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民族主义出现后即为一种客观存在，与经济全球化相伴共生，时而兴起，时而潜伏。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陷入严重不确定和危险状态，宽容融合者兴，狭隘排他者衰，经济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不会在全球高奏凯歌。中国选择也必将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主动加大与世界的经济“黏性”，努力塑造向心力、吸引力，不断加深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疫情后新变局的认识。
【关键词】经济民族主义 全球化 中国 美国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伴随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与民族主义相关的经济学说与政策实践在英、法、德密集呈现出来，经济民族主义遂成为民族主义最活跃、最直接的体现。世界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19世纪，也是德国民族主义意识鼎盛时期，这股民族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结合产生了德国经济民族主义。20世纪30年代蔓延的关税战、竞相货币贬值以及其他各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最终在经济上导致了工业国家的失败，政治上催生了法西斯主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伴随着民族觉醒和解放运动，倡导一种经济独立的政治主张，希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并能在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以便决定诸如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经济部门活动等。冷战结束近30年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开放条件下出现的经济民族主义呼声和实践，无论是属性、强度还是影响力都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自我校正、保护和发展的体现。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几年来，经济民族主义的偏激主张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有市场，并日渐成为发达国家转嫁危机、摆脱经济困境、合理化政府施政方向的工具，动不动就“伸出”这只鼓动民粹捞取政治利益“有形的手”，时不时“筑起”各种施行贸易保护的经济“柏林墙”。因此，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下出现的这些新情况，需要加强对西方经济传统的重新认识。
相伴共生：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化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再次遭遇“拦路虎”——经济民族主义这个“老对手”。世界范围内，在过去三十年来宏大的全球化进程下，各个民族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全球经济的大潮，而一国固有的经济民族主义并未因此削弱，相反，在国际经贸领域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诉求为表现形式同时泛起，并因受到全球化强烈冲击而变得更加对立和激进。
一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就有经济面向，我们目睹的国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民族主义促成的。确切地说，全球经济状态始终“成型于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两大理念之间的交锋与妥协的过程之中”。①
民族主义不会在经济自由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烈日下化成蒸气”。“我们知道一种经济国际主义——货品、人物、思想超越政治国界的大伸展——曾随着这革命而迅速发展。但我们也应当明白，在这一百四十年间，一直到现在，民族主义也有同样的传播，也同样地强烈化，因此各民族间的贸易越大，各民族中的种种民族主义也越强烈化了……在经济国际主义的势力日益膨胀的时候，政治民族主义也日益强盛有力：这似乎是矛盾的现象。然而后者在现代社会中是和前者同样真确的事实。”②
较之对经济全球化“建设性”作用的认识，其“破坏性”的一面很长时间才得到反思，并且应对得并不理想。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实践中，一国试图将经济民族主义的有益方面（包容的）与有害方面（排他的）分割开来，并择善从之是极其困难的。除了边缘国家未见其利、先蒙其害，成为全球化的“输家”，一些跻身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也因无法及时调整适应全球经济体系，面对国民对社会、经济以及人身安全保障日益膨胀的要求束手无策；面对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日益强劲的经济挑战，经济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世界经济潮流浩浩荡荡，各国分清楚并能妥善处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利害关系的时候，全球化进程得以加速；分不清、应对不力的时候，全球进程就会受到干扰甚至严重破坏。
经济民族主义是客观现实存在，其价值判断无论怎样被批判，都会持续强烈影响甚至主导各国政治、经济生活。经济全球化会削弱一国民族主义的说法有一定现实性，但不能孤立成言，更不能夸大。全球经济呈现“碎片化”、“经济主权”回归、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等，背后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驱动力使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策不断右转，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并登堂入室，“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声音渐渐成势。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灾难突如其来，更是“速冻”经济全球化。各国频频锁国、封城，除了信息流动，全球范围的人员、资本、贸易一度“断流”，对原本受挫的经济全球化发展造成新的巨大冲击。
需要指出的是，一国的民族主义同样具有国际化面向，并会从中受益。“今日有许多乐观主义者以为工业革命根本是反民族主义的，以为工业革命在过去对民族主义的影响是偶然的、暂时的，以为工业革命终究必须日渐产生一些必要的经济力量和特质力量，使各民族主义在绝对互相依赖的环境里生活，因而用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去代替民族主义。”但实际上，“现代大规模生产和工业经济是世界各国民族主义向上发展的必要条件”。③
全球化的力量是由经济相互依存以及信息和数字技术下大众传播构成的，同时加速和扩大以前就存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两种走向。表面上看，经济全球化“侵蚀了甚至包括最强大国家在内的各国的经济自治……但民族国家所获取的新功能却大部分地补偿了这种侵蚀，这些新功能的获得是为了民族的特性及公民的福利”④。“反全球化”的主体之所以主要是普通民众，是因为他们是经济全球化的“输家”，不仅没有受益，反遭失业、贫困。
“逆全球化”的主体更像是政府，这可从美国强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发动贸易战看出端倪。一些国家逼迫企业缩短生产链和供应链，回归国内，以求创造更多就业和增加税收。2008年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走下神坛，新冠肺炎大流行再次动摇其根基。斯蒂格利茨、福山等学者甚至宣告“新自由主义已死”。在经济治理失效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国家“大政府”重占上风，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强征新技术手段，占有大数据，掌控人员信息流动，全方位提升社会管控和资源调配能力。全球“大政府”趋势也不会因疫情结束而扭转，政府将延续对市场的渗透和控制，为未来的全球化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即便快速发展了30年，全球化不仅远远没有废弃民族主义，甚至还加强了它。“任何人只要考虑一下在诸如关心群众、公共教育、健康和遗传学、人口和环境保护计划、移民问题、大众传播、艺术、体育和文化、职业和就业、工会和工资、税务和财政政策、以及其他等等的领域中国家的控制和规则的巨大增加，就会明白民族国家不仅远远没有陷入衰落的危险，而且正在变得更为中央集权，更为协调和更为强大……民族的国家比现代时期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能直接地、持续地和广泛地干预各种事务。”⑤
过去70年间，各种因素风云际会，融洽并存，全球各国多数时间里携手并进，创造了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经济发展黄金时代，但如果说“全球化是历史的最高和最后的阶段，它将使一切国家和经济通过资本主义市场联系在一起。这种论断不是科学的，而更多是一种标准。一个早先提出来的更原始的说法谈到历史的终结，在那个时候，市场、民主和繁荣使一切冲突、专制政权和贫穷的统治都结束了”⑥。既然历史终结不了，那就重新开始，打着“优先”“第一”旗号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强行减缓和中断经济全球化进程，最终也没能抵挡或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衰落。
全球化进程自开启之日，即成为影响资本主义制度经济战略的根源。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史表明，“全球化是国家权力支持的意识形态的结果，不是市场的自然发展”。⑦以此视之，相较于经济全球化，搞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上也是这拨人，经济结构性和历史性条件变了，采取的姿态或行动也会跟着变。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作为经济民族主义者的马克斯·韦伯也认识到，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能获得胜利。⑧
从世界发展潮流看，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文化逐渐融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来。不能说传统的大规模战争模式完全不会出现，但文明力量替代历史上的野蛮传统将成为主流。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其方法是融合，融合的动力是经济、文化，融合的方法不是武力、征服。
今天，世界霸权的本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如何看待同中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是沿袭大规模动用军事力量消除异己，在过往帝国的旧途上越行越远，还是继续宽容而非狭隘、增大黏性而非排斥、合作共赢而非独占，并以革新、负责任的方式审视自身力量与领导地位，事关世界走向和人类命运。
今天，大国兴衰的本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如何看待同美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与西方安全观因双方的文明、生存和发展逻辑不同而存在差异。中国的崛起目标不是要取代谁，崛起之路需要的是清醒剂而非兴奋剂，崛起路径是不战而兴。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来说，相互合作明显要好于相互掠夺。历史教训殷鉴不远，战争不应再成为解决两国关系、地区问题、全球利益和矛盾的手段。过去西方国家惯用的“跑马圈地”和“炮舰外交”越来越受到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和国际舆论的束缚，而新兴大国不仅越来越难以通过战争实现大国崛起或是重新崛起，甚至可能因战未起先落。
也应看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对全球化困境的一次“出清”。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巨大、深远，是就当前全球保护主义升温、贸易战不止的底色而言的。疫情终将过去，但大国博弈是长期的、结构性的，是决定全球化走势和命运的最大变量。从根本上讲，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现实而非可选项，不是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经此一疫，经济全球化的方向、重点和节奏会有较大调整，并将在调整革新中重生，形成“新全球化”，越来越多地体现“再平衡”发展：从构建双边和多边自贸区、打造全球供应链、提升全球流动性的超级全球化，转变为开放度、繁荣度、自由度更低的“有限全球化”“温和全球化”；从以美为中心转变为多中心、多元全球化；在保持传统实体制造业与贸易形式的同时，“数字全球化”“云端全球化”加速发展。
以往的全球化是资本推动的，资本为了降低成本、扩大收益，选择在全球范围构建生产链和供应链，形成并推动全球化发展；“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将更突出“安全”和“可持续”要素，各国将对企业有更多限制和要求，经济利益将更加让位于经济安全，但这并非意味着经济民族主义会在全球高奏凯歌。
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仍是百年大变局的基本驱动力，存在朝新型全球化方向前进的有利条件。对中国来说，并不是要关起门来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那样不现实也不可行。相反，在全球大疫大难面前，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各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危机，力所能及地向各国提供防疫、抗疫物资等“全球公共产品”，展示抗疫情、促经济的经验和优势，避免他国因疏忽、轻视而重蹈付出巨大牺牲的覆辙，积极为疫情后世界的重联重建建言献策。由此来看，中国藉此构建并提升的自身能力，实际上也是世界和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所需。这种体现出中国方案的“软实力”是独特的全球公共产品和服务，一定会是全球化的推动力，并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接受检验和考验。
正是基于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势的正确判断，2020年5月中旬至10月底，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政策指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逐步清晰、明确。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分组讨论时进一步阐释了“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内容，指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的“双循环”信号更加明确，“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0月末，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说明时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经济政策贵在适时、精准。在当前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间节点上，谋划“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当其时。
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保存、厚实参与全球化的实力，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搞经济民族主义；不是要主动脱钩“国际大循环”，那样只会拉大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而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造“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发展经济信心很重要，有了信心就会有定力，也会有耐心；化危为机，看起来是危，最后是机。启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场以我为主的持久战，也是一场事关能否化危为机的国运战；既彰显中国信心，也向世界展示中国之机。
21世纪20年代，大国兴衰的新轮动已经开启。哪个国家提供的经济机会多，哪个国家获得的认同感、向心力就越强。中国遭遇挑战同时，也面临自我提升并惠及他人的历史性机遇，可积极引导、想方设法加大与世界经济“捆绑”融合，当务之急是携手各国抗疫促经，尽快恢复元气；同时着眼全局，谋划长远，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重塑经济新规则中体现并发挥引领作用。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注释】
①詹姆斯·梅奥尔著，王光忠译，石贤泽校：《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②③卡尔顿·海斯著、帕米尔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5-187页。
④⑤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第131页。
⑥⑦罗纳德·H.奇尔科特主编、施杨译：《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5-266页、第268页。
⑧马克斯·韦伯著、甘阳等译：《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5页。
责编/周小梨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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