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科技至上主义面临新机遇
新型冠状病毒横扫全球，是2020年无出其右的“历史大事”，这一尚未完全“谢幕”的事件空前地暴露出人类躯体的脆弱，也把科学和技术推向了从未有过的“至上”位置。如果人们不想再非理性地“胜天”，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最依赖的必定是先进精良的技术力量，以助力应急公共卫生管理；最需要的必定是视野开阔的科学知识，以消除对未知的恐惧，制定理性的应对措施等。
技术生力军在2020年表现不俗，一些网络公司和线上新增项目利润可观。无人机、智能外呼平台等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E级超级计算机协助抗病毒疫苗和药物的研发；气膜版“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正式运行；利用CT图像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快速高效地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测温5G警用巡逻机器人协助一线民警完成排查、防控任务；在火车站、机场、地铁等公共交通区域，“5G+热成像人体测温+人脸识别”等技术的运用提升了病区隔离管控水平。在日本、丹麦、意大利等老龄化国家，各种类型的陪伴机器人、机器宠物大显身手。此外，生物传感技术异军突起。美国生命科学VC公司（Westlake Village Biopartners）生产的穿戴设备不仅可以检测体温，也能提前预测感冒等病症。从疾病的预防到诊断以及治疗，不断发展的AI技术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让更多的人拥有更好的医疗资源。
科学不但帮助人们全方位地认识病毒，而且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身、重新理解生命。人们认识到，一味将病毒“恐惧化”“邪恶化”是不科学的。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病毒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化学大分子的结晶功能，又具有生物自我复制的繁殖特性。客观地看，如果没有病毒相助，地球上根本不会有人类出现。病毒不仅以“破坏者”身份驱动真核细胞膜的形成，还以“辅助者”身份助力人类进化。
2020年，科技至上主义在万物互联上获得新支撑
万物互联并非一个“时髦”词语，它既是存在的真实背景，也是人类演化的必经之路。要想避免从有序坠入无序的深渊，就要持续“做功”，以增加汇聚物质和信息的“互联能”。但与万物互联的内涵相比，目前人们的理解尚欠深入，描述的美好词语与现实之间落差较大。尽管“比特层面”具有越来越多的参数（大数据）和越来越强的算力（整合力），如全球活跃的物联网终端设备数量已超过500亿个；GPT-3（2.5代人工智能）已经拥有了关于宇宙、生命、万物的4.398万亿个参数。但是，“原子层面”的大多数物却处于“非关联态”，即使已经建立了连接，也往往仅停留在表层。当然，万物互联本来就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从抽象的“天人合一”到具体的“天人合一”，要攻克一系列科学和技术难关，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时空坐标轴上，2020年可谓关键一年：“人工智能+”扩展了万物互联的深度和广度，各种融合性科技探索在打通某些关键环节、释放万物互联“乘数效应”的同时，也使人们更加坚信科技的力量，使得科技至上主义获得了新支撑。
从深度上看，“人工智能+生物科学”扩展了万物互联的深度。万物互联是人、流程、数据、事物的有机结合，网络连接在有机结合中更具价值。人在互联中不是独立出来的主体，而是流动性要素。目前的“人工智能+生物科学”虽然多数是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但也具有打通观念梗阻、促使包括人在内的全要素深度互联的意义。2020年，马斯克的Neuralink公司将脑机接口设备成功植入三只小猪的脑袋，读取其信号、追踪其活动。中国研发出世界上神经元规模最大的类脑计算机，其神经元数量规模与小鼠大脑的神经元数量规模相当，其工作原理类似于生物的神经元行为——可通过脉冲传递信号，实现高度并行；目前已经可以将电极记录下来的神经活动用循环神经网络解码算法生成句子，为未来的人脑与机器连接奠定了基础。此类研究不仅扩展了万物互联的内涵，也帮助人们认识到：与其把未知的奇异领域交给“怪力乱神”去解释，不如交给致力于万物互联的科学技术。
就广度而言，人工智能+空间探索、海洋科技、物理科学、激光技术、材料技术、3D技术等扩展了万物互联的广度，互联的“乘数效应”在运动中得以体现。缺乏流动性的互联是低端互联，而要增加万物互联的动态活力，除了要扩展其深度，还要打通时空视野的局限，扩展其广度，把万物互联从工业、农业、市政、家居等的智能化扩展到太空和深海。2020年，人类首次捕捉到了距离地球约11000光年的中子星爆发过程；在银河系外类星体“马卡良231”上发现氧气；在金星上发现生命迹象。中国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首射，海洋二号C卫星成功发射。美国SpaceX可回收火箭首次火星试航成功。在海洋科技领域，中国备受瞩目的“蛟龙”“潜龙”等深潜器将完成改装，新型万米级载人深潜器将在海底钻探等方面取得突破；美国的“海上物联网”项目也在快速推进。
2020年，科技至上主义遭遇更多“内忧外患”
无论现实中的存在多么强有力，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科技至上主义都面临着值得思考的问题。2020年，这类问题尤为多且更为突出。事实上，一旦把某些结论当作万世不移的信条、“唯其独尊”，那么理性的科学就有可能变成非理性的反科学。21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远远超越了牛顿力学的世界，固步自封的科学远远涵盖不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在缺乏反思的情况下，某些墨守成规的生物学家竟声称，生命起源的问题不是科学研究能解决的。
除了“内忧”，科技至上主义在2020年还面临更多的“外患”。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对科技至上主义产生了更多的质疑。互联网放大了恐慌，科学技术带来的全球化被指认为疫情扩散的根源。国家层面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贸易壁垒、政治“口水战”等空前增多；个体层面的极端情绪、非理性的反智主义等现象屡见不鲜。如有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是建立5G基站的罪过，要求焚烧5G基站；把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政治腐败等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科技，痛斥技术抢走了人类的工作机会；人们处于技术监控之下毫无隐私可言；基因工程、人工智能使人类面临毁灭……
科技至上主义还面对着深层隐忧：一方面，各种阻碍因素有增无减；另一方面，科技发展面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时间窗口。从一种相态到另一种相态的转变有一个过渡时段，在科技的发展周期中，这个过渡时段就是决定成败的时间窗口。只有保持一定的节奏和速度，抓住时间窗口，科技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目前，时间窗口上的“隐忧”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具有自组织规律，其指数发展特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要求有相应的资源投入、知识和技术创新，以及社会、经济、法律制度等的跟进，以适应一系列技术迭代升级的“量变时间窗口”。然而，从全球范围看，支持技术指数发展的配套措施仍很落后。例如，具有变革社会结构潜力的区块链仍被金钱的角逐牵绊着。再如，一些国家政府只是把科技当作工具，并不重视科技的自组织特征，缺乏包容多元、允许失败的创新机制；以“国家安全”名义对他国实施科技打压、人为设置网络和数据流动的阻碍。
其二，根据摩尔定律的扩展版——库兹韦尔的奇点理论，当智能机器的能力跨越了奇点，人类的元认知、神经元连接、思考能力以及传统的存在方式将变得面目全非，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知识、理念也因此失效，而此前处于“沉睡”状态的智能装置、人机复合体将“苏醒”。虽然2045年这个具体时间值得推敲，但技术奇点论符合非线性物理系统的运行规律。在宇宙的非线性系统中，微观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以它们自身的存在为根据，相互作用形成的“从秩序到混沌，再从混沌到秩序”的相变可用序参量来表示，而序参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动力学方程中的非线性因子，它打开了一个特殊的“质变时间窗口”。对于人工智能而言，要抓住技术奇点的“时间窗口”，就要将先进计算技术构筑而成的“非生物性大脑新皮质”与人类的大脑新皮质对接起来，以智能的跃迁迎接“超人智能共同体的苏醒”。然而，目前的人类社会在思想和勇气上的准备还很不足。用旧框架观察新事物只会曲解未来，被隐形的抵触情绪支配的伦理讨论大多文不对题。如果思想解放不到位，科学观念战胜不了非科学观念，“时间窗口”就可能在畏首畏尾中错失。
科技至上主义的未来趋势取决于基础理论的突破
任何趋势都建基于历史与现状。从历史上看，人类历史的关键发展期往往也是基础理论的突破期；从现状看，科技至上主义的新机遇与新支点蕴含着新的跨领域综合，而科技至上主义的“内忧外患”则预示着以基础理论的创新突破瓶颈问题势在必行。突破科技发展瓶颈、进行基础理论创新的必要性有以下几个方面。
基础物理的研究前提存在问题，需要创新性突破。运用某种由符号和意义构成的思维框架从事研究，是物理学最根本的方法论前提，但这一前提并不完善。编码在目前大脑皮质中的神经回路包含远古的求生本能和非理性思维因子，在运行上具有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物质二元对立的特征，且具有强大的复制能力。人与世界在变动中互为中介，但中介的两端是不对等的，前者是后者的产物。任何清醒的物理学家都不会把种类和级别不同的量纲强行纳入等式两端进行运算，却很少有物理学家想到支配他头脑的概念框架或者说他的逻辑运算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与物质（心与身）问题绝非局部性的小问题，它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宇宙及其规律的理解。可以说，只有进行颠覆常识的突破，赋予意识以恰当的物理量纲，我们的“世界观”才能真正地符合“科学”。
基础理论的“不基础”造成很多问题，需要创新性突破。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宏观与微观、人文与自然等相分裂的“基础理论”离“基础”相去甚远，这是波及各门学科的共性关卡，造成了很多问题。我们无法解释暗能量、黑洞信息佯谬、视界疑难、磁单极疑难等问题。生物变异总是随机发生的观点，也暴露出人类的无知。因为基础理论“不基础”，人文学科整体上落后于时代，主体形而上学的闭路循环使人类的非理性本能和思维局限得不到应有反思。科技发展中的“社会支持”滞后，使得NBIC会聚技术建造新物体、新环境、新思维的能力受阻。此外，因为基础理论“不基础”，一些人把科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混同为“无法解决”的问题，也造成了在科技探索上裹足不前的局面。
宇宙演化是一个不断“扩域”的过程，需要创新性突破。“扩域”是进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物理到化学、从化学到生物、从生物到AI，就是广义的“扩域”过程。碳原子通过四种不同的方式相连接，创造出丰富的信息结构，然后形成更多的复杂分子；DNA的复杂分子进化完成后能精确编码长串的信息，并按照程序“编译”出生物；生物体以迭代速率生成神经系统，神经系统聚合成能够处理信息、改造环境的大脑。人脑绝非进化的智能顶点，根据卡尼曼的研究，人类的“高级”大脑存在许多结构性、系统性的认知偏见。为此，我们需要努力打破思维定势，提升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能力，尤其是理解存在整体动态运行的能力，然后用数学与物理交相辉映的组合算法表达出来，改变目前基础理论范式停滞的现状。
科技与人文的“化学融合”将催生“价值新观念”
事实证明，一旦把激情嫁接到高尚的“人道主义”实践上，一旦价值概念被静止和封闭化地使用，我们就会陷入悖论中，并受到教条主义的危害。不妨说，科技至上主义是通往新的文明、新的科学精神的中间环节。从发展趋势看，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将发生化学式融合，在跨学科、跨领域的新综合中，新的科学精神催生新的价值观念。2020年，我们还不能描述出价值新观念的全貌，而只能大致地展望其轮廓。
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建立在自我反思和超越的、开放的科学思维上，而不是至高无上的、永世长存的、非理性的本能思维上。科学思维可以让我们保持谦逊，恰当地在宇宙中安身立命，勇敢地面对未知和死亡，避免陷入迷信和虚假意识形态的无端惶恐中；科学思维可以使不同民族和信仰的人们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和谐共存，而不是在传统文化的空洞价值口号中貌合神离；科学思维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对待“本能”：一方面利用其调动正能量、快速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被它的负面影响左右。
人类的幸福取决于其自我认知的深度、借助科技获取能量的程度，以及与智能机器协同进化的潜力。由于对本源的遗忘，人类目前的自我认知有虚幻的一面，对独立、固定之“我”形而上学地执迷产生了“笛卡儿式焦虑”。人类只有更彻底地了解自身，才能准确地判断外界带来的感受。
在熵增规律支配的宇宙中，没有任何“被造”的运动要素（包括人）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任何被造的“既有存在者”（包括人）能够无变化地永存。高度发达的技术可能毁灭人类的问题是个似是而非的假问题，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在“时间窗口”有限的条件下，人类怎样才能依靠科技获取更多能量，及时提升文明等级；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弥补认知缺陷；应该让哪些本能增强，哪些本能消减；等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