄印两国的军事贸易中的相当部分是俄罗斯的现役军事装备，而这其中的进攻性武器又占据了大部分。占据俄罗斯对外军售20%的对印军售不仅为俄罗斯创造了极为可观的外汇收入，更使得印度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21世纪以来，俄印两国的军火交易更是呈现出升温的迹象，俄罗斯为印度改装了“戈尔什科夫元帅”号航空母舰、共同研发T-50第五代先进隐形战机、出售具有极大战术价值的多管火箭炮“龙卷风”、提供并更新了多用途歼击机苏－30MKI、改造并出口了现役的877EKM先进常规潜艇、为印度量身配备了弹道火炮弹道测量系统并交付了最新式的T-90C主战坦克。除了单纯的武器进出口贸易外，俄印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还附加了零配件供应、技术服务以及许可证生产等领域的相关合作。
显然，印俄两国密切的军事合作已经使得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俄制武器的第一大进口国。俄罗斯的《军工信使报》在评论文章中称，俄罗斯向印度所出售的武器批量之大、技术转让条件之宽松以及武器种类之繁多，达到了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进行军事技术合作过程中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印度通过印俄军事贸易，不仅在短时间内提高了自身的战斗力，更通过接触先进的武器装备掌握到较为前沿的军事科学技术，更通过一系列的联合研发、生产建立起了种类齐备且较为先进的国防工业体系[9]。这些不仅提高了印度的军事实力与军事装备水平，也使得印度的大国雄心有了更为坚实的依托，印度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对于俄罗斯而言，俄印贸易不但有助于国家经济情况的改善，更使得濒临低谷的俄罗斯武器研发由于印度资金的注入而得以重新激活，在增强了本国军事实力的同时更通过军事出口增加了其对南亚以及中亚的地区影响力，使得俄罗斯再度崛起为能够对国际事务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国。
俄印军事技术合作面临挑战。虽然俄印两国在军事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但近年来两国军贸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得曾经炙手可热的军事合作逐渐进入了“寒冰期”。一方面，俄罗斯对于军贸的强硬态度以及俄制武器已经无法满足印度军事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印度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升温，使得美制武器逐渐成为印度军队的新选择[10]。这两大原因使得众多俄印既定军事贸易搁浅甚至夭折。
诚然，俄罗斯是印度的传统军事合作伙伴，但军事贸易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区域，而基于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基础之上的俄印关系又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11]。双方都有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政策选择，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战略需求，也必然对价格以及技术转让的门槛有着不同的定位。尤其是当前，在美国战略东移的国际背景下，印度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在军事合作领域频频向印度释放善意，印度也在不断搁浅的俄制武器项目中逐渐转向美国军火商，印度在左右逢源中逐渐摆脱了原有对俄制武器的依赖[12]。此外，在印度逐渐膨胀的大国野心，以及遏制中国南向发展的强烈企图下，与中国交好的俄罗斯更多地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军火商”而非是立体式的政治军事合作伙伴[13]，相较于同样有着“遏制中国”战略目标的美国，西方的武器系统在目前似乎更能符合印度当前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需要[14]。与此同时，俄罗斯同样不甘于放弃印度这一军火贸易伙伴，更不愿放弃在南亚次大陆的国家影响力[15]。印度也希冀于中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在中印双边关系出现僵持时俄罗斯能够做出有利于印度的举措。因此，俄印两国虽然对目前军事贸易都存在不满，但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都会在相当程度上继续维持两国之间的军贸交易，从而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南亚及印度洋的重要性将会在丝路建设领域日益凸显，尤其是美国的战略东移、印度大国雄心膨胀都会直接挤压“一带一路”西进南向的战略空间。对此，我国应当改变原有对于南亚的看法，从全局的角度去观察中美俄印等大国在该地区传统安全领域的角力，充分认识到“中印关系”才是南亚稳定发展的核心所在，充分认识到美国、俄罗斯作为域外大国虽对该地区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但地区秩序的关键依然在于中印双边关系的具体定位。
当然，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着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综合国力与国际事务影响力，也必然极大催化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乃至于东亚的实际影响力。印度从大国雄心以及自身国家利益的定位出发，同样需要在“遏制中国”这一领域寻求伙伴关系，美印两国的冷战思维推动他们逐渐形成了南亚大陆的“对抗”状态，不断利用“中国威胁论”去阻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此外，俄罗斯由于印度为其第一大军火贸易对象，必然会在外交政策上有所倾斜，俄印之间因为军事合作的存在而联系更为紧密。
毫不讳言，中国在南亚的发展必然是充满荆棘的，不但因为印度作为一直以来的“南亚主导国”将会对中国的合作倡议进行阻挠，更由于美、俄、日等国都在该区域有偏向印度的可能，致使中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对此，中国应当正视中印关系对于中国战略安全的重要性，寻找到一条中印两国和平相处、携手发展、互信共存的繁荣之路。只有解决好中印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一带一路”在南亚的互联互通，才能够实现印度洋能源通道的安全顺畅，才能避免域外大国利用中印矛盾制造中印对立的契机。只有解决了南亚大陆的“核心问题”，切实处理好“对抗体”与“军贸体”的两个方面，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的和平发展。
（乐山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王俭平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