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10周年，10年来有效推动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国与东盟进入了经贸合作的黄金时期。未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方兴未艾，域内贸易投资往来日益密切，域外合作前景广阔、蓬勃发展，区域供应链、价值链构建更加完善。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经贸合作 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10周年，从倡议提出到全面建成，再到进阶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一路纵深发展，经贸合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自“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永久落户南宁以来，为推动我国与东盟拓展区域合作和深化经贸发展发挥了显著的平台作用。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负增长”，国际产能合作模式遭受重创，东盟作为世界舞台中的重要参与者同样难以幸免。面对疫情的深度重压，中国与东盟国家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在经济恢复、经贸潜力等方面展现巨大的生命力，2020年前三季度双边贸易额高达4818.1亿美元，并互为双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规模和内涵上均实现逆势上扬和向好发展。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成功签署更是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逆势回温提振信心。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格局将面临动荡和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价值链也将进一步发生改变。这种调整，将会改变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进程中的认知，更好地把握机会，加强自身竞争能力，提升在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在次区域合作中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次区域内完整的具有辐射全球经济能力的经济分工链条。
“黄金十年”来，中国具备与东盟经贸合作“引资补链”的先行优势，推动中国—东盟生产贸易链进一步巩固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10年来，双边货物、服务贸易高速增长，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自贸区用“黄金十年”塑造了世界经贸新格局，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黄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显著提升，以纺织业、农业等领域为代表的产能合作成果成效显著，泰中罗勇工业园等境外经贸合作区先后设立，区域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深度融合。随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全面生效，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投资深度发展升级加码，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规定均降低了门槛，极大地促进了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在区域层面进一步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作用，助推双边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10年来，多项面向东盟的政策红利落实落地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打造可靠的政策基础。当前，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多项国家政策叠加，多措并举，从国家到地方推动相关政策的实施和落地。金融开放门户建设纵深发展，将广西打造成为全国金融业“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为双边经贸合作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序开展，将中国西南打造成为连接东盟的重要物流通道，为双边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中国（广西）自贸试验区、中国—东盟信息港等国家级开放平台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为双边经贸合作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与此同时，在经过长达8年的磋商之后，RCEP协定框架已于2020年11月签署完成，对于完善区域合作格局，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中国具备与东盟经贸合作“引资补链”的先行优势。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各国政府为了挽救受疫情冲击的产业链，纷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流动性进入市场，这些金融性资金必须和产业相结合，才能获得正常的回报率。随着欧美疫情的持续，这些逐利资金可去的市场并不多，目前中国国内疫情控制得比较好，具备先行条件吸引国内乃至国外的资本“活水”，灌溉本地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良田”，吸引相关产业龙头企业落地中国，在自贸试验区内发展产业集群，降低中国和东盟受疫情影响出现产业链断裂的风险，或者弥补已经出现断裂的产业链。
“黄金十年”来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的机制与模式创新
互信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与前提，鉴于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的参与主体包括中国和东盟国家与地区，各主体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迥异的发展历程和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如何推动合作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成为突出的矛盾和难以化解的阻碍。如何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次区域合作中各个国家都能够受益，实现整体满意的利益分配方案已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合作中不可避免的突出问题。因此，在创新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模式、构建各种制度化合作机制之外，还要在治理模式方面不断进行创新和探索，形成形式多样的次区域合作模式，包括建设经济走廊、设立边境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区、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等合作模式。
建设经济走廊合作模式。经济走廊合作模式是以贸易通道为联络路线、以路线上各个大大小小的经贸合作区为联络节点，相互承接、联系而形成的区域内、国际间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于中国—东盟合作比较具有代表性。目前现有的经济走廊合作模式典型代表主要有在2016年第九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发展论坛中提出建设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及由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5月访问印度时所提出建设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其中，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构想是以中国南宁和昆明为起点，以新加坡为终点，途经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国，建成后将成为中国连接中南半岛的大陆桥。目前，该计划内由昆明至越南河内的高速、南宁至河内的铁路以及高速公路均已联通，在基础设施上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则是以中缅经济走廊为核心，建成后将连接起中国和印度两大市场，为我国从西南走向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最便捷道路的合作计划。
设立边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模式是我国最早面向东盟国家的合作模式之一。与次区域合作相比，跨境经济合作区可以称为微区域合作，其合作领域并不只局限于经济合作，也可扩展到诸如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社会、法律、环境等多领域合作。早在1992年我国便在西南边境的瑞丽、凭祥以及东兴等城市设立了边境经济合作区域，以便开展面向东盟的一系列经济合作活动。边境经济合作区的主要作用是吸引国内外企业前来投资，同时方便与毗邻国家展开经贸投资方面的合作。随着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发展，我国的边境地区不断扩大开放，逐渐发展演变成跨境经济合作区。目前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设立了中国磨憨—老挝磨丁、中国瑞丽—缅甸木姐以及中国红河—越南老街这三大跨境经济合作区，对于促进边贸繁荣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境外经贸合作园区模式对于中国—东盟合作来说是一种创新的合作模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94年新加坡在中国设立的苏州工业园。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开始逐渐尝试在国外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中国与东盟国家首个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设立于2011年，是由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设立的中马钦州—关丹双合作园，在促进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作用不容忽视。10年来，中国已在东盟设立25个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这些园区的设立不仅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解决了许多东盟国家国内市场的各类需求，对于促进双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未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将迎来更多机遇
未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方兴未艾，域内贸易投资往来日益密切，域外合作前景广阔生机勃勃，区域供应链、价值链构建更加完善。基于目前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现实形势，以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动态，要精准施策，把握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切入点。
增进中国—东盟互信合作新内涵。中国—东盟政治互信长期稳定，对于双边经贸合作的向好发展发挥保障作用。在和平发展的主旋律下，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政治互信不断加深，造就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双边关系发展总体保持向好状态。面对2020年疫情新形势，中国与东盟国家秉承互谅互让的格局理念，联合开展抗疫行动。为了维护地区关系稳定，第二十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等系列领导人会议和主题论坛相继召开，共同探讨疫情期间以及之后的发展方向，为深化中国—东盟合作提供了“强心剂”和“新动能”。
未来，中国将继续不忘初心使命，充分发挥《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等有关纲领性文件的引领作用，明确肯定东盟在担当区域合作主人翁这一角色的关键性和重要性。通过现有召开的域内域外领导人会议开展疫情防控、经济恢复等紧密合作，借助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机制成效，充分利用RCEP协议的纽带作用，增进双边友好互信，推进发展战略对接提速升级，推动区域治理体系革新优化，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创造条件，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提供政策保障。
提升中国—东盟产业发展新业态。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际分工愈加分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环环相扣，不可分割，都承担着生产网络中重要的节点作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秉承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与东盟国家一道开展产能合作，提升区域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地位。RCEP的成功签署，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曙光，对于中国和东盟而言，原有的区域生产网络不断扩充，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向外延展。
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相关产业领域的互补合作，带动中国—东盟产业发展向高端迈进。一是加强区域内产业生产合作，中国与东盟双方都需要明确本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并立足本国产业发展现状，推动双边关联产业上下游联动互补，通过进一步推动区域内农业、有色金属、旅游业等产业合作，实现双边产业发展优势互补；二是深化区域内消费领域对接，以双边市场消费需求为导向，构建以符合双方需求为中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促进生产要素高效流动，提供符合区域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三是实现大小区域联动发展，疫情冲击迫使全球分工为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向区域性转移，中国与东盟国家都属于RCEP中重要的成员国，随着关税减免等有利措施的推行，原有的中国与东盟小区域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合作将逐渐向外延伸，在更大范围内构建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新体系；四是发挥金融服务产业合作的功能，金融作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过程中的重要工具，为中国开展面向东盟的经贸投资、产业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和基础保障。
打造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新景象。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呈现勃勃生机。数字经济作为有别于传统经济的新业态，是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工具。从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到中国—东盟“数字丝绸之路”的构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合作历程丰富。面对疫情新常态，中国与东盟国家紧紧围绕“数字经济”这一主题展开年度合作，今年11月末举办的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更以“共建‘一带一路’，共兴数字经济”为主题，旨在通过发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优势，为恢复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创造条件。
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数字创新领域的交流合作，引领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向好发展。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发挥中国—东盟信息港平台优势，充分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加强与东盟国家在5G网络等新兴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重点联合新加坡、文莱等经济较发达的东盟国家开展智慧城市等高新科技领域建设，协同柬埔寨、老挝等经济较不发达的东盟国家升级本国交通等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二是加强数字消费合作，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全球蔓延引发人民的生活消费方式发生新改变，加快各种远程办公、大数据抗疫医疗等高科技产品产业的发展进程，借助跨境电商发展，带动域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贸易，挖掘双边贸易潜力；三是加强数字产业生态建设，联合东盟共建协同发展的区域数字化产业生态体系，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域内产业更新迭代。
探索中国—东盟基建合作新空间。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证明，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而言亦是如此。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有关的互联互通通道建设，标志着以中国西南为起点、连接东盟的陆路经济带发展成为现实，陆路运输网络的建设以及公路、铁路等陆路运输方式的畅通，为疫情期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通、人员流动提供了坚实的互联互通基础。经贸合作等系列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活动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唯有夯实这一基础，才能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深化双边发展。
中国应充分发挥与东盟国家地理临近的优势，针对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共同开发合作，加快构建区域协调、统一的国际运输通道，实现人员通关、货运换装等无缝连接，实现通关便利化和物流低成本化。同时双方在港口建设及运营、海运航运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增强海上通道的服务和辐射功能，发挥陆海通道双优势。
充实中国—东盟人文合作新形式。中国与东盟“陆相通，水相连”，双方以丰富多样的人文交流形势增进彼此了解，人文交流合作成为引领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新支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双边秉承“民相亲、心相通”的宗旨和使命，从国家政府到民间公众，积极推进共同抗疫行动，在政府层面通过共建医疗机构、共同研发中西药等方式推进双边有关部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合作，积极探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行性办法；在民众层面，有关民间组织、社会公众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开展民间抗疫帮扶行动，实现区域防疫合作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双方医疗机构间的交流合作和信息互通，为日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积累经验；以公共医疗卫生为切入点，加强与东盟国家在相关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加强大数据在疫情研判等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作用，协同促进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科学研究；继续发挥协会等民间外交优势力量的作用，推进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在人文领域的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不断构筑和夯实双方的民意基础，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作者为广西大学副校长、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7CJY05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黄奇帆：《新冠疫情蔓延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三点思考》，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网站，2020年3月29日。
②郭磊、贺骁束：《全球经济对出口的影响：测算及历史比较》，《广发证券研究报告》，2020年3月22日。
责编/贾娜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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