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文化解码】
作者：董振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在长期的民族发展史中，既创造了光辉的成就，也经历过深重的苦难和挫折，特别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之下，中华民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但中华民族凭借自身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前赴后继的探索，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并向着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不断前进。纵观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呈现出一种“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民族特质，而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和思想渊源。
特质一：根植于爱好和平与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华民族具有既不惹事也不怕事的特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中华文化倡导“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太平”的价值取向，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我们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绝不做惹是生非的一方，同时也坚持独立自主，在不受制于人的情况下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做到不怕事。
中华民族自古就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我们始终是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力量。正是由于传承了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新中国在成立后，我们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国际上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认知，认为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会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带来威胁，担心中国会成为惹事的一方。事实上，“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在中国是说不通的，这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始终遵循“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平等对待每一个民族，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绝对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因如此，中国现在不会称霸，将来发展强大了也不会称霸，中国绝不会做国际社会中惹事的一方。
正因为我们遵循“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我们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文化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中华民族养成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维方式，不认为万物之间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而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就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认为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危害到另一方的利益，因此要在两者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倡导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
爱好和平不等于软弱可欺，中华民族不会侵略别的国家，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觊觎他国利益，但也决不允许其他国家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珍爱和平，我们决不搞侵略扩张，但我们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软弱怕事绝不可能换来真正的和平，当今的中华民族早已不是“东亚病夫”，已经有实力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不会容许任何损害我们利益的行为，我们不会答应任何让我们屈服和投降的企图。我们深知当前和平发展的前景来之不易，我们也深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如果有任何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破坏世界和平进程的敌对势力出现，中华民族都不会怕事，一定会和这些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斗争。
实现和平的前提是坚持独立自主，只有做到独立自主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真正做到既不惹事也不怕事。毛泽东同志曾经强调：“总之，和平是必须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赖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如果在维护和平的过程中失去了主动权，就会处处受制于人，不仅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甚至要将自身的权益奉献给他人。总之，做不到独立自主，就绝没有不怕事的勇气和实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成立初期，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顶住了帝国主义施加的外部压力，真正地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使帝国主义靠大炮屈服我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特质二：根源于合道顺德与和谐共生的正确义利观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做到既不惹事也不怕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始终坚持道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绝不恃强凌弱。正因为我们坚持道义，所以才没有惹是生非的传统，不会干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和发展；正因为我们坚持道义，才有了不怕事的勇气，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面对一切压力和挑衅我们都能从容应对。
中国古人十分重视道义的力量。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面对诸侯混战的局面，提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观点，并进而指出：“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在这里孟子已经明确说明，做事情如果能站在道义的一方，那么就会得到外部的理解和支持，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做事情就能成功；如果是站在非道义的一方，就会众叛亲离，最终必然走向失败。
中国共产党人充分继承了中华文化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甚至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当时的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的思想观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深入地分析说，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而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势力对外侵略是退步的；在国际条件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被孤立的，是寡助；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作为世界性的人民运动，能够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是多助。“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的进程也印证了这一结论，在经历长达十四年的抗战后，中华民族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坚持道义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人的生命。中国古籍《周易·系辞上》有一句话：“生生之谓易。”中华民族对人的生命是从宇宙自然与社会道德相统一的层面理解的，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顺应自然的体现，尊重人的生命就是遵循天道，并努力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一个民族是否尊重人的生命，从这个民族如何对待武力就可以看出。有的民族遇到事情常常诉诸武力解决，凭借自身强悍的硬实力，用武力干预他国内政、介入他国发展，结果往往造成社会混乱不堪、人民生灵涂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我们始终牢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即使是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也没有留下侵略和殖民他国的记录。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之所以从不惹事，就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在保护本民族生命权利的同时也维护其他民族人民的生命权利，绝不因自身的原因而剥夺他人的生命。我们之所以不怕事，也是出于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尊重，通过以战止战防止事态扩大化，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来群体的最大利益，且不提倡无谓的牺牲。
坚持道义就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不同的义利观会使得主体做出不同的选择，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才能维护正义，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不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而坚持了错误的义利观，就是站到了道义的对立面，最终必然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中国传统文化中就长期存在着“义利之辨”，孔子最先揭示了这一对关系，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就为“义利之辨”赋予了道德的内涵。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更加突出了“义”的重要性，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将“义”视为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也就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义利观。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坚持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义利观，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是中国坚持道义的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通过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吸引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参与到其发展合作中来，共享发展的成果，这使得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给我们既不惹事也不怕事增添了更多的底气和信心。
特质三：生发于初心如磐和“我将无我”的共产主义信仰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做到既不惹事也不怕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着坚定的信仰。这种坚定的信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更是体现得尤其明显，正是有坚定的信仰，我们才能从一个建党之初只有50多人的小党发展到今天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正是有坚定的信仰，我们才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是有坚定的信仰，我们才能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不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信仰有“迷信”和“真信”之分：所谓“迷信”，是指未经反思和检验的信仰，这种信仰往往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采用唯理论的论证方式，但是“迷信”一旦遇到原则与事实不相符的地方，就会呈现为荒谬；所谓“真信”，是指在经过反思和检验基础上形成的信仰，这种信仰往往抓得住事物的根本，是对事物发生发展规律的正确揭示，因而呈现为真理。
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具备强大的信仰力量，就是因为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真信而不是迷信。共产主义的信仰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这一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在他中学时写作的一篇作文中就说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生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这里马克思就已经说明，如果我们拥有了崇高的信仰，那么一切困难和挑战都不能打倒我们，即使付出很大的牺牲，我们也会因为有信仰而毫无畏惧。
共产主义正是这种远大信仰，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发现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民受到资本奴役的现实，因此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探求人类解放的道路，并在领导人民求解放的运动实践中，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
共产主义之所以是“真信”，就在于这种信仰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共产主义的实现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基础之上，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前，西方社会就已经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缺乏现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有效途径，因此最终成为空谈。但是马克思在充分吸收空想社会主义者合理理论成分的基础上，通过提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社会生产领域发现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不仅如此，无数共产主义者在这一远大信仰的指引和推动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了现实，这就更加说明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科学、是真理。
近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主义的信仰也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凝聚起了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强大力量。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无数仁人志士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勇气和魄力，毫不畏惧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口号和目标，同一切侵略势力和反动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的理想信念，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就成为现实。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将为共产主义的奋斗具体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进程中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实现这一伟大梦想，中华民族不会惧怕任何挑战和困难。实现梦想的过程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中华民族在这一过程中既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一定会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毅力，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决心，同一切阻挡民族复兴进程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将更有底气和信心做到既不惹事也不怕事。我们将继续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决不做惹事的一方；同时，我们也将继续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任何势力都不要幻想让我们吞下损害自身权益的苦果，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不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