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全球经济活动组织模式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加速演进，从研发、制造直至最终消费等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数字化水平显著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功能模块化和碎片化趋势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则利用其在新一代技术领域的优势，试图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垄断地位。
在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和发达国家技术垄断趋势持续加强的背景下，我国不断向价值链更高端攀升，面临着诸多挑战。对此，需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有效应对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挑战。
深入研判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
当前，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呈现出以下几方面新趋势。
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优势在价值链数字化转型中被进一步强化，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追赶的难度加大。
与上一轮科技革命相比，以信息网络为主导的新一代技术本质上属于分层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应用技术都是基于底层技术来实现的，这就为拥有底层技术的策源国创造了更大的垄断性的技术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新一代技术相对于传统技术而言，不仅迭代更新的周期更短，而且具有强大的网络特性，一旦更新，尤其是底层技术实现升级，就意味着上一代技术和相关的应用技术都可能被替代甚至退出市场，不会像传统技术那样进入成熟周期后可以向其他国家梯度转移。正是由于这种技术范式的改变，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已很难如传统工业化时期那样，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技术进行适应性改进和创新来实现本国的技术升级和追赶。
二是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导致区域间功能分工碎片化趋势加剧，价值链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的竞争呈现出新态势。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数字化直接表现为不同功能的模块化和标准化，这就为分布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功能实现互联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低端分工环节在地理空间上的迁移成本。价值链的主导者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细化整个价值链的功能分工，实现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分工组合。
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空间上的分散化，不仅导致企业间的横向竞争加剧，而且这一态势沿着供应链向上下游传导，使价值链垂直分工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增值收益进一步流向价值链中具有垄断地位的主导企业。
三是全球价值链数字化的网络集聚效应推动“经济增值”分配机制发生变化，进一步强化领先企业的垄断趋势。
全球价值链数字化最具变革性的影响之一是“服务”的数字化，即传统上不可贸易或者具有地域属性的“服务”转变成几乎不受地理区位限制的可贸易产品。需要看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对处在不同分工环节的国家和企业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一方面，电子商务、线上支付、数字化平台等新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强化了高收入国家和全球领先企业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在数字技术的价值链中，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发生变化，领先企业利用自身网络垄断的数据资源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更精准地定价，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市场需求与生产地的优化匹配，能在事实上控制全球价值链的定价权。而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将同时受到来自上下游的挤压——上游企业的技术、品牌制约和下游的价格竞争，其增值空间将随着数字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被压缩。
充分发挥既有优势有效应对挑战
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不仅改变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区位选择，也改变了经济活动“增值”的来源和分配机制，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技术策源国和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面对诸多挑战，我国要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关键在于有效提升技术能力和创新经济增长路径，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
第一，聚焦战略性产业，加强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融合，构筑更专业化的竞争优势。
我国应及时调整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方向，聚焦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以及技术深度较高、产业链相对较长的战略性产业，整合集中优势资源构建更加专业化的技术优势。可考虑减少一般性的产业政策，以“功能升级”为导向推动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融合，推动关键技术和战略性产业的功能升级实现根本性突破。
第二，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加大对需求侧的政策支持力度，以发展中间产品为重点推动全产业链的功能升级。
高技术产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国攀升价值链中高端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一方面，技术密集型的新产品由于前期较高的研发成本形成了较高的市场价格，市场需求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新产品的使用往往需要配套支持性产品的更新，新一代技术迭代周期又相对较短，综合使用成本相对较高，这同样影响了有效市场需求的释放。对此，可考虑实施更积极的需求侧政策，通过税收减免、税前抵扣、技术标准等政策工具，为技术集成度较高的新产品创造更大的市场需求，形成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加大政府采购和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率先应用新技术产品，有效引导市场预期。
第三，以重点城市群为主体优化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推动建立专业化的协同创新园区。
当前，全球价值链已形成高度一体化的功能分工网络，涉及国内每一个地区的发展。我们需加强国内在产业分工和创新等领域的协同，避免国内低水平的竞争和重复性的低效投入。对此，可结合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布局，依托重点城市群，聚焦基础科学和国家战略性产业功能升级的核心技术需求，在国家层面布局更加专业化的协同创新园区，为集聚全球创新、产业、风险投资等领域的优质资源构建平台，并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财政税收、人才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政策倾斜力度。
第四，全面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引导更多劳动力向技术密集型或者创新型产业流动。
应平衡好短期“稳就业”和中长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目标，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缓解价值链功能升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面向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需求，优化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体系，可考虑扩大国家“强基计划”的试点范围，在制造业基础好、高校相对较多的地区实施“新工科”人才培养项目；建议通过所得税减免、扩大增值税中对技术人才和高端技能人才工资的抵扣范围，激励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扩大员工规模，引导更多劳动力向中高技术行业流动，为我国实现价值链的功能升级提供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支撑。
（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