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在历史上多次遭遇艰难困境，为此，党员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过“紧日子”，省吃俭用，先后大规模地开展节省运动，实施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或者精减职工等，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和财政困境，有力支援了革命和建设。这些做法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和化解困境的成功经验，克勤克俭、厉行节约逐渐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和行为习惯，成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紧日子” 优良传统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所谓“紧日子”，通俗说就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一般是因遭遇极大困难，必须过“紧日子”，节衣缩食，勤俭节约。另外，也有人凭借内心理想信念的驱动，刻意过“紧日子”，克勤克俭，宁简勿奢，并成为一种习惯和美德。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风雨历程中，曾经遭遇了数次困难时期，都是通过精打细算，想方设法过“紧日子”，顺利渡过难关，并使勤俭节约成为一种优良传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土地革命时期：党员干部带头省吃俭用并广泛开展节省运动
1927年8月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出现严重的物资匮乏，导致军民生活极其困难。为应对危机，党员领导干部自觉自愿地厉行节约，过“紧日子”。同时还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节省运动，以充裕革命经费、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
一方面，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省吃俭用，厉行节约。例如，毛泽东同志当时只有一床连棉花带布不到三斤半的旧棉被，晚上睡觉用禾草做枕头，衣服只有两套，而且还打了很多补丁。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中央苏区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都是一双草鞋、一顶雨笠。可见，过“紧日子”，艰苦奋斗，已经成为当时党员干部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筹集军事经费，党和中央苏区政府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的口号，在中央苏区群众及苏维埃机关团体中开展节省运动，全力以赴支持在前线作战的红军官兵，有力保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地方政府必须尽量减少预算、杂费、特费等，牢固树立节俭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同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指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因此，这次运动强调节约为革命，这一切的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艰苦朴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
1933年12月，当时的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号召全中央苏区的工农群众共同开展节省运动。该报提出，开展群众性“每天节省一个铜片”的持久竞赛、不进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百分之三十、普遍建立节省箱等节省规约。1934 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呼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因此，《红色中华》充分发挥作为中央机关报的作用，“节省每一个铜板”成为当时中央苏区一句响亮的口号。
1934年3月，《红色中华》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及各学校，“节省每一个铜板”来帮助战争，同年4月至7月四个月内节省80万元经费。该报还提出，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日节省二两米；裁减非必要人员；分了田的工作人员自备伙食一个月；减省国家企业工作人员的津贴；节省办公费及用品；后方军事机关尽量减少浮支等。1934年3月2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要求中央苏区工作人员自带伙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回家背米去机关吃。因此，中央机关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动党员群众积极响应。闽西有一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中央苏区干部访贫问苦、节约奉公的动人形象。
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巨大成绩。经中央审计委员会核查统计后显示，中央各部门1934年4-7月的开支总和比2月份减少625876元，节省款项共计87896.208元。这只是金库收到的数字，实际节省的数目远不止这些。中央各部门不仅完成了四个月节省80万元的目标，而且还比计划数超过近一倍即130万元以上。①
因此，迫于当时的状况，党和中央苏区政府在工农群众及苏维埃机关团体中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节省运动，全力以赴支持在前线作战的红军官兵。“自带饭包去办公”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厉行节约、省吃俭用的优良品质。在运动中还创造出多种形式的节约方式。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红军官兵，还是学校和医院等单位，都积极参与节省运动，自愿把节省下来的钱物都捐献出去。善于过“紧日子”逐渐成为中央苏区军民的一种工作方式和习惯。
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开展节约运动并实施精兵简政
抗战时期，尤其是1940年至1942年，抗日根据地处在最艰苦的时期，财政发生严重因难。因此，党员干部群众厉行节约，过“紧日子”，齐心协力渡难关。例如，毛泽东同志居住在简陋的窑洞，周恩来同志睡土炕，彭德怀同志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林伯渠同志戴着用线绳系着断了腿的眼镜。
陕甘宁边区还积极开展大规模的节约运动。1942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号召党政军民学全体动员，厉行节约，养成爱惜公物的习惯与切实朴素的作风，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连队设立组织节约委员，互相勉励，互相督促。在机关、学校中开展严格的节约运动，包括：确定编制后非经上级允许，不增加人员马匹；极力减少客饭与招待；减少杂务人员与马匹的使用；爱惜公物，严格落实个人与集体订的节省文具灯油的公约等。可见，面对陕甘宁边区遭遇的困境，开始推行群众性的节约运动，并且还创造性提出选任节约委员和订立节省公约等方式。
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实施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民力，解决“鱼大水少”的矛盾。1942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提出：克服今后物质困难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又强调：这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精简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因此，实行精兵简政成为摆脱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困境的一剂良方，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和浪费性的支出，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
陕甘宁边区最先制定了机构和人员精简的具体政策。1943年2月实施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提出，边府所属吃公粮的人员尚有11500名，这次精简决定减至7500名，即减去35%。同时还规定：取消应该取消的空头机关，合并应该合并的机关，紧缩应该紧缩的机关；取消视察室及与此类似的机关；设立合署办公机关，统一秘书工作和总务工作；因职设人，不因人设职，并提倡一人能做几人的事。可见，通过合理化的压缩、裁撤或合并之后，机构和人员大为缩减，不但不会降低工作效能，反而提高工作效率。
与此同时，党的中央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精简。1943年3月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提出，将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一部分、图书材料室合并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为了集中统一各地民众运动，还将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下设职工、农民、青年、妇女四个组，每组三四人。②因此，党的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后，更加简便与灵活，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
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因而大大降低了财政支出，提升了工作人员的素质及工作效率，同时减轻了人民负担。各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从1941年底开始，至1943年底基本结束。
实施精兵简政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例如，陕甘宁边区直属机关从35个减到22个，人员由469人减到279人。再如，晋冀鲁豫边区总部直属队在紧缩后，只留下原有人员的4%，其余的96%用以充实基层或是回到生产第一线。边区政府机关在紧缩后，精简人员48%，节省经费46%。太行区三次简政后，比原来减少12320人，占原有人数的一半。因此，太行区1944年的公粮比1941年也减征了近一半，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因此，在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倡导过“紧日子”，一方面开展厉行节约，一方面实施精兵简政，党中央机关也同样进行了精简和调整，而且把厉行节约和精兵简政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精兵简政，一大批编余人员和干部投入到了生产一线，明显提高了机关办事效率，从物质和精神上，为渡过困难时期，为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倡勤俭建国并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情是基础薄、国力弱、收入少、开支多，因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过“紧日子”，勤俭建国，并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屡次强调要勤俭节约、勤俭建国。1950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是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呼吁：“必须继续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把能节省的每一文钱都用到建设上来。”1955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强调：“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可见，为了克服当时的困难，必须学会过“紧日子”，而且厉行节约原则不仅是困难时期短时间的坚持，即使国家富强起来了，同样也要坚持。
另外，中国共产党还发动了全国性的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运动，对于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会议还提出：节约兵力，整训部队；精简机关，缩编人员；紧缩开支，清理资财。各地从当年11月起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倡节约，严禁浪费。③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国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显然，增产节约和精兵简政运动是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驱动下开展起来的。会后，按照中央的相关部署，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为此，党报党刊也增加了对增产节约政策的宣传力度。1951年11月，《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指出：增产节约“不只是解决某些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人民国家的根本方法”， “增产节约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当年11月23日，《解放日报》社论号召“争取在一年内完成和超过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三万五千亿元的财富而努力”。因此，增产节约应该视为国家建设的长久方针，并提出了具体的完成目标。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该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应采取精兵政策，实行整编，减少现役人员；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紧缩人多事少的机构，补充事多人少的方面。取消那些可有可无的机构，有些机构和团体可以归并、兼办或者合署办公；进一步地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订立爱国公约，组织竞赛，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当年12月7日，由薄一波同志任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成立，以加强中央对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领导。党和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各地区、各行业，包括非生产部门，纷纷召开动员大会，制定增产节约计划。
这次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效。1952年1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向中央报告了《关于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据统计，1952年全国增产节约总值达31.7亿元，其中增产总值11.6亿元，生产和基本建设成本节约13.7亿元，流动资金节约6.4亿元。因此，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增产节约运动顺利结束。
此后，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的工作实际上一直在延续。例如，1953年初的收支相抵将发生赤字21.5亿元。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3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要求削减军事、经济、文教、行政一切可以削减、可以推迟的事业拨款，精简军政机构，节约行政经费，节约粮食。该通知下达后，各地、各部门及时召开会议进行传达，并根据实际拟定了执行紧急通知的具体计划。由此，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又迅速在全国展开，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困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过“紧日子”，提倡勤俭建国，并积极推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同时，还把它作为国家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多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倡过“紧日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家财政困难的成功经验。
三年困难时期：领导干部带头“勒紧裤腰带”，并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
由于“大跃进”“反右倾”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1961年，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团结群众，同心同德，共渡难关。领导干部带头，“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形成团结互助、共渡难关的凝聚力。
一方面，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带头过“紧日子”，对动员和鼓舞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战胜困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主动下调每月粮食定量，中南海每位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下调。毛泽东同志还宣布：“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毛泽东同志的小女儿李讷在学校里也经常饿肚子。④毛泽东同志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全国人民咬紧牙关，把口粮定量都减到了最低限。
另一方面，为了过“紧日子”以渡难关，还大规模精减城镇职工和人口，许多城市职工听从党的召唤，回到农村落户。
1961年5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指出，城市每年要供应50亿斤粮食是困难的。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从城市压缩人下乡。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陈云同志非常赞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陈云同志还指出：“下乡1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2000万人就是90亿斤。”会议的最后通过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中央明确要求：在1960年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1961年年内争取至少减1000万人，1962年至少800万人，1963年上半年扫尾。1961至1962年度，城镇粮食销量争取压缩到480亿斤至490亿斤，比上年度减少30亿斤至40亿斤。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大幅度精减城镇人口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的具体目标要求。
196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即“五月会议”)决定在1961年已经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精减职工870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精减职工1000万人以上。当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减少城镇人口任务必须在1962年、1963年两年内基本完成，1964年上半年扫尾。精减职工的任务力争在1962年年内或者1963年上半年大部分完成，1963年下半年全部完成。中共中央的相关决定，推动了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深入开展。
1963年7月，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顺利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减少粮食销量138.4亿斤。由于城镇人口减少，节省了国家工资开支，粮食购销量相应减少，同时就减轻了农业负担。这对于缓解农村灾情，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任务的胜利完成，广大职工和城镇居民牺牲了个人利益，放弃原工作单位的“铁饭碗”，放弃吃商品粮的城镇户口。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中国人民、我们广大的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群众上下齐心，“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大规模地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并得到广大城镇职工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有助于当时较快地走出困境。
总而言之，党在历史上多次遭遇艰难困境，为此，党员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过“紧日子”，省吃俭用，先后大规模地开展节省运动，实施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或者精减职工等，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和财政困境，有力支援了革命和建设。这些做法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和化解困境的成功经验，而且克勤克俭、厉行节约也逐渐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和行为习惯，成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
如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抵制腐败，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员干部仍需要树立过“紧日子”的观念，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把有限资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使艰苦奋斗精神成为凝聚人心、共克时艰的重要法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
（作者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9月11日。
②高风：《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兵简政》，《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2日。
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0日。
④毛新宇：《爷爷毛泽东》（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592页。
责编/谢帅 美编/陈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