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中蕴含着智慧，是不言而喻、毋庸置疑的。从思想这方面看，其深刻把握对象、引领实践发展、彰显公道精神的基本功能，已然将思想的智慧特征显现出来。思想中若没有了智慧，不能寻觅到智慧的踪迹和影子，也就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思想；而没有或缺少智慧的思想，还能为人所需要吗？还能给人以启迪和指导吗？很难设定没有智慧涵纳其中的思想是必要的，是有存在价值的。从智慧这方面看，智慧的寓所何在？智慧以何种方式呈现？这关联到人，关联到思想。尽管不排斥动物、植物具有“智慧”特征，甚至大自然亦被视为具有鬼斧神工般的“智慧”，但这种被泛化、广义化了的智慧，已超出人的智慧之内涵。真正拥有智慧的是人，人的智慧存在于人的大脑、人的思维及思维成果中，呈显在人的能力、人的行为实践中。
智慧的主体是人。通常理解，智慧是一种超出常人的悟性和超出常态的能力。以悟性看，智慧表现为较强的辨析力、判断力和洞察力。聪明、谋略与智慧虽有联系，却不可相提并论。头脑聪明固然有通达智慧之可能，但聪明并非等同智慧，不能把智慧简单地归结为聪明；人的谋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含有智慧的因素，但谋略尚不能与智慧划一，其中既有片面（谋略多是针对事项）与完整之别，更有是否合乎德性要求之分野。以能力看，智慧呈现为较强的协调统筹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在运行把控、联动平衡、策略实施等方面达至圆满境况，使主体自身具有的智力、知识、方法、技能得以有机融合，通过向物态化过渡而真切呈现。智慧联通智力、知识、方法、技能，却并不等同于其中某一方面，而是智力、知识、方法、技能的系统化融会与全面性提升。
如此可见，智慧即人的思维与能力所达到的一种优化境界和优质状态，是人的灵性、人的机能、人的创造综合作用的结果。亚里士多德看重智慧，视智慧为关于高等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有智慧的人是“完善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沉思才能使人获得智慧，从而获得最高的幸福。秦汉黄石公所言，只有“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方能以待其时，得机而动。这透现的是一种安邦治国的智慧。清代陈澹然曾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唯有“谋万世”“谋全局”，方能成就伟业。这期冀的是安邦治国者应有的智慧。
思想与智慧的关联在于：思想是智慧的寓所，是智慧孕育、生长、展示的家园；智慧则是思想的要素，是思想得以建构、矗立、发挥作用的支撑。思想需要智慧，思想依赖智慧，思想中应该也必然有智慧。思想中的智慧，与思想中的知识、方法、价值有机统一，与思想的知识特征、方法特征、价值特征紧密相连。
首先，思想是知识，是知识的体系；智慧以知识为依托，知识为智慧打实基础。
作为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成果，思想以客观反映对象为己任。所谓客观反映，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状况予以把握，以求准确实在地阐发认识对象、阐明认识对象的种种联系。因为“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把理性方法运用于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重要条件”。以知识的面貌呈现，思想所追求的，是认识成果的科学性与真理性。科学性与真理性，既是思想的前置标准，又是思想的建构目标，还是思想能够立得起来并发挥作用的基石。思想的知识特征或知识属性，昭示的是思想的科学追求，是思想的真理旨归。唯其科学性与真理性，思想才与智慧联通。
智慧以知识为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知识让我们了解事项、通晓原由，助我们问天究地、预见未知。不能设想，一个没有知识或知识欠缺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智者。古今中外的智者，无一例外都是饱学之士；凡是被作为智慧例证和事项的，都以丰富的学识、深刻的见地、精到的思考和宽阔的视野为支撑。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强调“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对知识及其作用予以高度推崇。有了丰厚的知识，人的心灵才不会空虚；获得关于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我们的思维才能插上翅膀。尽管不能说知识就是智慧，不能把有知识等同于有智慧，但只要有了知识的积淀，也就打牢了智慧的底座，由此踏上走向智慧的坦途，在转识成智的道路上续航前行。
其次，思想是方法，是方法的体系；智慧以方法为标识，方法为智慧拓展舞台。
把思想视为知识固然重要，但显然是不够的。仅以反映论的观点看待思想，易于将思想混同于一般性认识。真正体现思想之鲜明特质的，是立足于反映论之上的能动性，是奠基于理性论之上的创造性。思想的这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在思想体系中呈现为方法论，聚焦到有关方法的理论思考上。思想的阐发与思想体系的建构，既依赖于方法，又催生新的方法，进而创设出有关方法的理论。故而，思想即方法。思想的方法与方法论，以说明对象“是什么”的知识为前提，着力回答“怎么办”，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是什么”的知识与“怎么办”的方法，构成了思想反映论与思想能动性的两个层面；由“是什么”的知识向“怎么办”的方法的过渡，既是思想在逻辑通道中的提升，又是知识向智慧的接近与转化。
智慧需要方法并依赖方法，智慧在思想的方法论体系中得以充分彰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方法就是智慧，方法最直接、最鲜明地呈现出思想的智慧。从提升智慧的角度看，方法比知识重要，解决问题比认识问题重要。故而，掌握知识是生存能力，获得智慧乃生命境界。人们不能为读书而读书，实质要通过读书提升才慧、增强心智、达至新生。正如荀子所言，“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知”与“智”不同，知觉与智慧有别。我们探究事物，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追求知识与追求智慧，亦如求学与求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中，既有做加法与做减法的不同，更有方向和路径上的差异。要获取了然自如的悟性与解决问题的本领，须“领会言外之意”，洞悉事情本末正误，体察事态缘由走向；须“致虚极，守静笃”，以静制动，宁静致远。这一切，既是方法，又是智慧。思想中的方法，集聚了智慧的精髓，折射出智慧的光彩；同时以智慧为思想加冕，给思想戴上了智慧的花环。
再次，思想是价值，是价值的体系；智慧以价值为正名，价值为智慧提供引领。
思想是思想者的思想，人是思想的生产者。思想的主体性特征赋予思想以鲜明的人格属性，思想者不可避免地要把所思所愿置于认识成果之中。任何思想都不只是知识，也不仅是方法，同时是一种价值。思想是知识、方法、价值的统一。思想中的价值，呈显思想主体的理想追求，赋予思想以鲜明的价值倾向与价值态度。中华文化理念传承数千年，其探求天道、寻守德性、关注心宁的生存智慧，其“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和谐圆融，始终彰显并赓续着价值的力量。苏格拉底要求人们将紧盯外部世界的目光，转回到人类自身去“认识你自己”，由此确立的价值指向，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是万物的尺度，思想是价值的承载。思想中的价值成为智慧所倚，为智慧提供必要遵循与基本引领。
智慧必然与价值相牵，价值为智慧正名与褒奖。智慧不同于智力、知识，更不贬身为技能、技巧，全在于智慧是完整的、圆满的、和谐的，是正向的、积极的、优质的。智慧受思想中的价值影响，遵循着思想价值给予的规定，内化为智慧的内在品质。正如我们不能把阴谋诡计、损人伎俩视为智慧一样，智慧的价值规定必须是道德的、正义的、阳光的，必须是合乎人类文明、社会进步、人民利益的。这就是智慧的德性要求。此种德性要求，包括智慧所依据的知识必须是正确的、理性的，智慧所寓居的方法必须是辩证的、科学的，智慧主体必须是正派自律的、身心健全的。那种虽有知识、有能力但有恶性、有邪气的人，不管有怎样的谋略、怎样的手段，都不能视为智者；只有知识、能力和德性处于同一价值天平上，且达到的境界与实效合乎德性要求的智慧，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智慧。
作为知识、方法、价值的统一，思想孕育智慧，思想奉献智慧；智慧依托知识，融会方法，循从价值，在思想中得到最恰当、最合适的安放。栖身于思想中的智慧，借思想拓开一片天地，闪烁自身独有的光彩。回眸历史，愈感智慧的可贵与尊严。古希腊人视哲学为“爱智慧”，把哲学看作是追求智慧的学问；柏拉图将哲学家称为爱智者，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就是智慧之学，至今仍让我们深受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