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晓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要“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倡导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数字经济潜力。”“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新科技、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企业蓬勃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入推进。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数字科技在密切接触人群确认、加快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我国抗疫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需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的机遇，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则
第一，补短板与铸长板并重。既要针对我国在数字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发力，突破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基础性技术瓶颈，减轻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又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契机，争取在颠覆性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一些领域实现全球领先。
第二，消费端与产业端并重。继续发展面向终端消费者的消费互联网，这既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也是迎合面向消费者与面向产业的互联网打通和跨界融合的趋势；也要抓住新一代数字技术赋能水平不断提高的机遇，大力推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在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培育新的大型高科技企业。
第三，自主可控与对外开放并重。面对当前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要保证我国供应链的顺畅运行、产业链平稳发展，需要解决关键数字技术的自主可控，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全球科技、人才资源和市场，尽可能融入全球价值链，既整合全球资源创造、生产优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也要把优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全球客户，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四，效率效益与包容普惠并重。既要继续保持数字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强大的赋能作用，带动整个经济的效率与效益提升，也要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的包容和普惠性，关注欠发达地区数字技术设施和互联网服务的覆盖、关注弱势群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生活，使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惠及每一个国民，带来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成为巩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果的重要支撑。
第五，市场机制与制度优势并重。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需要大量企业的试错找到最终成功的方向，我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得益于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作用。在坚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卡脖子”问题上集中力量攻关、加快实现技术突破。
第六，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并重。加快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防范大型平台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形成垄断，对数字经济的科技和商业模式造成影响。同时也要发挥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对数字领域的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卡脖子”领域的突破予以重点支持。但是需要注意产业政策作用的范围和力度，逐步从针对特定行业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完善发展环境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
“十四五”期间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大数字科技研发投入。加大政府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基础科学、产业共性技术以及“卡脖子”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通过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进口科研仪器关税减免等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行业领军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支持开源社区发展，吸引国内外企业和高水平数字科技人才加入开源项目。
推动数字技术标准制定。加强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领军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密切合作，推动数字经济术语、新技术和数据格式、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等领域的标准制定，加快形成业界共识、实现兼容和互联互通。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组织的工作，推动更多中国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支持科技成果产业转化。改革大学、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管理体制，使科研人员能够分享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增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经验，通过国家重大工程、国防采办等方式为新技术的工程化创造早期市场。通过政府采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为数字科技的大规模产业化提供市场支持，加快技术迭代和成熟。
促进数据开放连接共享。研究制定政府数据开放制度规范，推动企业登记、交通、气象、信用评价等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公共数据向企业开放以及各地区各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推动制定数据权利归属、数据交易等相关法律制度，建立数据交易市场，鼓励企业间的数据连接与交易共享。
创造公平竞争发展环境。推动产业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减少政府对产业发展的不当干预，避免在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产能过剩和高端产业低端化问题。密切关注国外反垄断的最新动态，在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同时，加强对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的事前监管，规范大型平台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为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完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推动具有基础设施性质的平台模式发展，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数字研发、测试、检验检测等设施和设备的开放共享，支持各类机构建立人工智能素材库、开源社区和数字服务外包平台，促进个人参与数字经济的创新创业和就业。加强对企业数字化改造的支持，鼓励行业性数字经济平台、专业化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商等行业赋能型企业发展。
加强数字科技普惠赋能。加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智能终端和服务补贴、鼓励数字龙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模式，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数字服务使用率，在实现物质脱贫的基础上，推动低收入人群的“数字脱贫”。保障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缩小“数字鸿沟”。
完善数字经济法律体系。借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立法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着眼于促进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等涉及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方面，加快数字经济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的立法工作，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护好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实现科技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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