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抓住此次机遇，深挖国内超大市场规模潜力，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以自主创新促进价值链高度化，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双循环 产业升级 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正如《周书》所言：“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农、工、商都是“民所衣食之原”。（《史记·货殖列传》）三次产业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产业结构）直接关系着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态，而产业升级则是长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亦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基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消费升级和自主创新
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首次被提出。该理论旨在通过引进外资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中，一方面解决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赚取外汇，获得国内重工业发展所紧缺的资金和技术，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转换，畅通重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循环发展关系。多年来，我国凭借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依靠“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位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内需与外需相割裂、过于依赖资源能源消耗、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环境污染严重等。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和国际能源价格的提升，过去依靠资源能源消耗和出口低端工业制成品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我们应改变过去通过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的方式，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在优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重点环节的循环往复，保证各个环节的发展和畅通。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消费升级和自主创新：通过扩大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升级，承接以前的出口产能，形成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自我循环和畅通；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高度化的价值链。
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结构高度化实质上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主导产业的更替，三次产业结构逐步由“一二三”发展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过程，主导产业由农业、轻纺工业再到重化工业，最后发展成为技术知识集约化产业。消费对生产有着引导作用，消费是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消费结构的变动会导致产业结构相应变动。在低收入阶段，人们生产生活的目的在于解决温饱，食物和服装等生活必需品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很大。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的消费重点从生活必需品转变为非必需品，尤其是高档耐用型商品。这种消费结构的改变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主导产业从农业和轻纺工业升级为重化工业和高度加工型工业。当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时，物质需要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满足，人们更加关注精神世界，追求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和高度和谐的生活环境，多元化以及个性化是这一阶段消费需求的关键词，使得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加快。
利用消费升级倒逼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依次经历了温饱消费、家电消费和住行消费三个阶段。消费需求从求量向提质转变，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然而产业的发展没有跟上消费升级的步伐，一方面制造业中低端消费品供给过剩，同质化严重，而高端消费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服务业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成为制约我国消费升级的又一障碍。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加快培育壮大国内消费市场，解决上述国内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当居民开始转变消费理念，对品质化、个性化、服务化的产品需求增加，将迫使生产者不断加大创新和研发投入，改进管理模式与服务理念，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这不仅有利于弥补中高端消费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消费的短板，满足人民对更加优质的生活水平和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而且还能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消费升级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源头，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决定了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消费升级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主要依靠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衣食等生活必需品，该类商品收入需求弹性较低，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会使这类商品的需求发生较大改变。高收入群体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有限，因为边际消费理论表明，当居民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增加会使其改变消费结构，更加注重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从而促进消费升级。2015—2019年我国各收入阶层群体中，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最高，中等收入、中等偏下以及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慢，其中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最慢。因此，扩大内需、推动消费升级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让居民“愿消费、敢消费、能消费”，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益，大力发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使更多群体能够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从而促进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
以自主创新促进价值链高度化
产品生产流程分为上游的研发设计以及核心零部件生产、中游组装生产、下游品牌营销和售后服务几个环节，价值链高度化即企业生产从低附加值的中游向高附加值的上下游价值链攀升的过程。产业升级的实质是国家改变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而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因此价值链高度化是产业升级的模式之一。价值链高度化的产业升级模式要求产业和企业由模块供应商发展为系统集成商，由“微笑曲线”低附加值的中游向高附加值的两端攀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推动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度化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产业升级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通过直接引进外资和技术从而实现规模经济，不足以支撑我国产业链价值链的高度化发展，只有提升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才是促使价值链高度化产业升级的唯一途径，技术创新和品牌价值则是实现价值链高度化的两大核心。
加快科技创新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实现重点行业的国产替代，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我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但是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和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不足，一些行业和产品完全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等装备制造业发展仍然滞后。在美日等发达国家基本垄断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背景下，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高度化的价值链。加大对关键领域的研发力度，实现对关键技术的研发突破和关键产品的国产替代，减弱核心技术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实现由低附加值的中游向高附加值的上游研发设计和核心零部件生产迈进。
人才和资金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两大紧缺资源，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首先应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提升基础研究转化为技术创新成果的能力。企业是最靠近市场、最了解市场需求的创新研发主体，高校和科研机构则具有显著的人才优势，应充分利用三方优势，围绕市场急需、长期未能解决的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关键零部件，组织产学研用共同攻关，全面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安全性和自主性，探索和建立成果转让、合作开发、资源共享、共建实体、战略联盟、公共服务平台、人才培养等产学研深度合作模式。其次应打通国内要素循环，使金融资本更好服务于产业资本，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应通过市场化改革完善资本要素市场，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创新企业融资方式和渠道，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
打造自主品牌向价值链下游攀升，提升产品质量和运营管理能力，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从而提升产品的不可替代性。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成本优势，我国逐渐产生了大量以代工生产和贴牌生产为主的出口型加工制造企业，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虽然部分企业通过工艺升级和科技创新实现了从代工和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的发展，然而我国制造业整体上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品牌营销和售后服务缺失。因此，我国企业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品牌营销、渠道建设和售后服务，将贴牌生产逐步发展为创建自主品牌，扩大品牌影响力，从而增加企业的经营绩效。将“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品牌”，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强制造、弱品牌是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这些企业大多为食品、服装、日用等传统制造业，长期为国外知名品牌代工，自有品牌建设和营销渠道建设经验不足使其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最底端，转型升级困难。因此需要提升我国企业的品牌价值，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和运营管理能力，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提升产品的不可替代性，从而促使我国企业向价值链下游攀升，促进价值链的高度化。首先，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通过产品创新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次，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宣传品牌理念和企业文化，创新销售模式和销售渠道。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技术冲击下，商业渠道和消费习惯正在被重塑，企业应利用跨境电商和直播带货等方式，拓宽线上销售渠道，提升企业的知名度。最后，提高售后服务水平，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推动价值链向中高端延展。制造业服务化可以带来生产率提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创新激励等效应，在当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向服务业渗透的趋势下，我国应增加传统制造业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服务要素的投入，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从而促进我国企业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作者为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教授、博导、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注：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度的推广与评估”（项目编号：20AZD050）和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竞争政策与准入规制的协调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77303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②朱卫平、陈林：《产业升级的内涵与模式研究——以广东产业升级为例》，《经济学家》，2011年第2期。
责编/银冰瑶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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