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卡脖子”问题是近几年萦绕在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个大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卡脖子”问题对于优化我国创新生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要提升科技资源的组织水平、集中优势资源打好攻坚战，尊重科学规律和市场规律、区别不同性质的问题，推动国际规则体系改革完善、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产业技术交易秩序，并不断优化创新生态体系，做好迎接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到来的准备。
关键词:“卡脖子”问题 创新生态体系 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G322 【文献标识码】A
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加强科技创新资源的组织能力建设
正确认识“卡脖子”问题的性质和特点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已经获得巨大飞跃和提升，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准强国”，具备了科技创新的坚实物质基础、知识和人才储备。2019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已经增长到2.21万亿元，总量仅次于美国，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也增长到2.23%。同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20年我国的排名已经跃升至第14位，位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前列。这些指标表明，我国已初步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经过坚持不懈的自主创新努力，过去很多“卡脖子”的技术和问题已经得到突破，最典型的如5G。在3G、4G阶段，我们属于跟跑、并跑水平，现在我国5G核心专利数占世界第一，并率先实现了5G商用，我国5G基站数已经超过60万个，用户数也在全球领先。在LED、OLED等新型显示技术方面，以京东方、维信诺等企业为代表的我国产业整体竞争力得到了快速提升，进入全球第一阵营。此外，高铁、北斗导航、新一代核电技术、移动支付技术等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目前已有20%左右的技术处于国际领先，30%左右的技术处于与国外同行并行阶段。以芯片产业为例，尽管制造能力和光刻机仍然属于待啃的“硬骨头”，但我国在芯片设计、测试及封装技术等方面已经赶上来。因此，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我们要拥有足够的战略自信，并要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措施。
但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错过了前三次产业革命，很多底层的、基础性、关键核心技术并没有完全掌握，短板和受制于人的地方仍然较多，其中以芯片、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关键工业原材料为最。尤其是芯片产业，这两年美国对中兴通讯和华为的打压，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我国在芯片领域的短板。
现在，无论是互联网、电脑、手机、工业自动化、家用电器，还是通讯设备行业，芯片无处不在，是一个产业渗透率最高、影响面最广、发展变化最快的产业。人们熟知的“摩尔定律”就是指芯片中晶体管数量每隔18个月就增加一倍、而价格不变。也就是说，芯片产业每隔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要更新换代一次，变化周期之快为所有产业之最。因此，芯片产业不仅是信息产业、而且是几乎所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基础，国外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现代产业的原油”。而且，由于芯片产业是典型的军民两用技术产业，技术性能最高的芯片总是率先用在军事装备上，因此，美国总是将它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对于任何挑战其芯片霸权地位的国家或者企业，都极力进行打压。
芯片产业的重要性在我国不是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国家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注意到了半导体技术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的历次产业规划和五年计划中，也都将“核高基”作为重点攻关任务，其中就包括芯片。但是，由于对其产业发展规律、国际竞争格局和趋势认识不够，政策上缺乏连贯性，资源投入水平低且不持续，导致我国芯片产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徘徊、甚至倒退状态。工业软件和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也是如此，由于战略认识不到位，政策出现反复，科研创新的组织体系不健全、资源投入不到位、科技创新链条不贯通，导致耽误了黄金追赶期。
提升科技资源的组织水平，加强组织体系和集成能力建设
攻克“卡脖子”的技术和产业难关，我们必须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实现了“两弹一星”的伟大壮举。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再次强调“新型举国体制”，这无疑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其实，举国体制的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广泛存在。例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以及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计划等，都是发挥举国体制作用的典型表现，这些项目的成功组织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产学研用各种主体的协同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有很多种组织形式。如政府采购招投标制度（美国国防部新型武器研发常用）；产业联盟方式（如美国NNMI、SEMATECH）；核心企业牵头成立的“创新联合体”方式（如中国高铁模式）；成立高精尖创新国家队方式，如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Fh.G）、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等，这些高精尖机构都拥有成千上万精干研发团队长期专注于产业共性技术攻关，为解决本国、本地区产业技术难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必须要认识到，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组织不力、过于松散。虽然我国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科技人力资源，研发资金投入总量也位居全球第二位，但是创新系统的顶层设计缺乏战略协调，微观创新主体缺乏协同合作、各个知识孤岛联通融合不够、重要科技资源不能共享，导致科技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衔接不畅等等，这些问题都普遍存在。加之对科学共同体的考核陷于行政化、形式化、表面化、短期化的困境，使得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科研创新队伍中的“五唯”风气盛行，一些本应该成为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单位变成人们常说的“SCI机器”，被国外评价体系牵着鼻子走。另外，过去有些本来承担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国有科研单位过度市场化改革，与业内同行企业在产品层面进行竞争，失去了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能力和意愿，这些都导致了我国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缺失和供给能力不足等问题的出现。
当前，为解决“卡脖子”问题，我们必须尽快提高我国科技资源组织能力，加强战略科技力量、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组织优质科技资源对关键核心技术问题进行攻坚，久久为功。同时要将科技创新顶尖研究机构对接高技术企业，融合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风险投资家等几支队伍，真正做到科技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无缝衔接。
尊重科学规律和市场规律，区别不同性质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卡脖子”问题不是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全部，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上，个别地方、个别领域存在“病急乱投医”现象，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甚至以不法手段骗取优惠政策和资金的现象时有出现。
我们要尊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规律，将战略问题与战术问题相区分、临时性措施与制度性改革相区分、市场与政府责任相区分，在市场失灵的政府要有担当，在属于市场竞争的地方，要将创新交给市场，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在看得见差距、技术和产业方向明确的领域，可以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模式，集中攻关；对于一些看不清方向、风险大的前沿和未知领域，要注重发挥市场的力量，由市场来决定和选择技术路线。
推动国际规则体系的改革完善
除了在硬科技方面加强自主创新、补链强链之外，我国还要善用软实力和国际规则的力量，提升产业外交能力。在国际公共外交平台上，我们要旗帜鲜明代表发展中国家推动形成稳定全球产业链、技术链的共识，要深刻揭露和批判以美国为代表的科技霸凌行为，共同推动设立全球技术交易组织（World Technology Trade Organization, WTTO），并不断完善其治理规则，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产业技术交易秩序，使之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从长远来看，要不断优化创新生态体系，迎接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到来
刚刚过去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吹响了我国从创新大国到创新强国迈进的号角，中央对创新问题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未来，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将越来越突显，五中全会将极大推动我国创新强国建设的进程。
过去五百年，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经历了几次大转移，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到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再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的法国和德国，再到二战后一直处于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美国。2050年我国将建成现代化强国，没有科技创新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因此，我们要建成与现代化强国相匹配的科技创新中心。
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
一般而言，一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必须满足两个“四分之一”的条件：一是科学原理的探索发现成果必须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二是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明和创新应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
因此，我们首先要打造世界上最优越的促进基础科学发现和原创的环境，吸引全世界顶尖科学家汇聚中国，尽快提高基础科研投入占全社会总研发投入的比例，要从现在的6%提升到15%以上，大力提高基础科研的仪器设备水平和硬环境质量，提高基础科研人员的物质和精神待遇，推动院士待遇在双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普惠化，通过优厚的待遇让教授坐得住“冷板凳”，潜心探索前沿基础科学。要形成科学的科技评价体系，构建优胜劣汰的良性科学共同体，加强人员的流动性和学科交叉碰撞，促进高质量知识创新氛围的形成。
理顺创新链条，发扬企业家精神，让创新道路上的不同人才各展才华
除了基础研究之外，我们要打通科技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及政策链，让知识、信息、技术、人才、资金、政策等各种创新要素资源互联互通，发挥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在创新的体系和链条中，如果说科学家解决了“0-1”的原理性问题，后面还有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1-100”，产业化阶段的“100-1M（百万）”，以及产业成熟和规模扩张阶段的“1M-∞（无穷大）”，在这四个不同的阶段需要环环相扣、棒棒相接，由不同的组织、团队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才发挥作用。
因此，除了需要像爱因斯坦、杨振宁这样的顶尖科学家之外，我们还需要像钱学森、奥本海默这样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更需要像乔布斯、爱迪生、比尔·盖茨、任正非、马化腾这样的发明家、创业者和企业家，需要大力优化“双创”营商环境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等。在创新生态体系中，每一种人才都不可或缺，每一种优良的文化都值得弘扬。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
责编：司文君 / 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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