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各阶段中的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在非工业化的传统经济模式下，受生产方式和生产力落后的制约，普遍贫困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常态；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业化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贫困问题不仅没有根本消除，反而演化成了具有更强差异性和复杂性的世界性难题。在现代社会，贫困折射出的更多是人与人之间以及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问题，消除或减轻贫困不仅是各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实现人们追求幸福生活基本权利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秉承着马克思主义政党薪火相传的宗旨，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将带领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国家长远发展战略需要以及脱贫攻坚任务的现实进展，提出了一系列精准化、专业化和多元化的贫困治理思路和论述，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理论，丰富了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也为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前瞻性规划和精准性指导。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体系，并以理论指导贫困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学术界已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这一理论产生的缘起、核心要义、价值贡献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但总体来看，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和不足：一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基础缺乏全面梳理，现有研究或仅阐述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思想的奠基作用，或仅强调习近平关于贫困治理重要观点对实践的推动作用，尚没有形成对理论基础的系统性考察；二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的丰富内涵停留在概念阐释的初步阶段，未能对不同层面思想内容蕴含的深刻逻辑进行剖析；三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的实践价值现实效果分析明显不足。正是这些缺憾为本文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空间。本文在吸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取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的理论渊源、内涵逻辑及实践价值研究上的新突破。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的理论与实践渊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思想渊源，既包括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反贫困思想的弘扬和吸收，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消除贫困思想的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其是在现实与历史的双向互动、有机统一中得以形成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反贫困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的孕育之根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记载着整个民族的奋斗历程和精神追求，更成为烙印深刻、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其中，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反贫困思想及其蕴含的扶贫济困的价值理念，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得以孕育、萌生的扎实根基。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贫困的概念，但在他们的施政理念和著作论述中对反贫困的重要性、贫困产生的原因和消除贫困的政策方法等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阐释[1]。中国古代自周朝开始强调“修德”“敬德”的重要性，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统治者要对民众施行德政，要“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2]，体现出封建社会最初在道德层面的反贫困意识。同时，反贫困也是“民本”“仁爱”思想的内在要求，统治者以民为本，就要勤政爱民。从治国方略来看，“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3]，百姓的富裕贫穷关系着国家安定；而从道德礼义来看，“礼”对于营造谦卑有序的社会环境以帮扶贫困者，以及提振贫困者内在心气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礼记》中明确指出，“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4]。这些关怀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需求并帮助其自食其力的做法，本质上就是扶贫济困的价值理念。
溯及贫困产生的原因，一如《论语》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5]，《中庸》也讲“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上不怨天，下不尤人”[5]，此为天命论，将贫困之因归结于抽象的天命注定；《诗经》云，“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天疾威，弗虑弗图”[6]，则为灾害论，指因自然灾害的极大破坏性造成的损失使人们陷于贫困；再如孟子曾指出，“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5]，“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5]，则是人为论，强调统治者失当的政策部署或不负责任等人为过失也是造成百姓贫困的重要原因。由此，行之有效的反贫困政策必然是统治者化解百姓贫困、维护统治秩序的必要工具，其中儒家思想的一系列主张最为系统，既要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5]作为仁德君主的至高追求，也应鼓励宗法家族及社会发挥“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5]的互助责任，与此同时，精神反贫困更不容忽视，即“贫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5]，人们不能在精神上甘于贫困，要修养品格，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二）马克思主义消除贫困思想的传承接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的发展之基
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以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使他们从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出来并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目标。关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状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对贫困问题做出过深刻阐释，这些消除贫困的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领导全国人民摆脱贫困、改善民生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率先关注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赤贫状况并充满同情，他们通过对社会实践的探索和总结，揭示出导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身陷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家通过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无偿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以使自己获得高额利润，“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7]，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一般规律使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成为必然。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加剧和恶化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每一次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害”[7]，其实质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性地从制度层面指明了消除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出路，“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7]，即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列宁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导师，则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拓展了消除贫困的内涵和思路，通过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团结广大农民的新经济政策、建立工农联盟以及广泛开展的农民改造教育等，不仅改善了新建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全国性饥荒和贫困问题，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消除贫困思想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贫困治理思想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在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贫困治理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制度建设消除贫困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三个代表”思想，以及以人为本扶贫开发思想。这些内涵深邃又一脉相承的贫困治理思想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
（三）习近平带领人民群众摆脱贫困的丰富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的重要实践之源
实践是思想之源。习近平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历，无论是在知青岁月特殊历练的探索积淀，还是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带领人民群众改变贫困面貌、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具体举措，以及他成为党的总书记后到全国各贫困地区的考察调研，都对贫困治理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的不竭动力源泉。
习近平在长期的地方工作期间，立足实际，深入探访百姓疾苦，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8]。他深入贫困地区，带领贫困地区的人民，以“弱鸟先飞”的赶超观念，利用当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大农业脱贫致富；通过发展教育激发内生动力，摆脱“精神贫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遏制腐败，坚决保障扶贫脱贫工作顺利开展，由此创造出的摆脱贫困的“宁德模式”为全国扶贫脱贫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功典范[9]。他还针对一些地方在经济快速发展中逐渐突出的社会阶层分化、资源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提出以“平安”“法治”“绿色”为核心内容的民生总布局，致力于补齐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教育、就业、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发展不完善等民生短板，使得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不断提升[10]。他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成为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的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后，成为总书记的习近平更加重视全国范围内的贫困治理，多次到基层考察调研，深入贫困地区访贫问苦，几乎走遍了贫困地区，获得了大量贫困治理的第一手材料，准确地把握了贫困发生的基本规律及特征，并做出系统性的战略部署，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贫困治理观的内涵体系，也深化了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交促互补的辩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