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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卡脖子”技术与锻造“杀手锏”技术需要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

摘 要:“杀手锏”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本身都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卡脖子”技术与锻造“杀手锏”技术既有不同的方面,又有密切联系,两者都需要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我国近期应以突破“卡脖子”技术为主,远期应以锻造“杀手锏”技术为主,但根本之道是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主要行业和重点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占领科技的制高点。

关键词: “杀手锏”技术 “卡脖子”技术 战略眼光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如何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要采取‘非对称’战略,更好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突破“卡脖子”技术与锻造“杀手锏”技术越来越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严重挑战。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应急之策,更需要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

“杀手锏”技术和“卡脖子”技术

“杀手锏”技术和“卡脖子”技术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军事竞争乃至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上出现的。这种竞争越激烈,“杀手锏”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重要性越突出。“杀手锏”一词来自于“撒手锏”。锏本来是古代的一种手持兵器,由于很少有人愿意在交战时把自己的兵器脱手,因此“撒手锏”有出其不意的效果,变成了一个“杀招”。现代人为了突出武器和技术的重要性,就把“撒手锏”直接称作“杀手锏”。因此,拥有“杀手锏”技术就是拥有很强的技术优势,在激烈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能够克敌制胜。“卡脖子”技术则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在激烈竞争中遭遇断供而出现的。

“杀手锏”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本身都是关键核心技术,其研发难度大,研发过程长,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多,成功的风险大。两种技术的研发都需要形成研发与应用的良性循环,需要在应用中不断改进。

“杀手锏”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不同之处

一是“杀手锏”技术体现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在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卡脖子”技术则正好相反,“人有我无,人强我弱”,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二是“杀手锏”技术的研发往往是开创性的,具备新的方向、新的技术、新的方法,研发的技术风险较大;“卡脖子”技术的研发往往是跟随性的,研发的技术目标比较明确,技术风险较小,但市场风险很大。

三是“杀手锏”技术研发的保密性更强,一旦投入使用就会给竞争对手很大打击并且使其难以应对,也难以在短期内仿制;“卡脖子”技术研发的保密性相对较弱,竞争者不仅相互知道各自研究什么、各自的研究水平和技术性能,而且知道“卡”在哪里。

四是“杀手锏”技术更多地出现在军事领域,更重视“你无我有”,更重视出其不意和攻其不备,更重视短期内克敌制胜;“卡脖子”技术则更多地出现在经济领域,常遭遇“你有我无,你强我弱”的现状,需要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实现“追赶”。

五是“杀手锏”技术更注重突破性,更依赖“从0到1”的研发;“卡脖子”技术更体现为持续改进性,更依赖技术与市场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

“杀手锏”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存在密切关系

在激烈竞争中,一方拥有的“杀手锏”技术很可能变成另一方的“卡脖子”技术。一方“杀手锏”技术越多,其遭遇技术断供的风险越小,“卡脖子”技术越少。应对“卡脖子”技术的威胁,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采取非对称战略研发“杀手锏”技术。

由于“杀手锏”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存在密切关系,因此锻造“杀手锏”技术与突破“卡脖子”技术需要统筹考虑。我国近期应以突破“卡脖子”技术为主,远期应以锻造“杀手锏”技术为主,但无论何时都不能顾此失彼,都需要统筹兼顾。

突破“卡脖子”技术需要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

“卡脖子”技术是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并遭遇断供而出现的。因此,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有两种途径:一是攻克核心技术,二是防止被断供。攻克“卡脖子”核心技术也有两种途径:一是按照已有的研发途径加快研发步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二是开辟新的研发途径实现“弯道超车”或研发新的替代技术或颠覆性技术。防止被断供有两种手段:技术手段和经济手段,但这两种手段的使用都需要前提条件。技术手段的条件是要有技术的相互供给,且对方对自己的供给小于自己对对方的供给;经济手段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产业或经济的相互依存,且对方对自己的依存大于自己对对方的依存。这样才能有强大的威慑力量和制约措施使技术供给方不敢断供。

对于解决具体的“卡脖子”技术究竟通过哪种途径、采取哪种手段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从长远和根本上突破“卡脖子”技术需要战略眼光。这种战略眼光不仅要站得高看得远,而且要分清主次抓住本质,还要能够根据具体的“卡脖子”技术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

首先,要坚定不移和持之以恒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使我国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主要领域处于世界前沿,实现从“跟跑”和“并跑”为主到“并跑”和“领跑”为主的转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是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根本之策。

其次,要在国家、产业和领域等不同层面明确“卡脖子”技术清单,并根据清单里技术的重要性、与国外的差距、研发的难度等采取不同的战略。对于与国外差距不太大、在一定的时间内有望实现“并跑”甚至“领跑”的技术,主要采取“赶超”战略;对于研发难度很大、长时间难以攻克的技术,主要采取“非对称”战略;对于技术的重要性不太大且与技术供给方有技术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技术,主要采取防断供战略;等等。

第三,突破“卡脖子”技术还需要系统思维。“卡脖子”技术往往有三“难”:研发难、使用难、改进难。解决这三“难”就需要打通创新链及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使政产学研金用各类主体密切合作,特别是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使研发和使用形成良性循环,使技术能够不断改进。这就需要系统思维,把各类主体密切结合起来、各个环节密切连接起来,产生横向联动和纵向互动,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结果。

锻造“杀手锏”技术更需要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

锻造“杀手锏”技术既是破解“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又能在竞争中掌握主动、赢得先机。锻造“杀手锏”技术有两种路径:一是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升级换代;二是研发全新的技术。对于第一种路径事实上相当于突破“卡脖子”技术后如何保持领先地位,如何在技术的前沿继续前进,如何在“无人区”研究探索。对于第二种路径尽管也可能有一定的科技基础和相关研究可供借鉴,但本质上是全新的,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是异想天开的(非共识的),更是“无人区”研究探索。如果说这两种“无人区”有所不同,那么第一种路径有以前比较完整的研究路径可供参考,而第二种路径则没有这样的路径可供参考。显然,后者研发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更大。

尽管锻造“杀手锏”技术的两种路径有所不同,但都是在“无人区”探索,与突破“卡脖子”技术相比,更需要战略眼光。

首先,科技创新要实现从“追赶”战略到“领先”战略的转变,进而实现从战略目标、选题方式、研发途径、资助方式、管理方式等等一系列的转变。除了继续完善科技计划和“课题制”支持方式外,要加大对“非共识”研究的支持,加大对重点大学、机构、团队和研发人员自主研发支持,加大对自由探索的支持,加大对“从0到1”科研的支持。要营造大胆探索、敢冒风险、宽容失败、越挫越勇的研发氛围和环境,使人们研发活动能持之以恒乃至代代相传。

其次,科技创新要从“确定性”目标向“概率性”目标转变,对于前沿探索性研究可同时支持多条路径、多个团队,并鼓励各种探索和随时调整研究路径和方向。一般而言,探索的路径越多、团队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大(但不能保证成功)。同时,要有“不以成功论英雄”精神,支持和进行探索性研究。事实上,即使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其后半生所进行“统一场论”研究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结果,但这种“失败”的探索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锻造“杀手锏”技术更需要系统思维。一方面,锻造“杀手锏”技术与突破“卡脖子”技术一样,需要形成从科学研究、技术研究、工程研究和生产制造的无缝连接乃至一体化推进,需要各个环节密切配合乃至形成良性循环,需要整体统筹和不断优化。另一方面,针对锻造“杀手锏”技术在“无人区”探索的具体情况,更需要系统的有效的政策措施。针对从“追赶”到“领跑”进入“无人区”的情况,在原有科研路径和研发体系的基础上,应增加各种前沿探索性研究,并从资助方式、科研方式、管理和评价方式等进行系统有效的支持和激励。针对全新的、非共识的科技研发,在原有科技计划(基金)项目资助的基础上,应设立非共识科研基金,从科研立项、资助方式、研究方式、管理和评价方式等进行系统的改革和创新。

第四,锻造“杀手锏”技术除了研发的探索性更强,应用的不确定性也更强,从而使研发和应用相互促进更难,为此更需要系统思维,特别是加强应用“端”的安排。事实上,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支持“杀手锏”技术(或颠覆性技术),都是以军方应用为条件的。这使得此类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够形成互动和良性循环,到技术成熟后再“军转民”,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我国锻造“杀手锏”技术也应该对应用有系统的安排,使研发和应用相互促进。

根本之道是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总的来说,突破“卡脖子”技术与锻造“杀手锏”技术既有不同的方面,又存在密切联系,两者都需要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我国近期应以突破“卡脖子”技术为主,远期应以锻造“杀手锏”技术为主,但无论何时都要统筹兼顾,努力做到相互促进。突破“卡脖子”技术与锻造“杀手锏”技术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但根本之道是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主要行业和重点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占领科技的制高点。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责编:董惠敏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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