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右翼在单边主义和反华道路上渐行渐远，严重危害国际抗疫合作、中美关系以及世界稳定。从前，美国以国际秩序主导者自居，要求其他国家“社会化”并遵守规则，将不守规则的国家称为“麻烦制造者”；现今，美国成为秩序的破坏者，不仅退出多个国际组织，与多国展开贸易摩擦，而且在疫情期间疯狂推卸责任，破坏国际抗疫大局。为何美国会出现这种急剧转变？美国政府在本年度的霸凌主义行为又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以及世界格局？笔者认为，霸凌主义行为表现出美国内部在维护和破坏国际秩序上发生分歧，内部分裂和矛盾外移是霸凌主义行为出现的内因。
霸凌主义行为往往伴随着对权力和优势地位的滥用
“霸凌主义”是一个近年出现频率较高的概念，经常用来形容一些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压迫和剥削他国的不公正政策。霸凌是欺负（bullying）的英语音译，通常用于学龄青少年间的校园暴力。在国际关系领域，霸凌主义行为往往伴随着对权力和优势地位的滥用，例如美国的“关税大棒”和以“国家安全”为由的企业审查。由于受害者缺乏报复手段，食髓知味的霸凌者往往反复使用其力量优势获利。关于霸凌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霸凌主义远较霸权主义温和”，且“不具有身份上识别敌我的含义，只具有不赞成对方行为的含义”。霸权主义的运用对象通常是仆从国或者霸主试图支配的敌人，手段多为直接运用优势权力干涉他者内政；而霸凌主义行为不需要明显的支配关系，即使在具备一定结构和秩序规则的环境中也会发生。
总体而言，霸凌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心都是单边行动和对优势权力的滥用；霸凌主义是权力优势方在试图支配他者、但不愿彻底破坏秩序时采取的挑衅行为，也是当今多极世界格局下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从美国目前的霸凌主义行为可以看出其混合策略，即其一方面希望维持国际基本秩序，并利用秩序获得打压别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在短期利益诱惑下频繁透支自身信誉。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是因为国际秩序既是权力竞争状态又是一种国家行为约束机制。由于美国掌控了对行为规范的定义权，因此其可以采取双重标准。
美国一度致力于建立基于国际合作和协商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二战后的美国建立了联合国等国际政治组织，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合作组织，试图建立以国际组织和谈判为规范性框架、以现实主义为根基的世界秩序。但需要注意的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底层规则仍然是现实主义，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霸权行径、冷战后北约国家干涉多国内政，都是国际关系弱肉强食本质的体现，这是由各国权力禀赋不平等造成的；国际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不平等“内化”为各国需要遵守的国际规则，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中的否决权、国际援助的附加条件等。但总体而言，国际组织的出现避免了核大国的军事冲突，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其他国家都是利大于弊的。
不可否认，美国为了维护国际组织的合法性付出了一些短期代价，如不能明目张胆地侵占他国领土等；但美国政府也从其主导的国际规则中获得了“合法性”，能够通过联合国等平台惩罚、约束其竞争对手，甚至逼迫他国向美国资本打开市场。应该说，美国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是当前国际规则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会从全球秩序中均等受益，这就导致了社会分化。长期以来，美国推广新自由主义，呼吁各国开放市场，全球化程度空前加强。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美国跨国企业和金融家们从全世界赚取财富，美国消费者从欠发达地区获取价格低廉的农业、轻工业产品以及资源，全球的精英劳动力和创新人才向美国聚集。然而，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却失去了竞争力，从企业到工人都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
经济矛盾最终转化为美国社会的五大矛盾。第一是“上下”，即贫富差距。财富快速向最上层聚集，最富有的少数人的财富增长速度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有限的财富再分配无法缓解贫富鸿沟。中产阶级不仅不在财富再分配的受惠范围内，而且还要面对不断上涨的教育、住房、保险等花销，生活质量日益下降。美国最富裕的1%主要集中在金融、科技等产业，跨国巨头将工作岗位“外移”，这些都引起了美国社会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不满。第二是“左右”，即国内意识形态矛盾。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激进左派呼吁增加福利，激进右派主张削减政府支出和减税；左右翼都涌现出了民粹主义政客和社会运动，加剧了意识形态对立。第三是“黑白”，即种族问题和身份政治。随着美国不断地吸引移民，大城市形成了多元化的生活环境，无论是从事高科技的技术移民，还是提供低端劳动力的拉美移民，都融入了城市生态圈；此外，大城市居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较高，因此形成了鼓励种族多元化的进步主义政治风潮。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乡村居民和白人为主的保守派则对移民问题包括非法移民犯罪和宗教极端主义感到担忧，并对美国左派的平权运动心生反感。美国黑人与警察的矛盾长期存在，在近年来成为身份政治的中心议题，衍生出“安提法”等激进左翼运动。第四是“虚实”，即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矛盾。亚马逊等网络商业巨头剥夺了美国实体零售业的就业机会，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华尔街的金融公司难以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但却成为美国经济的引擎。第五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矛盾，它也是上述所有矛盾的集合体。贫富、产业、意识形态分化带来了反智主义，主要体现为乡村“红脖子”对进步主义政策和文化的反弹。
2020年度霸凌主义的鲜明特征：同时存在“维护规则”和“破坏规则”两套策略
内部矛盾令美国社会感到焦虑。在中美建交之初，里根总统考虑到苏联的威胁，与中国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甚至一度取消对华军事出口限制。事实上，美国绝对是中美亲善的受益者，中国不仅分担了对抗苏联的压力，也为美国资本提供了崭新的市场，还增加了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合法性。然而，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中国威胁论”在美国逐步获得市场；除了警惕中国的发展外，美国政客也因未能实现“和平演变”感到失望。但总体而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政府都大致遵循了里根和老布什的外交原则，认为对华接触政策能够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美国也会从中获益。但到了特朗普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明确指定中国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威胁，分裂的美国社会开始在反华的大方向上达成一致。可以说，在内部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乐于通过输出矛盾的方式缓解压力。
霸凌主义的大背景正是美国近期的反华氛围。美国多个集团竞相反华，但它们之间的社会矛盾和政见不统一问题并没有解决，党争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现象：一方面，两党争相反华，特朗普攻击民主党政客为“北京拜登”，民主党声称特朗普是“中国的好帮手”；另一方面，双方又采取不同的政策，在党争中相互拆台。举例而言，在经济领域，面对中国国力增强、率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态势，美国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等，企图撇开中国建立“高水平”的贸易同盟。
由于美国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又有多个利益集团在决策圈中发力，因而当前美国同时存在“维护规则”和“破坏规则”两套策略。美国当前的霸凌主义行为是试图在享受规则赋予的合法性的同时破坏规则，实现短期利益。美国当前的反华政策无不强调其合法性，如声称制裁华为和中兴是因为这两家公司与伊朗贸易，违反了“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必须破坏规则的情况下，美国积极谋求拉帮结派以及孤立中国，如声称华为公司的通信技术危害美国与其盟友的安全合作，要求欧洲国家加入“网络清洁”计划。
由于缺乏国际社会的有效制约，霸凌方同时成为规则的“执法者”和“破坏者”
客观而言，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首先，美国在多个领域拥有巨大的“硬实力”，近期的技术封锁体现出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雄厚积累；虽然一些欧洲、日韩企业拥有相对独立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但却不可避免地依赖美国的专利技术、精密部件，甚至由美国资本控股。其次，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拥有优势。美国虽然维护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等级制世界秩序，采用单边主义行动，对不服从的国家进行“惩罚”，却也自称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者。欧洲各国、日本等国家主张一种颠覆大国政治秩序、让小国与二战后大国平权的所谓“多边主义”。因而，欧日等国家更倾向于美国，这也是美国有恃无恐进行霸凌主义的原因。再次，美国在外交方面有着充分的制度和人才积累。不但官方工作细致，而且在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政治活动等方面也拥有充分经验。虽然美国政府对欧日等国家均进行过贸易制裁，但他们仍能够很快达成妥协，美欧、美日之间的贸易谈判磋商机制也还存在。最后，美国自身党争激烈，政策转向频繁，被霸凌的国家难以对美国政党、政客进行追责。
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美国尚未开始主动颠覆国际秩序，而是运用自身在现有国际秩序里的意识形态优势、政治同盟优势、贸易技术优势遏制别国；虽然美国在经贸和外交等“常规”领域愈发不择手段，但其退出主要国际组织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未来，霸凌主义趋势或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应努力在发展中寻求破局机遇
不可否认，面对美国的霸凌主义行为，我国客观上处于弱势地位。第一，我国缺乏对美国的有效反制工具，高通和苹果等公司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支持者，对其进行对等制裁有可能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第二，我国缺乏对第三方的影响力，尤其缺乏话语权。由于历史渊源、意识形态等原因，欧洲国家甚至日本等国家的反华势力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美国政府挑起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有所改变。第三，我国处于战略守势，攻方目前采取“多管齐下”的战略，能够主动选择下一场争端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第四，相比能源储备丰富的美国，我国在资源领域仍然存在一定的脆弱性。这些都证明我国在今后几年里将处于战略守势。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混合策略不会停止，诸如封杀中国公司的霸凌主义行为会反复出现。
对此，我国需要进行几方面的应对准备。第一是“修炼内功”。应该借助国内市场率先恢复的良机努力发展经济内循环，通过保障民生、发展就业来拉动内需。美国与欧洲诸国、日韩的经济互补性有限，这意味着西方资本将难以舍弃中国的工厂和市场。第二是“修炼外功”。事实证明，在道德层面上对美国的谴责是事倍功半的，因为美国并没有放弃对国际秩序的定义权。因此，我国仍需大力发展现代化、努力提高军事力量，震慑试图铤而走险的民粹主义政客。第三是切实推动多边外交，培养自身的国际领导力。我国与欧洲、日本、俄罗斯等主要势力的关系较为稳定，但“中—美—第三方”三角关系的主动权往往被美国掌握。当前美国政府公然践踏国家交往规则，国际秩序内的主要国家或作壁上观，或站队美国。对此，我国应积极推动多边合作，打破美国鹰派在大国关系上孤立中国的战略图谋。我国在对复杂国际问题的治理、调和国家间矛盾方面仍然缺乏经验，解决争议较大的国际问题仍然依赖于“一对一谈判”的老路，这种弱点容易被拥有战略主动权、自冷战时期便熟悉三角博弈的美国利用。如何在多边外交中争取盟友、打破包围，如何与欧、俄、日、东盟等伙伴打破隔阂寻求合作，可以说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首要挑战。第四是分化美国反华势力。蓬佩奥等政客频频叫嚣“新冷战”，但美国内部在反华方式上尚未达成共识；民粹主义支持者中不乏不愿意打热战的孤立主义者，部分州、企业和政客甚至反对贸易摩擦。对于反对霸凌主义行为的美国企业、政客和社团，我国应积极接触。此外，要挫败霸凌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必须设法对其背后的利益链条进行有效打击。
面对美国的霸凌主义行为，我国尤其要警惕“投降论”和“速胜论”两种思想倾向。本年度，美国的猛烈攻势令“投降论”沉渣泛起，这是必须予以警惕的。与此同时，中美在疫情处理上的差异也令一些人盲目乐观，夸大美国与其盟友的分歧，高估国际社会公正调解霸凌现象的能力。事实证明，美国依然具有单边行动的军事、经济以及话语实力，也仍然保有几百年积蓄的外交资源，与一些盟友仍保持着强有力的合作关系。随着美国开启霸凌主义的恶例，“五眼联盟”国家和印度，甚至欧陆国家和日韩都有可能继续跟进，5G通信合作和“中国赔偿论”的发展都证实了这种危险。未来，霸凌主义趋势或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应努力在发展中寻求破局机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冰若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