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的江南，在中国区域发展史中颇具核心性，是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样貌、基本特征以及各种问题意识归纳的试验场。明清时期江南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能够有力地观照出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的因应等内容，反映出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与家庭文化等的多样化特质。包容性、创新性、引领性与时代性可以代表江南及其社会文化的核心表现与精神标识。
【关键词】明清时期 江南 社会特性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从唐宋以来，以太湖平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财赋重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里的生活方式、生产选择多有变化。到明清时期，江南经历了从江南的江南、中国的江南到世界的江南的认知与论述。对江南地方文化资源、社会发展经验以及政治管理等进行深入的探讨，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可以进一步强化“江南文化”的论述，特别是江南在中国区域建设中的促进作用与文化积累意义。明清时期江南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能够有力地观照出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的因应等内容，反映出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与家庭文化等的多样化特质，从而更明显地呈现江南地区孕育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在区域以及全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链接性”意义。
江南大“市场”：产业样态丰富、水运网络发达、谋生渠道多元、城乡关系密切、经济一体化
如果从“地域”与“人文”之间相互诠释的关系着眼，到明清时期，“江南”一词更显现出其地域的合成性、心理的认同感与文化的凝练性。比较而言，对江南地区社会风貌的概括，以明代后期浙江人王士性以“浙西”为例的论说最有代表性。他在《广志绎》中指出，浙江全省十一个府，可分为三个区域：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多为平原水乡，生活在这里的可称“泽国之民”。这是一个完整的区域。其他都在浙东，共计八个府的地域，则一分为二：一是金华、衢州、严州与处州地区，“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二是宁、绍、台、温地区，“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上述三大区域中的民众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这些都是因环境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民生与风俗；社会关系相应也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缙绅与庶众之间：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
江南城镇的生活风光华美，生活世界有序、安逸，以及“家给人足”的景象，很令人向往。但正如周邵在《葑溪寻梦》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和文化积累，这样的生活也是达不到的。 自中古时代特别是唐宋以降，江南的生活形态、生产方式、文化追求等，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逐渐加强，也更清楚地显露出明清江南的文化特质和个性。江南人对外部世界有快速的适应、物质的模仿、对内地人生活的引领，新陈代谢之中蕴含着包容性与创新性等，皆堪称江南人、江南生活的重要特质，也可视为江南文化中的精神价值与时代特色。
地方经济的发展，当然与生活文化的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民众的生活形态与文化风尚，各地多有不同。比如在嘉定地区，地方民生与产业经济则以棉业为主，但作为全国性的特色手工产品，却以竹制品为最。自明代中叶以降，嘉定成为全国竹刻最重要的中心，竹刻名家辈出。
晚明杭州人张瀚（1510-1593）认为，那时的“民间风俗”，已是“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文人雅士们推崇的精巧细玩，达到了“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耕织”的境地。因此，也可以说，江南地区的奢华生活，是有精工细作的产业所支持，而能享受奇艺绝品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处于这样的社会发展态势下，一个聚落层次丰富、产业样态丰富、水运网络发达、谋生渠道多元、城乡关系密切的江南大“市场”被建构起来。这个“市场”囊括了大量的地方经济中心，如乌镇、南浔、双林、唐市、盛泽、平望、同里、朱家角、练塘、金泽、陶庄、西塘、干窑（千家窑）等，都各具代表性，商品经济都很发达。商业化已构成了江南城乡社会的基本特色。例如，万历年间就已流行的谚语“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就是表达松江、嘉善两地商品特色的重要话语。
经济（市场）一体化更有明显的表现，主要在经济联系与市场网络方面，不同地域的物产有着比较清晰的集聚性与专业化发展。例如，乌镇的丝，“销震泽、盛泽、双林”，桑叶销售“莫多于石门、桐乡，其牙侩则集于乌镇”；南浔镇所产的新丝，“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购）”，一般的商人“往嘉兴买茧，归缫丝售之”；金泽镇所产的纺车、锭子，“东松郡，西吴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来购买”；章练塘镇的水车，销售覆盖“西至常州以西，东至浦东间”。丝、棉、麻、榨油、冶炼、粮食加工等，成了带动地方发展的轴心力，在地区开发进程中往往占据了绝对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因经济的发展而推动的出版业，也日益兴盛，不断满足市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长和社会趣味的多样化，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书籍出版与流通中心地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提及的杭州镇海楼外的书肆、苏州阊门内外和吴县县衙前的书坊，以及常熟毛氏、湖州凌氏与闵氏等藏书、刻书等，都堪称代表。
江南水上交通发达、海上贸易活跃，苏州、杭州等城市成为这类交通、贸易的关键节点，长途贸易因而十分兴盛，进一步活跃了地方市场，从中形成了世人所谓的徽商、晋商、粤商、龙游商、洞庭商等商帮。他们在经商的主要地区，都建有地缘性或业缘性的会馆、公所等商人组织，也伴有相关的慈善设施、神灵信仰和娱乐设施，强化了商人的联络和在地势力。商品经济更活跃，江南的很多城镇，多如万历《杭州府志》称颂杭州的那般，是水陆要冲，“中外之走集”，百货所辏会的地方。
江南及其社会文化的精神标识：包容性、创新性、引领性
明清时期的江南，水网密布、环境优雅、城镇经济活跃，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向往的优胜之地。明代文学家钟惺称誉道：“三吴之水皆为园，人习于城市村墟，忘其为园。”似乎整个江南就可视为一座庞大的园林，且园中有园，人们享受着这一宏大园林胜景的逸趣，而忘其为园了。
私家园林逸乐的小环境，蕴含了大自然的审美情趣，如明末名宦祁彪佳那般取山石之幽、引湖水之胜、筑楼台之妙、种花木之景，甚至还可以寓志向之高。文人士大夫营造的社会趣味和逸乐偏好，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深为广泛的庶民生活所仿效。至于日常生活，确实已是嘉善人袁仁给好友陆垹（嘉靖五年进士）信中所写的，有“举世蚩蚩，颓风靡靡，江湖下趋，势不可返”之态。“俗靡”的问题，有着越来越盛的倾向。士民百姓的饮食肴馔、住宅园林、衣着服饰、陈设用具、婚丧寿诞、文化娱乐、民俗信仰、科举官场、纳妾宿妓等方面，都有奢华靡丽、好奇追新的浪费风气，巨额高消费主要用于炫耀财富的婚丧喜庆、追求新奇的珍宝美器与豪华精致的园林别墅，也有用于追求功名、官场索贿以及满足青楼姬妾的侈靡生活。
出身官宦之家、在绍兴、杭州拥有不少园林别墅的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对自己的优裕生活作了自白：“少为纨绔子弟，极好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样的生活状况或追求，正是那个时代士民生活中衣食无忧的奢化表现和世俗趣味。
地方上颇具影响力的文人群体，生活上既注重自然含蓄的审美情趣，文化上又崇尚古朴典雅，极大地推动了古物赏鉴与文艺交游之风，精神生活中有了更高的追求。可以说，与其他地方相比，江南已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如嘉靖四年举人、嘉善人沈爚所夸耀的，“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江南的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
就苏州而论，这里是江南乃至全国的文艺重镇、工艺之邦、状元之乡、园林之城与经济重心。王士性就指出，苏州地区的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上下进退之权”的把握与认同，在明清时期苏州地方的生活文化中，显然具有典范意义。曾经游历江南的山西兴县人孙嘉淦（1683-1753）认为，距离虎丘南六七里的苏州城，“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特别是其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苏州这样的核心城市，已建构成人流、物流、资讯流的重要平台。
江南生活繁华、文化昌盛的感觉，给外来的人们有着很强的冲击力。更有意思的是绍兴人张岱所坦承的：“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摹仿。”明清时期江南生活风尚的中心，主要在苏州。苏州地区的生活，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创新性、引领性与时代性。这也可以代表江南及其社会文化的核心表现与精神标识。
明代中后期以来，江南的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学者余同元认为，倘从地缘关系要素的角度着眼，江南的地缘结构，既有时代共性，又是具有地域个性的多维区域空间，尤其是从明代中后期以来，因不同政治层面的影响，江南的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明代以来，江南地区一直影响着社会与国家的“逋赋”，深刻地体现出王朝统治的制度性与结构性的大问题；傅衣凌在《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中指出，明末江南城镇广泛兴起的“市民运动”，已表现出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内部分裂”的样貌，在一定程度内已含有一种“启蒙运动”的意义。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力的无锡东林学风（特别是务实与经世），与苏南望族文化的成长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相得益彰；东林、复社及其代表性成员的言行，形成了江南士人独特的精神面貌，都无法与当时的政治相剥离，超然于政治之外。这与清初以来“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的状态并不相侔，也从反面表明政治在其间的巨大影响力。而在清代，江南的地方民情与官场动态，更是受到高度关注。作为康熙的密探李煦（1655-1729），在康熙三十二年出任苏州织造后，就常以密折的方式，向康熙密报江南地方的各类情况。
至于江南内部社会的能动力，多由绅士、富民等为代表的有力阶层所主导，国家调配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它们共同推动了基层社会的整合和具体运作。像“善举”“义举”“善会”等社会保障工作，不胜枚举，为城乡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提供了重要支援。再如，城乡生活中有关丧葬风习的不良，即常被视为“恶习”的停棺不葬、火葬、阻葬等，时常在官方与地方绅士的联合行动下，得到禁革或改变，对葬俗整顿、环境维护都有特殊意义。另外，江南地方社会生活中，历朝历代牵动地域社会整体注意力的水利事业，更关系着江南社会与生活的公共利益，虽然其间地方力量是官府的重要依靠，但国家的调配与控制仍然具有关键意义，甚至是更为积极的角色。
学者邹逸麟在江南研究三十年回顾中，以《谈“江南”的政治含义》为题，强调除了社会经济与文化上所具的代表性外，江南的“政治”意义也很重要。他概括性地指出，从春秋战国以来，“江南”地区不仅存在欲争霸中原的政治势力，而且到南北对峙时期，江南成了中原之外另一个政治中心地区，到高度集权的明清时期，江南已是中央王朝时存戒备又不得不依靠的地区。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注：本文系青浦-复旦江南文化研究院“明清以来环淀山湖地区的社会与文化研究”项目（2020）阶段性成果】
责编/李一丹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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