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核心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特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4]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的确，该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自觉性、战略选择的前瞻性，而且还彰显其治国理政的成熟性。有此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探索充满阳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特在哪儿？答案尚在实践之中，但是，上述“四重超越”特质必定深刻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走向，以下三点也因此而需倍加注意：
其一，乡村振兴不容轻慢。当前，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均在80%的比例。作为超大型内陆国家的我国，城市化率达到多少最为合适？我国是否也应设定一个高指标并朝着既定方向努力？既然要实现高比例的城市化还需推进乡村振兴吗？不得而知。但是，无论我国城市化率设定为多少和达到多少，都不能任由乡村走向凋敝破败，也不应留下一个凋敝破败的乡村，而应始终保有一个欣欣向荣的乡村，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的应有样子，也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理性选择：从国外看，当前美国、德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民粹思潮泛滥、社会抗争运动风起云涌，无一不与城乡差距难以弥合有关。乡村凋败破败成为导致社会撕裂、国家认同解构的重要原因之一。惨痛教训和前车之鉴不容忽视。从国内看，一则乡村振兴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大局（见本文“超越工具主义”部分的相关分析）。二则乡村振兴事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变局中，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我国在乡村所实施的土地制度（即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乡村所拥有的人口承载能力和有待挖掘的就业空间，使得乡村具有城市不可替代的价值，为我国留下了独特和难得的战略回旋空间。也正因如此，乡村振兴应是一项常抓不懈的重要任务。
其二，共同富裕方向不容更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26]。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始终应将“让亿万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作为工作目标，并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为此，一方面，要巩固扶贫攻坚成果，做好新时期农村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对接，防止农民群体内部两极分化现象加剧；另一方面，要关注城乡结合部农民群体，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切实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防止这个群体因失地或（和）无业返贫。共同富裕不能落下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群体，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落下城乡结合部的治理现代化。这个区域，兼具城市和乡村两个场域的特点，问题更复杂多样，治理难度更大。伴随未来乡村建设“五大行动”尤其是“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的启动实施[27]，城乡结合部料将激增，这个特殊而敏感区域的治理理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容动摇。“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8]]。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乡村振兴战略意见强调，坚持党管农村工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既是一种政治自觉，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这是因为，政治、组织、制度保障是推动战略实施的关键之关键，没有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战略实施难以顺利推进，没有政府的适时适当介入和制度化安排，乡村全面振兴难以实现。而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亦可为党在新时期下如何科学有效地实现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对乡村和基层工作的领导积累宝贵的经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国家治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及治理研究”（17BZZ087）；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19ZDGH0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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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贺雪峰:《建设属于农民的乡村》，《河北学刊》2017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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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6]王伟光：《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选择》，《红旗文稿》201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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