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推出的大型丛书《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出版。该丛书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撰写的关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大型自传丛书，共收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具有代表性的46位经济学家的学术自传。其中《常修泽学术自传》，由常修泽教授历时三载精心撰写，浓缩了其40年执着探索“产权、人本、转型”经济学理论的精华。常修泽教授是滨州市惠民县人，多年来对家乡的改革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关心，体现出浓浓的家乡情怀。今日本报隆重向广大读者介绍经济学家常修泽感人至深的成长故事、求真务实的学术历程、丰硕前瞻的学术成就，以及对推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时还有他期盼和助力家乡加快发展的拳拳之心。
常修泽，1945年生，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春，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常务副所长、经济学教授，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经济学术基金（香港）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等职。
常修泽长期致力于制度经济学领域广义产权理论、人本经济学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著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包容性改革论》《人本型结构论》等学术著作，被学界称为“人本经济学的探索者”和“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其理论贡献被收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2卷、《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入选美国传记研究中心（ABI）《国际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国际名人录》。
有人说，每个人的成长道路既是他自己的，也是时代的。就常修泽所处的时代而言，他走过的是一条不太寻常的成长道路。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艰难困苦 求学治学
1945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常修泽出生在山东省惠民县姜楼乡常家村。那天秋雨连绵，家中屋破漏水，母亲给他起了乳名“水生”。按照常氏族谱，他排在“修”字辈。本村小学启蒙老师阎会祥先生给他起了学名——修泽。几十年后，“常修泽”成为常家村的骄傲。他勤于学习、不畏艰苦、踏实肯干、为国贡献的风范，激励着后生晚辈成长奋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常修泽的父亲报名参军，后复员回到村里，1953年到天津一染厂当了工人。10岁那年，常修泽被父亲接到天津，先后在红桥区小伙巷小学、第五十一中学上学。1960年，山东发生“大饥荒”，母亲拉扯着五个弟弟妹妹，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作为家中长子，他自感不能再按部就班上高中、读大学了，要尽快找一所能“管饭”的学校，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1960年10月，他考入了“天津市财经学院”（招收初中毕业生），学校能提供每月九元钱的生活费。他开始学习基础理论课——政治经济学。一年多后，“财经学院”改成“财经学校”，他也由大专生变成了中专生。1963年9月，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财贸系统当会计。翌年，他又考入天津南开区业余大学中文系，“文革”爆发后，学校停课。1974年9月，他被选调到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进修班”上学。就是这次机遇，使他与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结下终身师生情缘。1975年9月，他从进修班毕业，谷老师把他留下参加了天津市“政治经济学研究班”。“三进大学”却无缘本科文凭，是那个时代给常修泽造成的苦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被时代骤然推上了历史舞台。该所由留美耶鲁大学博士何廉先生于1927年创办，以编制“南开指数”等而蜚声中外。谷书堂教授受命出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书记兼第一副所长，志在“重振南开经济所雄风”。1979年3月，南开大学破格录用常修泽进入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其间，他的学术水平日臻提高。1982年12月，被评为讲师。1984年9月，有幸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1986年，被选为天津中青年经济学会会长。1987年5月，被南开大学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开始在人本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两个微观基点起步，相继完成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1990年12月，常修泽被破格晋升为教授。翌年初，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1992年，他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南开大学“三次破格”，既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时代赋予他的机缘。
1995年，国家计委组建宏观经济研究院，决定调常修泽到宏观院工作。他于1995年9月初进京报到。1995年10月25日，国家计委正式颁发文件，任命常修泽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常务工作。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政之时，聚集了一批学有成就的学者。第一任所长是于光远先生，第二任所长是薛暮桥先生，后任的所长还有柳随年、桂世镛、王积业先生等，他们在中国的学术界极富影响力。天命之年进京，常修泽开始了在国家级智库的再历练。16年间，他对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00个左右地市、自治州做了实地考察，与企业界建立了制度性联系。委院领导还多次派他到美国、法国、德国、越南、日本等国家考察或参加学术交流。这些经历，促使他从更大的国际视野、更高的中央决策境界、更深的理论根源和现实国情层次来思考国家的改革发展战略走向及理论支撑问题。其间，他参加并完成了一大批国家级重要研究课题。
2011年6月30日，他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时年66岁。退休后，他以北京为中心，每年夏天到东北、冬天在海南读书写书，继续进行未知领域的学术探索。
位卑未敢忘忧国，重调查不尚空谈
筚路蓝缕 探求规律
在前辈精神的熏陶下，常修泽在研究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四个精神信条：自强不息、心怀天下、独立思考、宽厚包容。繁重的科研工作，一度使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学者健康状况欠佳。但从少年读古诗起就刻骨铭心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情结进而演化为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依然忘我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
对于成长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调查研究”似乎很平常。但对于常修泽来说，这四个字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每登上一个重要的台阶，都得益于深入的、有空前规模的调查研究。
他参与的第一个国家级调查研究课题就使他难以忘怀。那是1979年冬天，他刚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不久，就参加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的“经济结构调查组”，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和马洪两位前辈领衔，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及其体制进行调查。他被分到东北结构调查组前往黑龙江，在冰天雪地中调研了70多天，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经过艰苦深入的跋涉、思考和切磋，他撰写的调查报告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引起有关部门注意。
他独立主持完成的第一个重大课题“资产重组研究”，也是深入调查研究的产物。为探求中国资产结构存在的深层问题，他用了三年时间到企业调查，于1991年系统提出了“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的主张。1992年，他的《资产重组》专著出版，引起学术界重视，连获“中国图书奖”等大奖。
从1984年起，他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贫困地区陆陆续续搞了四年调研。东部沿海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迅速崛起，令他兴奋不已，而中西部贫困地区那超乎想象的贫困状况，使他的心灵一次次受到极大震撼。当1987年“沿海开放战略”高歌猛进之时，他头脑中立刻就反应：中西部怎么办？如何实现整个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为此，他开始动手对多年积累的丰富的东西部资料进行深入系统研究。1988年，他与研究生戈晓宇一起大胆提出了“四沿（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渗透型开放战略”。1988年5月4日，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以《常修泽等建议实行“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为题刊发他们的研究成果，报中央有关领导参阅。《瞭望》周刊5月23日作了专题报道，称这一战略构想对中央沿海开放战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意见”。苏联《远东问题》和日本《亚洲经济评论》等多家国外报刊争相报道。该建议数年后在实践中被采纳。
通过多年的经济研究实践，常修泽有个深切体会：一个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经济学者，应该致力于将自己的研究瞄准中国特殊的经济规律这个“靶心”。他认为，如果只了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充其量是“五环”；如果懂得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运行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命中“八环”；而唯有弄通市场经济在中国这个具有独特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现阶段更为特殊的运行规律，那才是命中“十环”。他要求自己时时瞄准“十环”上重叠着的四个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点、难点、焦点和新的生长点。这充分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感，展现了他注重调查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和严谨态度。
常修泽(左一）1980年代曾参加具有重要意义的莫干山会议。图为会议期间（1984年9月）与对外开放组诸友合影。
为伊消得人憔悴，吾将上下而求索
玉汝于成 为国贡献
40多年来，常修泽的理论研究基本形成了三条有自己特点的线索：第一条是“产权论”；第二条是“人本论”；第三条是“转型论”，简称 “产”“人”“转”三部曲。
“产”方面，他提出《广义产权论》，把“产权”扩展到“天地人产权”体系，为“天地人命运共同体”立论。“产权论”是常修泽在过去40年中花费心血最多的领域。在南开时，经济学界就有“常产权”之称。在长期产权理论研究中，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广义产权理论”。1987年11月，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他率先提出“建立产权市场”的构想。1988年后，常修泽陆续完成了《产权市场论》《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等论著。香港《经济导报》称他为“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2003年5月，常修泽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工作提供了有关产权问题的基础性研究报告《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向中央提出“从广义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建议，后被吸纳。2009年，他的《广义产权论》出版，之后又完成了《产权人本共进论》，这是“第一部以产权人权协同发展的理论论述中国国有制改革的专著”。
“人”方面，他探索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构建独到的“人本体制论”，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立论。20世纪60年代初，常修泽在家乡亲眼看到的“大饥荒”一幕，使“人”的生存问题在他内心深处留下深深烙印。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启发，1986年，他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1988年，他带领戈晓宇完成了《企业创新论》。2001年，他在为中共十六大报告起草提供的专题研究报告《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基本判断和改革新阶段的战略思考》中，建议“把人的发展作为指导性理念”。2008年，他的《人本体制论》问世。2015年8月，《人本型结构论》由安徽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作为该学科的探索者，他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思考未来“人的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2012年，在第四届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上，常修泽被推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
“转”方面，他探讨体制、发展和文明样式转型，提出“‘特’‘共’一体论”，为“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立论。1992年，他完成学术论文《“换体”论》，之后主笔出版了《中国：“换体”的革命》。1995年，调入宏观经济研究院后，常修泽先后参与主持了为中共十五大、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提供智力支持的研究报告。2007年，完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长篇学术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论》，从中国现代史的广阔视野探索性提出“中国第三波转型论”。2012年9月，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他又完成研究报告《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战略探讨》，由国家发改委《经济决策参考》（内部）上报国家有关部门。2013年10月，他的《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出版。2018年5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在京举行，他在演讲中从“‘特’‘共’一体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提出寻求中国之“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相结合的“特共一体论”，为“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常修泽对“产”“人”“转”三个方面的探索，以“广义产权论”为制度根基，以“人本体制论”为经济哲学，以“第三波转型论”为转型方向，初步形成了比较独特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常修泽在基层调研。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情系家乡 满腔热忱
童年在故乡度过的常修泽，忘不了当年的贫困和苦难，更对养育他的土地充满眷恋。他常想抽空返回故里，以摸一把乡土、接一接家乡的地气、吸一口故乡大地上的新鲜空气为快。他多次回到故乡滨州，到工厂、下农村搞调查，同时，不辞劳苦、满腔热忱地为家乡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1989年5月，常修泽回到家乡惠民，参加了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3月，常修泽在惠民县委礼堂作《关于“九五”时期经济发展》形势报告。
1999年6月26日至27日，滨州地委、行署召开《滨州地区面向21世纪经济发展战略》论证会。常修泽应邀参会并建议要准确把握滨州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在工业化进程中加快优化工业结构，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工业化和民营经济发展。
2002年2月24日至25日，常修泽和郭振英等专家学者一行6人，专程到滨州调研“滨州工业现象”。2002年3月5日，《经济日报》第15版以整版形式刊发了常修泽等人的署名文章《滨州明星企业群探秘》，深入分析滨州实施“工业兴市”战略的经验做法。当日正值全国“两会”开幕，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2004年5月22日，滨州市委、市政府举办“中国·滨州骨干企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暨滨州活塞发展战略高层论坛”。常修泽与其他专家一起，结合滨州骨干企业发展实际，对如何更好地扶植壮大骨干企业、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2005年11月4日至5日，中共滨州市委六届十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邀请常修泽在5日下午作专题报告，并向各县区分会场进行电视现场直播。4日，他在哈尔滨参加公务活动。当晚，中国北方下起大雾，哈尔滨飞济南航班不能起飞。他当即改签即将起飞的一架航班先飞至北京，但去济南的航班依然不能起飞，并且第二天上午能否起飞亦不能确定。此时已是深夜，滨州派出的接机人员正在济南遥墙机场焦急等待。他与接机同志电话沟通后果断决定，双方立即赶往天津“碰头”。年过六旬的常修泽，只身拖着行李箱，不顾疲惫，辗转奔波，打上出租车，在漫天大雾中赶赴天津。接机的同志也同时启程，在能见度不足2米的浓雾中，拥挤在货运车流中缓缓前行，一路险象环生。第二日8时双方会合，12时前终于安全抵达滨州。下午，常修泽在会上作了《关于“十一五”期间发展和改革问题》的报告，在全市引起热烈反响。
2007年6月16日至17日，中央党校科研部与滨州市委、市政府在滨州共同主办“落实科学发展观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滨州现象’高层理论研讨会”，常修泽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意见和建议。2009年7月和2010年1月，常修泽先后两次到邹平西王村（集团）考察。他指出“西王的发展有力地说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2010年1月3日，西王村（集团）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常修泽等12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成为该委员会的顾问。
2010年9月25日上午，滨州撤地设市十周年庆祝大会在滨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常修泽专门向大会发来贺信。2017年5月21日，应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和山东大学等单位的联合邀请，常修泽在“齐鲁大讲坛”作了题为《从人本经济学角度推进结构转型与动能转换》的学术报告。其间，他专门到惠民县鑫诚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进行考察，给予充分肯定。
2019年上半年，滨州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市委安排，组织精干的工作专班，就滨州市“十三五”规划执行情况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进行专题调研，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形成了专题调研报告（征求意见稿），课题组专门呈给常修泽征求意见。7月26日下午，他通过电话连线方式，与专班的同志进行了2个半小时的深度沟通，就调研报告以及滨州“十四五”时期改革发展相关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和建议。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常修泽的成长历程正是一个大时代的个人“微史记”。他的成长道路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一个人的出身和境遇不能选择，但无论出身贵族或寒门，都需要刻苦学习，厚植自己的学问和本领，养成坚忍不拔的意志与精神，并发扬光大，竭尽全力回馈国家、社会和同胞。常修泽时时以此鞭策自己，并言传身教感染着同样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女儿。
（作者系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