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文化解码】
作者：于洪波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
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红船精神”命名中共一大建党精神，并对红船精神的内涵做了鞭辟入里的解读，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革命发展历程中的精神谱系更加完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百年红船精神历久弥新，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道同契合，并以其精神之基的新姿态焕发勃勃生机。
红船精神的价值追求是以人民为中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党的初心使命的积极践行，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思想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在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顺应时代、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四个伟大”工程的应然之举和睿智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党的初心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积极践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和意蕴，其宗旨就是要实现治理的主体是人民、治理的实施在人民、治理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与红船精神同致同向。
红船精神的价值追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航天精神、西迁精神、抗疫精神的源原来历。从1921年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己任，沐风栉雨，玉汝于成。从井冈山时期的《井冈山土地法》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兴国土地法》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四指示》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直至197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无一不以解决作为人民主体的农民最关心的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为根本导向，无一不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定纲施策。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工作中，还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人民至上价值理念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习近平总书记“以民为本、生命至上”的殷殷重托下，全国一盘棋，精准防治，科学施治，艰苦卓绝，不惜代价，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遏制、控制、防治统筹进行，疫情防控取得战略性成果，有效“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践行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彰显了以红船精神为始的百年以来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的奋斗目标的继承和发展，是红船精神的发扬光大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根本政治目的，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提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主张。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红船精神的最终目标指向。而“渐次”一词，表明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循序渐进，分阶段进行。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因为面对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尽相同，需要总分结合，制定一定时期的阶段性目标。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不断跨越，都是在一个个阶段性目标的指引下螺旋上升不断接近最终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
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践动力、创新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渐次”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的奋斗目标的继承和发展，是红船精神的发扬光大，高度契合红船精神的最终目标指向。
红船精神的生命在于实践，红船精神的永续发展需要不断在新的实践载体中滋养丰富
伟大实践需要伟大精神支撑，伟大实践又对伟大精神丰富发展。红船精神的生命在于实践，伟力孕于实践，红船精神的永续发展需要不断在新的实践载体中滋养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承载红船精神的实践载体，是红船精神从抽象到具象可感的形象化存在的介质，二者相得益彰。
红船精神中的“首创精神”与时代同进，道同契合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创新的释义有两个，一是指创立或创造新的，二是指首先。红船精神中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即创新精神。创新是红船精神的核心本质。当时的中国是三座大山重压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形态和物质基础都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而且当时的中国社会诸多主义纷至沓来，各种思潮跌宕起伏。在十月革命外在触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扩散、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等思想下，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选择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是党的创新创造实践的开端，具有“开天辟地”的政治勇气和“敢为人先”的行动魄力。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选择到游击战争的战略策略，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到土地流转，都是我们党秉承首创精神，同错误思想路线进行斗争，突破教条主义藩篱，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发展之路的成功创新性实践。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创新为动力之源。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一场新的自我革命，需要不断破难题、闯难关、补短板、强弱项，必须在制度创新上致力、在体制机制创新上着力、在实践创新上发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只有继续发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方能永立潮头乘势而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创新意味着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国家治理现代化伟大实践中的创新在红船精神中获得增长的动力，也赋予红船创新精神新的内涵，二者同频共振，是红船精神践行弘扬与丰富发展的过程。
红船精神中的“奋斗精神”与时代同步，道同契合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接续奋斗的历史。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红船上宣告成立时，全党只有53名党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积重难返的社会体制弊端和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联合专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坚韧不拔、矢志不渝。在中国革命异常艰苦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负重前行，团结带领人民，开辟革命根据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自然灾害、瓦解敌人的封锁和围剿，在困境中进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引领中国革命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正是以坚定理想信念为基础的奋斗精神的充分体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的过程，其间大事、要事、难事接踵而至，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越是艰难境遇越考验人的意志品质，越需要坚定理想信念。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是“中国”的，他国的现代化虽有可借鉴之处，但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彰显中国特色、中国之治，这就意味着必须立足国情，与时俱进，走自己的路。这也意味着需要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百折不挠，以奋斗为底色。从百年前的红船启航到今天的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在践行初心使命的道路上奋斗了整整一百年，而且还在接续奋斗。红船精神中的奋斗精神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精神价值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奋斗实践也为红船精神提供了涵养丰富的土壤。
红船精神中的“奉献精神”与时代同频，道同契合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主要依靠的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奉献，他们秉承的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解放劳苦大众，建设新社会的政治理想，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李大钊、蔡和森、罗亦农、肖楚女、陈延年、夏明翰、邓中夏……无数英雄无尽血，甘于奉献无私愿，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奉献是红船精神的本质属性，是红色基因的主题主线。今天，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9000多万党员中不断涌现出为践行“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责任担当而无私奉献的英雄群体、模范人物。脱贫攻坚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凝结着一大批优秀分子的无私奉献。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大考面前，在党中央统一决策部署下，300多支医疗队、40000多名医护人员演绎了“最美逆行”，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根脉和初始密码。从红船伊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在百年风雨荆轲中历久弥坚，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最高境界，在新的实践中，传承、坚守、与时俱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载体，推进过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应对挑战、风险、阻力、矛盾都必须坚守党的精神家园——红船精神，发扬首创、奋斗、奉献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