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四五”规划将高水平对外开放置于重要地位，明确了以开放求共赢是中国坚持的基本方向。未来，对外开放领域最核心的内容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各界需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战略格局，加快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在投资领域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协同发展，并且重视研发、推动创新，为贸易伙伴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机会。
【关键词】对外开放 “十四五”规划 “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十三五”时期，中国积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在巩固已取得优势的前提下，寻找对外开放的新增长点，逐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第一，中国对外贸易稳步增长且贸易结构不断优化。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3.95万亿美元，2019年增加至4.58万亿美元，连续三年保持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地位。与此同时，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稳步提升，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持续提高，民营企业、中西部出口绩效均有较大改善，跨境电商近年来也持续发展，成为应对疫情冲击、稳定外贸发展的重要业态。
第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取得良好发展。一方面，201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而且利用外资质量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十三五”时期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实现了全球产业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实现了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对外投资带动出口的效应日益明显。
第三，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中国对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出口为5691.9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的25.75%；到2019年，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7622.9亿美元，占比提升至30.51%。从沿线国家的进口则由2013年的4713.6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5817.3亿美元，占总进口比重由24.17%升至28.01%。2013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126.3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为11.71%，到2019年，投资额增长到186.9亿美元，占比已达到13.65%（表1）。与此同时，中国同沿线国家共同建设经贸合作区的水平不断提高，产业聚集效应明显增强。
“十三五”时期中国身处改革和转型攻坚阶段，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的调整与变革，面临内外部双重压力与挑战
一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已经在世界范围盛行，并对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产生了负面影响。①美国不仅在贸易领域挑起史无前例的对华争端，而且在技术领域对中国打压，甚至谋求同中国全面脱钩。目前，尽管中美双方签订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国无法完成约定的从美采购额，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仅是暂时缓和，在美国大选之后甚至有激化的可能。②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本已带来了中国对外开放领域的巨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又给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净出口对GDP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净出口与消费、投资一起，被称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净出口一直被认为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陷入萧条，外部需求不振，中国开始把内需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抓手。③自此，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速有所减缓，特别是贸易顺差占GDP比重显著下降。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当年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大幅下跌，仅为-0.6%。此后，贸易差额占GDP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外需变化使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呈现出正负交替的特征，一直贯穿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尽管目前中国各界都对内需高度重视，但绝不能放弃外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要充分重视外部循环，需要通过“稳外贸”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是外贸转型升级的动力仍需加强。中国外贸企业长年只从事生产环节的“简单劳动”，而较少从事研发产品、拓展营销渠道、创立品牌等“复杂劳动”，大部分企业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这一状况在“十三五”时期虽略有好转，但未从根本上得以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在高技术产品领域的进展十分缓慢，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产品仍然受制于人。因此，外贸企业未来需要积极探索，抓住具备持续成长空间的领域，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客户结构和市场布局，从而突破瓶颈，从根本上获得转型升级动力。
“十四五”发展需要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加深化的对外开放格局
“十四五”时期，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未来五年将成为我国打破发达国家科技枷锁、实现对外开放转型升级的重要节点，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加深化的对外开放格局才能促进中国有效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十四五”规划将高水平对外开放置于重要地位，明确了以开放求共赢是中国坚持的基本方向。
在“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关于对外开放最核心的内容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早在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一方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有效提高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而高质量的发展则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全球20%，中国14亿人口消费转型升级蕴藏巨大的潜力，如果这一潜力被释放，将同时推动国际大循环运行，可以吸引其他国家商品和要素进入国内市场，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参与国际市场。在当前全球疫情影响仍在持续、逆全球化趋势仍在蔓延、世界经济陷入萧条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发挥内需潜力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资源，改变以往的“两头在外”格局，将原有的劳动力优势向市场优势转型，完成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发展，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在此过程中，中国对外开放将会继续扩大深化，不断向制度型开放转型，不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升产业链水平，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到二〇三五年，中国将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也提出，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具体而言，未来中国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形成，需要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还要发挥各级政府为企业和市场服务的作用，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立足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的发展优势，积极参与塑造和引领国际规则，提升中国优势领域的国际规则话语权。
“十四五”时期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任务十分艰巨，各界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努力探索
第一，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战略格局。一方面，以自贸港和自贸区建设为抓手，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充分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制度安排，从而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区域辐射带动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内陆沿边地区口岸和基础设施建设，开辟跨境多式联运交通走廊，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形成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基地，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力争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开放格局。
第二，加快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一方面，传统行业要巩固已经在全球价值链中确立的优势地位，进一步提高产品竞争力，巩固出口市场份额，并进一步开拓市场。另一方面，新兴行业要加强研发投入、创新发展模式、加强营销和售后服务网络建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壮大发展。
第三，在投资领域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协同发展。一方面，通过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我国的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从而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培育出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企业，力争以海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制造”享誉全球。
第四，重视研发、推动创新。解决外贸领域核心中间产品受制于人的问题，不仅涉及对外开放领域本身，还涉及全社会的自主研发能力。提升研发能力的主要目标是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防范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核心技术，因此中国各界未来要重视基础科学、加大研发投入，争取产出原创性领先技术。
第五，为贸易伙伴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机会。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我国需要秉承“百花齐放”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为其他国家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机会，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担当”。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改革开放40年中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3XNI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孝松：《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立场及中美贸易发展前景展望》，《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第53页。
②王孝松、武睆：《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评估与应对方案》，《国际商务》，2020年第5期，第1—2页。
③王孝松、谢申祥：《对外贸易差额结构与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12期，第16页。
责编/周小梨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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