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空间本真性为视角，立足空间的生存性、社会性与情感性三个维度，通过对资源集聚、场所精神和情感心灵的属性分析，我们发现：城市集聚力、文明涵育与恋地情结形成极为重要，一个城市愈能给中青年的人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满足其职业发展、文化生活及个人与家庭生活的需要，让个体有尊严、有自由、有幸福的生活，城市才越具有吸引力和未来发展的前景。
【关键词】空间本真性 集聚力 场所精神 恋地情结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在一定意义上，城市之争是人才之争，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便成为城市发展中一个重要问题。城市吸引人才，可以综合优势取胜，也可发挥专长，但无论侧重哪一种，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吸引中青年人才，因为中青年是城市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中坚力量。以空间的本真性为视角，不忘城市产生的“初心”，方能探知现代城市何以成为人才“聚宝盆”的奥秘。
主体性的生存场域
从主体性而言，空间并不单是长、宽、高的物理空间，更是主体性生存的策略和场域。千百年来，古今中外，人们对自己家园的守护，对国家领土的捍卫等，在初源意义上，皆是空间这一特性的本真性使然。空间既是资源，也是主权，空间的生存资源与主权归属，便是主体性生存场域的内在之意。一个现代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其提供的生存资源与发展机会的大小多寡，不妨从三个方面加以判断和着力。
城市是否具有资源与机会集聚的“内爆力”，呈现物流、车流与人流的极强动态图景。从空间这一主体性生存的场域来看，城市便是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与机会的集聚地。这种集聚，有自然的力量，也有人为的建构，共同促使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一个城市，愈具有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机会，便愈具有吸引人才的力量，其召唤性也就愈强，并且难以阻挡。
因而，作为物资集聚地的城市，也必然成为人群的聚集地。人们从各自的乡野村落，为了更好的生存资源与发展机会来到城市生活发展。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地区与国家的联结方式，已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言的“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空间的敞开性与流动性日益凸显；也如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所指的从“生产空间”到“空间生产”，各种生产要素、资源与人才在空间进行全球有效配置，空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地牵连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在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空间的主体性生存场域特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空间也是一种伟大的生产力的时代特征加以凸显。与此同时，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城市的终结，而是集聚与城市化过程在全球范围的强化。城市的“内爆力”便是指城市集聚的能力，集聚生存资源与发展机会的能力，城市通过集聚产生效率，因为集聚不仅是经济地理的技术基础，还是人类生存近乎普适的特征。集聚既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也对整个社会发展有影响，集聚是城市的基本粘合剂。
一个现代城市集聚的“内爆力”，固然可以通过很多具体指标加以测定，依靠数字统计与分析工作加以判断，但也可以通过视觉的直观认知，从一个城市的动态流动景观，如物流、车流和人流的流动程度加以把握。城市是物资与人群的集聚地，物流、车流与人流指向哪里，不仅说明生存资源与机会发展在哪里，也反映出城市内在的活力程度。无论历史如何时异事迁，但大道至简，人类的生存法则却其理不变。一个城市活力体现的动态景观，是资源与机会集聚的“内爆力”的具象体现，而人才的流动趋向便是顺应其流和合流而行。
城市是否具有空间连接的“外爆力”，成为国家经济区域发展的战略中心。一个现代城市的“外爆力”，是指一个城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具有城市肌理的扩展、地方之间空间连接的能力，具有较强的中心性、开放性与连接性。纵观全球城市化发展历史，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劳动分工、集聚经济、专业化、商业贸易等相互作用的产物，城市通过集聚产生效率。现代城市本质上是作为区域、全国或全球贸易体系下的经济生产和交换的中心而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的地理模式正展现出规模更大的新形态，形成人口规模巨大、多中心的城市群，还有一些城市区域甚至合并成更大规模的聚落，称为“扩张型区域城市化”。一个现代城市，是否处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或跻身城市发展群，便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发展资源与前景的判断依据，也往往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和中心地带。
因此，人才在选择城市时，会明智地把区域经济的优位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北、上、广便是最早的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生存资源与发展机遇显然比一般的城市要好很多，这便是人才选择北漂或南下的重要原因。接着是国家政策制定的四个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在毗邻香港的自然地理位置优势的基础上，再加上国家政策的优惠与财政的支持，吸引了大批人才到深圳生存奋斗，在使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现代化的大都市，GDP指标居全国第四的同时，也使深圳人的工资收入处于全国前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与深圳经济的发展同步，这便是区域战略优势所带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发展平台比个人能力更显重要。今天的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等便是新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显然对人才的吸引力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
城市是否具有高新企业与创新领域，抢占发展先机和引领时代潮流。一个现代城市拥有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除了国家政策供给与财政支持的优势外，还需要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行业，且是否属于时代潮流与发展相契合的朝阳行业，或者创新领域，这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诉求。大城市是天然的多样化的发动机，是各种各样新思想和新企业的孵化器。
从世界经济中心的迁移看，从工业革命最早的纺织业、煤炭业，伦敦、曼彻斯特等成为中心，到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伦敦、纽约和香港等城市，成为世界金融贸易中心，再到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发展，硅谷等成为高科技发展的中心。科学技术的巨大革新，推动着经济发展与中心的迁移。技术是不断更替与发展的，尤其是在一个速度文化与更新迭代加速的时代，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新的技术引领发展，那么时代淘汰这个企业也是必然；随着新能源的不断发现，传统的石油行业也面临巨大挑战。我们的时代是数据时代，是物联网、人工智能与AI技术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与不确定的时代，越是契合时代特色的行业，才有可能在快速变化中赢得先机，技术与创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一个现代城市拥有的时代行业和创新领域愈多，“创意蜂鸣城市”的特征越显著，也就意味着其在经济发展的优势愈强，其生存资源与发展机会也就愈大。
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根本上取决于区域的生产力发展。区域生产力的发展大致决定了技能组合、人口变迁和收入水平。经济活动做两件事：在特定地方发展起来，在不同城市之间分工排序。当规模经济削弱时，经济活动离开该地。当经济活动需要共享生产投入、劳动力和互动创新时，经济活动就聚集于某地。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地方经济发展取决于在变动的劳动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即应该取得最有利的专业分工，并且产业化和规模化，形成产业集群、专业化市场和规模化效应，即一个现代城市当它能够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生产枢纽、金融中心、高新科技与创意产业之地，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就毋庸置疑，因为绝大多数人是为了工作与发展来到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才是“硬道理”。
社会性的“场所精神”
空间不仅是主体性生存的场域，空间也是社会性的场所。城市的产生，不仅是资源和人的集聚地，而且是人类公共生活的肇始地。从人类文明的进程而言，城市与农村的分工，属于人类社会分工发展史的第三次分工，由此，也促成了城市文明形态的产生。特别是到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城市已经从古典城市的地方性和区域性，发展成为现代城市的普遍性和全球性，由此，城市文明成为人类实践的最大多样性之地，也是人的社会性最充分体现的场所所在。城市社会性空间的“场所精神”，从广义的角度上，是为所在地方的地理、气候、风土等自然精神和它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城市的场所精神，主要以城市政治、城市文化与城市环境三个方面加以承载与呈现，也是吸引人才所不可忽视的城市文明软实力所在。
城市政治空间是否体现政治的正义性、公民的权利性、制度的保障性与社会的有序性。城市政治是城市作为社会性空间的最显著方面。因为城市是陌生人组成的共同体，城市总是嵌入更广大的社会或政治关系中，是人类公共生活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便是城市开启的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探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根植于古典城市，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是雅典产生的城市新政治形态所要求的，古雅典的哲学家们被要求去思考美好城市、美好生活和美好公民的意义。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城市政治文明的内涵远比古希腊时代要丰富得多，但人类对美好城市、美好生活和美好公民的追求却是始终如一的。
城市政治空间的场所精神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体现政治的正义性。政府的执政为民与公平正义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正义、效率与城市对于区域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福祉。二是体现公民权利的平等性。“自由的权利，在社会中有个性的权利，有居住地和主动去居住的权利。进入城市的权利、参与的权利、支配财富的权利（同财产权有明晰的区别），是城市权利的内在要求。”①一个公民能够有尊严、有自由、有权利地在城市生存与发展。三是体现社会制度的保障性，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和社会有序。制度包括国家、宪法、规章、法律和正式的政策等正式制度，也包括经济发展的关键群体和社区组织等非正式制度，如精英网络、公民结社、邻里组织等。政府、制度与公民构成合力，共同助推城市政治文明的建设，其社会空间体现的正义性、自由性、秩序性的场所精神，才会吸引人才积极赋能。
城市文化空间是否体现物质遗产的保护性、文化涵育的广泛性与生活人生的审美性。一个现代城市的场所精神还必须体现文化性，因为人的生存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如果说，资源与机会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但一座城市如果只注重CDP，文化涵育不足，那恰是文化的贫瘠与城市精神的匮乏。
城市文化空间的场所精神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城市物质性遗产的保护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它们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与记忆，也呈现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传统。二是拥有文化涵育的广泛性。通过书店、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文化场所，自觉开展人文教育，不断提高和涵育大众的人文素养，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从而造就人文教育最大的社会课堂，潜移默化中形塑一个城市民众的文化涵养和精神品味。三是体现对人生与生活的审美性。城市的产生与本质，既然是追求美好城市、美好生活和美好公民，那么城市文化中不可缺少审美的品质与对美的追求，“一个地区自然的或人造的环境或特征，这些特征能满足人们关于享乐、审美、文化和游憨的需要”。②
城市环境空间是否体现城市生态的环保性、城市设施的舒适性与城市生活的多样性。一个现代城市，其场所精神还需要体现宜居性。城市发展到今天，人们日益认识到“城市并非只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它应该是满足人性终极需要的一种方式，而人类的终极需要就是幸福、舒适与快乐。人的幸福、舒适与快乐是有具体根源的。城市的作用就是以最经济和最效率的方式，把人们聚集于那些引起人们幸福、快乐和舒适的资源面前”。③目前，世界广泛采用“宜居性”标尺，根据稳定、医疗、文化和环境、教育和基础设施5个大类的30个质量和数量因素，对城市是否体现宜人宜居的属性，进行评估与排名。
城市环境空间的场所精神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和谐性，是生态、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空气和水资源这些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资源应该是无污染和洁净的，这样才能让人们身心健康，人与自然达到和谐共生状态。一个污染严重的城市，即使GDP再高，也会让人们逃离，因为人的健康权、生命权是第一位的。二是城市设施的舒适性。城市空间可以划分为：工作和就业构成的生产空间、居住社区构成的社会空间、基础设施与道路干线构成的流通空间。三者的组合有无限可能，因此形成单个城市的独特性。城市空间区域的功能划分、城市交通的布局、城市街道的设计、城市休闲设施的供给等，也应从城市居民的工作生活实际出发，让人们工作生活方便舒适。三是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包括饮食、消费、族群等生活方式、消费水平等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但是，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④城市生活的丰富多样性使城市有活力，城市文明才得以延续和繁荣。
情感性的心灵归属
空间的本真性，不仅体现在主体性和社会性，而且体现在空间的情感性。空间被诠释为实现身份认同、产生自我归属感、获取情感归依和本体性安全的场所。
城市空间是否易于催生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虽然城市的特征，从本质上便是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乡亲邻里的熟人关系使其不存在身份认同和归属问题，而现代城市，大部分人都是异乡人，人才对移居城市所形成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过程，便是个人或群体与地方互动从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地方认同便是个人或群体在空间中的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是从法律上的户籍归属到自我身份的建构和归属感的形成，“地方认同是个人认同的组成部分，是根据特定地方的独特要素，人地互动的本质而发展出来的”⑤，是人才的“局内人”归属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建构，也是自我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城市空间是否体现城市温情与个体生命体验的情感融合。人才之所以选择一个城市就业发展和安家落户，除了选择时对这个城市的短暂考察外，还基于对城市的“流动想象”。所谓流动想象，便是移民对要移居的城市生活的想象。移民与流动日益成为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个体也愈加频繁地在日常生活中生产一系列对遥远世界的想象。人才在其理性权衡与流动想象的双重作用下，他们出发去充满希望的城市。但是一旦到其所选择的城市生活、就业与发展，在城市真实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一个城市给予其的体验是情感上的正向情绪如希望、温暖与关爱，还是负向的情绪如愤怒、失望与沮丧等，导致“流动想象”的实践承载着丰富的情感动态，且具有主体性与时空延展性与变化性，这种基于心理上的情感依附与满足的“地方感”，有效影响着人才的留与走。
城市空间是否促使个体从城市居住者到守护者的心态转变。只有拥有身份认同和归宿感，感受到城市温情与情感融合，人才方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并将个体奋斗的生命史融进城市的发展史，才会对城市产生“恋地情结”为核心的“地方依恋”。因为这座城市承载着其个体生命的人生发展轨迹和生命体验记忆，有他的奋斗与成长，有他的欢笑与眼泪，有他的家人与朋友等。这样的城市，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便不再是短暂停留的人生驿站，而是他体验世界与人生的丰富场域，且被每一个个体视为一个意义、意向或感觉价值中心，一个动人的、有感情所附着的地点，一个令人感觉充满意义的地方。才有可能使人才从城市的居住者、发展者到城市的守护者，滋生出“恋地情结”与“爱城主义”情怀，从内心将“他乡变故乡”和“心安即吾乡”，至此，城市也就得以真正留住了人才。
（作者均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展分享经济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ZDA08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陈忠：《空间生产的权利粘性及其综合调适》，《哲学研究》，2018年第10期。
②③马凌：《城市舒适物视角下的城市发展：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和政府框架》，《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④[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503页。
⑤朱竑等：《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1期。
责编/张忠华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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