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文化解码】
作者：高福进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内蕴的建党精神是我国红船精神的源头活水以及树之本根。红船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存续并不断得以弘扬。通过历史地考证和逻辑地分析，厘清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之间的关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的一项初始内容、一种内涵体现
精神和文化作为人类实践和思维特有的产物，根源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属于人类意识范畴。那么，何谓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中，对于意识的阐述集中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摒弃了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出发点，论证了意识的生产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以及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在人类形成意识的基础上，特定阶段意识的总和即构成精神。可以说，精神是“人的思维与行动的前置变量”，即在人进行思考和行动之前，精神就已经存在了。只要人进行思考和行动，精神就会持续在场并发挥作用。精神作为前置变量存在，其作用不仅是指导行动，而且还能自续自为，只要存在精神，能量就不会枯竭。至于文化，通行的理论观点认为，文化是人们的全部精神行径及其活动产品。实际上，文化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活动及产物，是一种精神或者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与红船精神及其他精神相比，建党精神是一种总体的精神，它不仅包含着民主革命的精神，还包括国家建设的精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精神。相对而言，红船精神只是一种“个体化的精神”，寓意深刻，且具有一定的创建意味。可以说，红船精神是建党精神的一项初始内容、一种内涵体现。
总之，建党精神是一种总体意识，红船精神是一种阶段性意识的体现；建党精神是制度文化的一种表现，红船精神是一种具体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精神遗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是总体性与个体性、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关系。当然，二者也是一种隶属关系。
论证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离不开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探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追求进步的中国人，他们开始接触、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4日，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运动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主力从以学生为主转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五四运动使上海成为各种思想交锋最为激烈的中心和焦点。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陈独秀携《新青年》返沪，将编辑部设在老渔阳里2号，由此，渔阳里开始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理论高地。1920年4月至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社会主义学说和相关建党问题。1920年8月，陈独秀与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人成立共产党发起组，并决定将《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同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劳动界》周刊，以工人群众为对象，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实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过程中，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起到了领导中心和联络中心的作用。之后，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一一建立起来。1921年7月2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3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马林、尼尔克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聚集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30日，因法租界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被迫中断会议，前往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继续开会。这条红船从此孕育出了一种精神，即红船精神。
回溯历史，我们明白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充满了历史必然性，创建历程充满了艰辛。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程所提炼、概括、总结出的相关精神，即为建党精神的具体体现。我们将其概括为大无畏精神、创新求变思维、爱国爱民情怀以及追求真理理想等。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红船精神，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那么，红船精神是否直接等同于建党精神？二者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值得学界深挖和探究。
事实上，红船精神的集中点在于红色和精神两个词。就中国革命史而言，红色象征着共产主义的、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有关的内容和形式。红色代表了革命、象征了变革，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底蕴和颜色。所以，红色文化可以简述为：在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程中逐步形成、积累、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文化。红船精神是构成红色文化的基础，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壮大离不开红船精神的延续、滋养。而红色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离不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抛开这两个要件谈论红色文化有失偏颇。作为支撑红色文化形成的基本构造、延续红色文化发展流变的主要因素，红船精神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之间存在着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源流关系原指水的本源和支流之间的关系，常用于指代本源性事物到派生性事物的发展演变。就精神和文化的发展史而言，两种精神存在源流关系通常表明本源性理论是普遍的、强调共性的学说，而派生性理论则是特殊的、强调个性的学说。具体到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源流关系，则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最初创建过程中形成的精神风貌和理想信念，为中国革命精神提供了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建党精神所体现的时代是从建党之初到当今新的历史时期乃至未来，而红船精神所体现的时代是阶段性的，红船精神不能等同于建党精神。
依据时代的发展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特殊条件加以分析和理解，可以发现，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之间存在着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由于作为本源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并不全部以抽象一般的纯粹形式而存在，由源到流的发展演变就会出现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建党精神的某些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得以提出的条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由源到流只需要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付诸实践即可。例如，建党精神中蕴涵的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信仰与追求、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等等。第二种情形是建党精神的某些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得以提出的条件已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这时共产党人就需要从原理原则中提炼方法论，再将其应用于新的条件，进而得出新的结论。例如，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的发展表现为：从创建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到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仍然存在，但这里的普遍是从建党精神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中提炼出来的，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到普遍、再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
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来看，作为社会意识的红船精神是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和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表征，是宏观意义上建党精神的具体体现。
必然性与偶然性之关系。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地和创建地：渔阳里和石库门是孕育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方。历史史实以及后世诸多学者的研究也充分证明，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建党精神的源头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建立、发展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不过，历史长河中既存在着这种必然性，也会不时地有偶然性出现。回顾中外人类历史，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并存的现象不胜枚举。举凡重大历史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历史现象（又如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这二者并生而至。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也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结合的体现。中共一大代表转移到上海附近的嘉兴南湖，在那条闻名后世的小红船上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红船精神由此诞生。
整体与局部之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是一种整体性的时代事件，是一种全局工作，也是一项复杂工程。立足于当下来看，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一创建伟业离不开爱国仁人志士、先进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离不开内忧外患的时代大背景——既有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也有以孙中山为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局势的巨大影响，更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刺激和冲击……所以，以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红色文化的形成和聚积，是一项复杂的整体性、全局性工程和伟业。
那么，相对而言，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以及全面发展起来的紧要关头，因为各种偶然性因素而出现的“红船之行”，我们可以视为一个局部性的事件，其属于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宏大工程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次红船事件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当事人和当时任何人无法预料也无法想象的。后世（新时代）所提倡的“红船精神”为何产生如此宏大复杂的影响，自然是需要分析的关键所在。
研究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对我国今后的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实践论价值
研究分析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关系，具有重要的学理性以及学术性意义和价值。
其一，助推建党精神研究，拓展这一宏观议题的延伸和内涵。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方面的研究相较，当前我们对建党精神的研究存在挖掘深度不够、理论成果不多、研究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理论工作者以及学术界应该自觉承担起为党史国史正本清源的职责，为“建党精神”这一宏观议题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探索，也应该对个体性、局部性的“红船精神”在新时代为何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并且积极建言献策。
其二，有助于在学理上厘清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之间的逻辑关联。对于建党精神的提炼与概括、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学界仍留存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建党精神是否可以划归为红船精神的初始样态，建党精神中的哪些具体元素溶解在红船精神的文脉之中，如何实现历史地传承和具体地体现等，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持续地挖掘。
分析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是关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需要。就红船精神而言，其是激活“红色基因”的价值文化以及奋斗之力，是打造山清水秀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
其三，有助于在实践层面增进各级党员干部对于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更为深刻和理性的认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从中国共产党创建直至今天一直持续在场并将继续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未来，无论走得多远、站得多高、取得多大成绩，各级党员干部应始终牢记共产党人为什么出发，共产党人要实现什么样的理想与目标。我们应从历史源头上对建党精神进行准确把握，增强当下以及未来各级党员干部对初心和使命的认识。
总之，红船精神体现了党在不同时期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实践成果和思想结晶。红船精神的源头可以追溯至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所体现出的精神风貌和实践品质。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深度挖掘、科学概括、大力弘扬建党精神，对我国今后的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实践论价值。
研究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关系适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提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是研究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关系的逻辑起点，党的历史以上海建党为源头，党的精神和文化也以上海建党为起点，经历不同时期的实践变化发展，最终获得理论上和思维上的具体呈现。红船精神的诞生延续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这一逻辑主线的起点同样可以追溯至党的历史起点。此外，红船精神的提炼和承续也可以从源头和支流的关系进行分析。在红色文化的发展逻辑中，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等，其源头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说，意涵深刻的建党精神是红船精神的始初样态。
红船精神是宏观意义上建党精神的具体体现。首先，红船精神的创新性在建党精神的后续发展、承续中得以阶段性地体现。作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自觉地划清了与其他阶级政党或团体的界限，体现出了高度的首创精神。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类型的红色文化、不同类型的精神，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精神。比如，井冈山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不同于传统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等等，均体现出了创新的意蕴。其次，红船精神的人民性在建党精神的承续中得以体现。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使命，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初心；而红船精神体现的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此处的“公”与“民”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核——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红船精神的提炼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将人民利益与诉求融入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中。比如，苏区精神和延安精神体现了“打土豪、分田地”、解放贫苦农民的实践。可以说，红色文化形成和红色基因承续的过程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
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在建构主体、理想目标意义上具有同构性。首先，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的建构主体一致，二者的提炼和形成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精神和制度的内在关系，我们指出，制度的形成必然来自意识、精神的发展，建党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红船精神的承续和创新，都离不开最初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代代仁人志士的努力。中国的红色文化专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所创造形成的一系列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作为红色文化的创造主体，对于其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没有党的诞生和壮大就没有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在此过程中凝聚形成的建党精神，其主体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红船精神和宏观意义上的建党精神无论是在建构主体还是在具体内容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其次，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的理想目标相同。二者都是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最终指向。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同于近代中国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此后，无论是在实践中遭遇“左”倾错误或是右倾错误，还是在革命形势或好或坏的情景下，都未曾抛弃或放弃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以革命精神为主要体现的建党精神在不同时空实现不同的形塑，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