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其坤，生于山东蒙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是国际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扫描隧道显微学、分子束外延、拓扑绝缘量子态和高温超导电性等。2013年，薛其坤带领研究团队在世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他发表文章500余篇，在国际会议上应邀作大会/主题/特邀报告180余次。曾获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陈嘉庚科学奖、“万人计划”杰出人才、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菲列兹·伦敦奖、北京市突出贡献中关村奖和复旦-中植科学奖等奖励与荣誉。
前不久，您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针对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进行了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这次学习时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请您谈谈对这一重大判断的理解。
薛其坤：科技创新何以成为一个关键变量，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现在整个世界的形势判断是一个战略性的重大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你要是看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发展之路的话，不管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欧洲的主要国家和美国，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美国以及二战后兴起的日本，还有20世纪90年代左右兴起的韩国，这些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从一两百年的历史来看都是靠科技创新、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导致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从历史观的角度考虑，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
其次，在互联网时代，科技创新的组织形式、实现方式和迭代速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互联网的存在使得人类多个世纪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得以系统储存，科学家通过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汇总和记录，解决了科学创新的知识支撑限制。再比如超级计算机，为众多前沿学科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支撑。技术的变革、科学的进步，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作用更加凸显，互联网甚至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进入快速发展的新世纪以来，技术更加尖端，有时会成为不对称技术，科技创新已成为更加明确的关键变量。无论是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还是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科技创新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角度去考量，关键变量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华为事件来看，国际格局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实力的较量，而国家实力的较量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科技创新的水平。
最后，我们国家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首先要搞好科技创新。如果没有搞好科技创新，我们就不能产生在未来先进技术影响下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格局。在历史上，前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发生在中国，但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努力实行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我们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真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肯定要在未来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中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国家呈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所以从我们的国情看，从国家发展目标看，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强大国防能力的提高方面看，科技变量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
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完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型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科研队伍，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请您谈一谈对战略科学家的具体看法？
薛其坤：我认为战略科学家作为科技创新的领导力量或者前沿带头人，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点，学术功底必须非常深厚。这需要通过长期的努力和积累，达到非常高的学术水平，具有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非常杰出的技能。深厚学术功底是科学工作者成为战略科学家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工作涉及范围更广，他们对于所研究的领域在科学内涵上、技术发展的本质上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因而对未来的发展有比较准确的战略层面上的判断，这是前沿引领力的基础。
第二点，战略科学家必须有很强的辩证思维能力，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善于归纳演绎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战略科学家能够对于未来发展有相对准确的判断，能够厘清科学和社会发展以及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必须具备很强的辩证思维能力。您提到的创新想象力、跨界融合力与这个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点，战略科学家应该有一套非常切实有效的思路和方法培养优秀年轻科学家，这是我的一个看法。科学的发展是有传承的，技术进步也是有传承的。如果一个科学家能够通过自己在宏观战略上的判断，指明未来的一些具体发展方向，然后在这些方向上培养未来的学术带头人、未来的科学家，这个科学家可称之为战略科学家。比如物理学上有一个叫索末菲的人，他所指导的学生中，有7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英国有一个大家经常谈到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它是由电磁学之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于1871年创立，从1904年至1989年的85年间一共产生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实验室中，包括麦克斯韦等一些科学家算是战略科学家。他们不但自己学术水平高，而且能通过创造一种环境，创造一种氛围，或者是引领一个方向，使下一代的科学家成长起来。战略科学家要通过学术氛围打造、学术文化建设，形成一套独特的人才培养的机制，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使他们也能够成为科学家。
在采访您之前，我看了很多您的故事，引发了我对科学家家国情怀的思考，请问您如何理解中国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薛其坤：我在日本读博的时候，我给家里打长途，问儿子在幼儿园里面学什么，他就背了这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当时自己一下子有点鼻子发酸，想家嘛。大家都有体会，一个儿子爱自己的母亲，一个中国人爱自己的祖国，这是最自然的感情，科学家也不例外。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在很多的普通人身上看到了浓浓的家国情，比如快递小哥汪勇。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有天然的母亲和孩子般的感觉。
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讲，因为他们承担国家更大的责任，承载大众更多的期望，所以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科技创新、科学进步作一些贡献，这种家国情怀在一个科学家身上可能会表现得更强烈一点。另一方面，由于职业的特点，在学术交流的世界舞台上，科学家很容易被贴上国家的标签，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实力也好，你的学术水平也好，往往代表国家的水平，所以家国情怀在科学家身上更容易显现一点。
您原来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现在作为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对于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有什么看法？
薛其坤：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很快，GDP总量翻番可在较短的时间完成。但是，人才培养是一个慢过程，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杰出人才培养首先要有非常好的高等教育体系。我们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是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的时间，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需要较长时间，杰出人才的培养也是。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不能急于求成。
我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刚刚举行了十周年校庆，是一所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大学。2010年12月，教育部同意筹建南方科技大学，赋予了南科大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双重使命，目标定位就是以实践回答“钱学森之问”。南科大突出“创知、创新、创业”的办学特色。在创新人才培养关键环节上精准发力，率先探索实施了综合评价招生录取的631模式（即高考成绩占比60%、大学入学测试占比30%、高中学业成绩占比10%），形成了以学分制、书院制、导师制，国际化、个性化、精英化“三制三化”为核心的培养特色，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综合素养、创新能力”的一流创新人才。这些改革措施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但是不是有效，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通过“双一流”建设，我国的若干高校实际上已经开始像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一样，培养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苗子。如果我们国家继续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杰出人才会出现的。还有，杰出人才创造的成果得到检验和认可也是要花时间的，这也是要考虑进去的一个因素。
在科学史上，有许多规律的发现或学说的建立是在科学家们相互启发、相互印证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那么是否可以说优秀的科学家互相之间都有一定程度上的依赖？
薛其坤：对，优秀科学家之间的交流能互相启发，思想的碰撞会产生火花。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我们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得有这种环境。如果连外国人干什么都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水平在哪里？你的不足在哪里？你新的地方是什么？碰到一个有深厚学术涵养的人，他可能对你启发非常大。所以学术交流很重要，不但能互相启发，还能开阔视野。
学习时报的阅读群体主要是领导干部，请问针对科技创新发展，您对这个群体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您认为他们在科技创新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薛其坤：科技对于一个国家的实力提升、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常重要，领导干部为了做好所在部门和所在地区的科技创新，我觉得也要像中央政治局那样，坚持系统集体学习并形成制度。例如量子科技正在快速发展阶段，但这是一个很前瞻的领域，领导干部如果能够有所了解，甚至超前理解有可能改变未来社会发展方式的技术，对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有所帮助的。科技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往往有时间上的延迟，领导干部系统学习科技前沿领域的知识，对于促进自己工作和一个地区、部门长远发展是很有必要的。目前的环境形势对于领导干部要求比较高。一是现在发展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依赖的技术越来越尖端。二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对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有非常好的借鉴和推动作用。其实科技创新也有很多理念可以用在社会创新、管理模式的创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