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官员的除、授、擢、贬是行政活动的重要内容，唐宋两朝很少官员没有被贬经历。处于贬谪境地的官员在人生和仕途低潮期，如何继续自己的行政与文化生命？瞩目生活情趣，丰富锐意进取的人生；拓展心理与创作空间，化贬谪为生存延展的契机；贴近民生做实事，化贬谪为实现政治理想的突破点这三种方式，被普遍采用。以此为核心形成的为官文化，也成为唐宋政治的重要活力。
【关键词】唐宋 仕途低潮期 政治理想 生活情趣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公元七世纪初到十三世纪末的唐宋时期，科举成为选士主要方式，官吏来源更广泛，素质也相对更高。唐宋官员在出仕、履职、致仕等活动中显示出更强的活力。即便面对仕途低潮期，这个精英群体也能不改从政初心，从容应对，形成了独特的、总体昂扬向上的为官文化。
瞩目生活情趣，丰富锐意进取的人生
唐宋官员仕途低潮期的出现，多数时候和贬谪相关，这往往发生在激烈斗争或大刀阔斧改革之际。贬谪像在官员的快节奏人生突然按下“暂停键”或“回车键”。因此在新的环境中找到新的人生着力点，是唐宋贬谪官员面临的首要问题。闲适生活的情趣，相对于遭贬前锐意进取的人生，也是客观上的丰富与调节。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七月，宰相武元衡被刺，左赞善大夫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求缉捕刺客，执政嫌其越职言事，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白居易给好友元稹写信，以排遣长夜，“有念则书，言无铨次”，“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与元九书》）。他在庐山遗爱寺建草堂，以便欣赏香炉峰、学习炼丹，和附近名僧结成方外之交，一起探险揽胜，流连忘返。醉情山水并非江州生活的全部，他也有触景生情、抒发迁谪况味的时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成为白居易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十三年（818）冬，白居易量移（酌情调迁）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忠州贫瘠，他便与童仆造景自赏，“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东坡种花二首》）。做乐在其中的东坡太守：“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步东坡》）
十四年（819）冬，白居易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后来他任知制诰进入政治中心，还是时常想起东坡的花树：“最忆东坡红烂熳，野桃山杏水林檎。”（《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
境遇相似者的心意是相通的。两百余年之后，苏轼身陷“乌台诗案”，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朋友马正卿帮他向知州徐君猷申请了城东废弃营地数十亩：“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苏轼《东坡八首》诗序）苏轼特意添置了一头牛，耕作其中，以补贴家用。他也称这片地为“东坡”，并筑室于侧，自号“东坡居士”。苏轼体验着黄州每一个散发着烟火气的细节，如白居易一样把逆境演绎出诗意，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诗帖》等都作于此时。煮鱼、烹茶、炖肉、酿酒、做羹汤，他都就地取材，亲自尝试。他酿酒，结果蜜酒“不甚佳”，蜜水变质，“饮者辄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他把不讨人喜欢的猪肉做成了美食，在平淡的谪居生活中创造出闲适美好。虽然仕途历经三贬，但他却将此调侃为平生功业的高峰。
拓展心理与创作空间，化贬谪为生存延展的契机
处在仕途低潮期，贬谪令官员生存与活动空间趋于缩小，行政影响力衰微。处于这种境地，唐宋官员却很少一蹶不振、怨天尤人。面对来自行政空间的压制，他们一般会自觉开启作为文化精英的属性，在文学艺术领域开疆拓土，延展其心理生存空间，化解来自贬谪的压力。
唐顺宗贞元二十一年（805），时任尚书吏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参与政治革新，革新失败，柳宗元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宪宗元和五年（810）冬他写信给岳父杨凭，说到生活质量之差：“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他反思既往，积极寻找人生新的突破点，写作重心由程式化的公文，转向文章之道的探究：“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与杨京兆凭书》）永州十年，他实现了文章创作的突破，“永州八记”成为山水游记文学的标志作品，“三戒”成为寓言文学的楷模，“九赋”“十骚”成为楚地文学的经典。面对仕途空间的收窄，柳宗元开创出了新的文学天地。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左迁九江司马，柳宗元则移官为柳州刺史，他文章之法大成，追随者众：“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旧唐书·柳宗元传》）贬谪使柳宗元远离政治中心，他自己活成了学术中心，成为贬地的文化坐标。
唐朝官员开拓文章写作空间，趋于内敛；宋朝官员则在文学创作同时，开拓外化内心空间为不朽山水的一部分。宋仁宗朝，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滕宗谅（子京）被御史弹劾在泾州（今甘肃平凉泾川）知州任上抵御西夏时滥用公款。庆历四年（1044）二月滕宗谅徙知岳州（今湖南岳阳），第二年他重修当地岳阳楼。有人祝贺落成，滕宗谅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周煇《清波杂志》卷四“逐客”）六年九月他让人画成《洞庭秋晚图》送给邓州（今河南邓州）知州范仲淹，请其作记。57岁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此时也处于贬谪状态，他欣赏滕宗谅才气，恐其惹祸，但滕又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于是范仲淹在记中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此规劝（范公偁《过庭录》“范文正规滕子京”）。后来，《岳阳楼记》和岳阳楼一起成为中国文化不朽的内容。两位贬谪官员携手构筑了庙堂难以想象的“忧乐”精神境界。
范仲淹、滕子京的好友欧阳修也是如此。
仁宗庆历五年（1045），河东转运使欧阳修上疏为庆历新政被贬者鸣不平，八月降知制诰、知滁州，开始了自己第二次贬离京城的生涯。到任第二年，欧阳修在滁州西南琅琊山让泉之上筑亭，以自己的新号“醉翁”来命名。在“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的宾客之乐、“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的太守之醉中，欧阳修构筑起自己醉翁世界，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在滁州南百步远的丰山，欧阳修又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名“丰乐”，构筑自己的官员世界，他说自己不忘“宣（皇）上恩德以与民共乐”（《丰乐亭记》）的知州本职。欧阳修比后来苏轼在黄州要幸运得多，考虑也周全得多：醉翁亭言其颓放，丰乐亭说其尽职。他又在丰乐亭东筑醒心亭，取韩愈《北湖》“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诗意。并找曾巩作记，阐发自己醉中自乐、醒观盛世的初衷：“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曾巩《醒心亭记》）
欧阳修成为一代文宗，滁州三年心理与创作空间的拓展是一个关键。宋人《滁阳郡志》说，《醉翁亭记》拓本迅速成为流行物品：“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亦多求其本，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醉翁亭成为滁州文化景观，可见欧阳修滁州所为是成功的。
贴近民生做实事，化贬谪为实现政治理想的突破点
唐宋官员贬谪之后，虽然处在仕途低潮期，职位有所降低，但却善于在变小的着力点上发力。以视野开阔、理念先进的前高（京）官身份，改变偏远一方落后习俗，也相对容易。庙堂之上没有实现的宏观规划，往往在贬谪之地进行了点的突破。
唐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皇帝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禁中供奉三日，官民奔走布施，唯恐落后，刑部侍郎韩愈上《论佛骨表》，纵论佞佛之害。宪宗怒，贬其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这比十四年前柳宗元被贬的永州更远，在这一年末，柳宗元逝于柳州。到达潮州，52岁的韩愈并未颓丧，立刻办公，询问民生疾苦，众人反映郡西湫水鳄鱼成灾，捕食牲畜，导致民生凋敝。他亲自查看，以祭品投入湫水，并书祝文一篇，说当今天子神圣，治民是刺史职责，鳄鱼如果不如期迁走，到海里生活，刺史将以劲弓毒矢奉陪。这就是有名的《祭鳄鱼文》。结果当晚“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旧唐书·韩愈传》）。
史书显然有夸张，但韩愈在潮州治理灾害、改善民生的工作是真实的，以致于后来潮人为之立庙祭祀。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潮州知州王涤率民为韩愈立新庙，并请苏轼撰写碑文。经历黄州之贬的苏轼显然能理解韩愈在潮州的所为，慨然撰《潮州韩文公庙碑》致敬这位先辈。苏轼在碑文中还特意指出，之前潮州人不知道读书，韩愈任命进士赵德为师，于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韩愈改变了潮州旧俗。这年十月，韩愈调任环境相对好些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当地习俗，平民子女立约给人家做奴婢，逾约不赎回，则终身为奴，韩愈设法赎回那些被没为奴的男女，归其父母，并与袁人立约，废除“隶人”旧俗。
治民建功是唐宋贬官不约而同的选择。
宋仁宗朝，刑部侍郎、枢密副使晏殊反对太后刘娥的亲信张耆任枢密使，又以笏撞侍从使之折齿，于天圣五年（1027）春出知应天（今河南商丘）。当时应天府学风不盛。晏殊到任，即聘请附近才学之士担任教授，提高教学水平，开启了办学教育的序幕。而各州、路、府、军普遍办官学，要到庆历年间。当时范仲淹遭母忧居城中，晏殊请其执掌府学。范仲淹不负所托，对府学作息进行严格、规范管理；教师命题，自己先做尝试深浅难易。范仲淹的教学法被学习推广，应天府学一时成为名庠，司马光《涑水记闻》都详细记录其办学情形。
唐末五代天下动乱以来，天下学校荒废，其复兴则从晏殊应天府之贬开始。应天之贬持续不到两年，天圣六年（1028）八月晏殊被召回京城，任御史中丞。但他没有让贬谪之地的兴学半途而废，九月他举荐贺州富川县主簿王洙“有文行”“明经术”，令其带所授官“充应天府书院说书”（《荐王洙为应天府书院说书奏》）为府学补充师资；十二月，朝廷有诏免应天府书院地基税钱，应该也是晏殊的操作。应天府书院名列宋代四大书院，晏殊功不可没。这年冬，令应天府学名声大振的范仲淹丁忧期满，为晏殊举荐任秘阁校理。范仲淹第二年冬则因请求太后刘娥还政于仁宗赵祯，外放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开启了他“三贬三光”的名臣之路。知应天府是仕途顺畅的晏殊第一次被贬，但在仕途低谷所做之事，能善始善终，其所作所为可谓贬官务实风骨之代表。
概而言之，唐宋两朝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官员视野相对开阔，格局也相对大气。就行政意义而言，贬谪对官员是一种惩罚；就人生意义而言，对文化精英又是一种成全。纵观整个仕途，贬谪是官员前行历程的负面状态，但将负面状态处理得充满昂扬向上的气质，则是唐宋贬官文化的突出特色。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制度、文体与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项目编号：19ZDA24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③[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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