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文化解码】
作者：孔新峰 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央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作出的战略谋划和全面部署。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
歌曲《国家》的歌词涉及“家国同构”：“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谈到对“家富”和“国强”孰先孰后的认识：“国强”才能“家富”，所谓“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还隐约透露出中国人理解的理想国家治理体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之理的“物理”体系，同时还强调人心之理与人伦之理的“心理”“伦理”体系，那便是：“国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以和矗立”，如此，才能使“国和家连在一起，将创造地球的奇迹”，才能让我们自豪且自信地高歌：“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我爱我国家。”
“国家”与“家国”，两个汉字颠倒位置，意趣大有不同
在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家”与“国”这两个词，构成了一个新词“国家”。无论是强调自然与人文风物的“国土”（country），强调法律与政治制度的“国制”（state），抑或强调血脉、文化及政治共同体的“国族”（nation），上述种种意象尽收“国家”这个新词之中。但是，中国人传统中理解的“国家”，其机理实际上是“家国”，两个汉字颠倒位置，意趣大有不同。
从古典政治观之，古希腊城邦与周天子封邦，分别奠定了深刻影响中西政治文明走向的“城国”（City-State）与“家国”（Family-State）想象。前者假定，“人是城邦（‘政治’）动物”；后者主张，“人是家的（‘伦理’）生灵”。周初封建，周天子富有“天下”（“四海为家”）而建“国”，诸侯有其“国”（“以国为家”）而立“家”，卿大夫有其“家”而为次级卿大夫置“侧室”，如是者层层“封建”，实则构成了基于宗法血缘的一层层的“大家”与“小家”。《大学》首章，被朱晦庵尊奉为“经”，被王船山称为“圣经”，明确说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唯有“修己”方可渐次“安人”和“安百姓”。《孟子·离娄上》则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朱苏力教授曾指出，农耕社会的“齐家”是历史中国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维度。“家”是儒家学说的逻辑起点，也是传统中国人“修身”的物理与心理的栖息所，人性、伦理和德行的养育场。爱有差等，施自亲始，从“亲亲”亲子利他、亲缘利他，到“尊尊”“贤贤”超越亲缘之爱的衍生处，也在“家”。“家”与“国”并非截然两分，小“家”是大“国”的缩影，“国政”是“家政”的扩大化，“家”是“国”的根本，“家国”秩序的维系以“家”为圆心。此乃中国古代宪制“家国同构”的基本模式。“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体现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打通“心理”“伦理”与“治理”的鲜明特质。
秦汉帝国以郡县天下取代封建天下，但宗法制下的“家国天下”想象没有实质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构建运动是“早慧”而“早滞”的。就“早慧”而言，东周列国军事争斗与诸子思想争鸣塑造的儒法帝国，蕴含了西欧在约18个世纪之后才逐渐发育出的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的诸多理性化成分，如强调基于官僚制的行政理性，皇权之下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与包容性，较为鲜明的礼法治理品格，及重视观念濡化等；然而，就“早滞”而言，较之西欧现代“国民国家”所具备的若干功能特征（如公共性）及结构特征（如分殊性与自主性），特别是较之“高扬国家主权与个人主权、直接建立二者勾连而打消中间层”的自由主义国家建构学说，传统中国“家国天下”重“家国一体”而忽“家国之别”的理论缺憾日渐彰显。要知道，德国公法学家吉尔克曾将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建国逻辑，精辟地概括为“国家主权”（Sovereignty of the State）与“个人主权”（Sovereignty of the Individual）这两大核心原理。近现代发生的家庭革命、国民塑造等运动，便或多或少受到上述理论逻辑的激发，更受到“三千年未有之变”的国势困局激荡，一度试图以极其激进的方式消灭“家国”以拯救“国家”，但“家国”迄今仍然顽强地存活着。虽然传统家族主义和家国模式的宪制秩序似乎难以为继，但普通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和“家国情怀”依然浓厚。
“国”与“家”在当代中国的“破镜重圆”有很多体现
然而，当此“乡关何处”之时、“家国焉在”之际，中国乃至世界的有识之士却发现：现代“个人”乃是理性主体进而是权利主体，而儒家之“身”更强调关系性的德性主体，在“权利话语”（rights talk）盛行之余，价值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现代“国家”在“上帝已死”的情境下，成为人造的神祇“利维坦”，但也因为对“家”的涤荡和对“天下”的桀骜，使“国家理性”屡有畸变为“国家主义”的危险。“家”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生活意义的丧失、治理成本的高企乃至认同政治的挑战。对于当代人类面临着的许多突出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曾例举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
因此，推进具有中国品格、中国气象乃至世界担当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亟待将化解“家国矛盾”、塑造“家国合力”作为当务之急。“国”与“家”在当代中国的“破镜重圆”有很多的体现，特别集中在生育政策、丧葬政策、教育投资、美德养成、基层治理乃至打造“拟家庭化”的“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近年来党和国家颁布的诸多方针政策，对“家庭”作用的重视可谓空前彰显。例如，2019年10月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作为着力点，要求“完善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相结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突出家庭在公民道德培养中的重要性；又如，2019年11月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多次提及“家国情怀”，并提出“丰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注重运用仪式礼仪……鼓励居民家庭在家门前适当位置悬挂国旗”等；再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强调“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有人曾问王阳明：“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王阳明的回答是：“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如是，“大党”与“大国”的“大的样子”亦应如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共同体”，一定程度上与上述“家”的想象若合符契：“人与自然共同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犹一人”；“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犹一家”。除了天道追求与天下担当，对久已被污名化和低估的“家”的价值，应予以更加审慎公允地看待。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甚至在基于中国经验、富有中国气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构建中，均宜念兹在兹、久久为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