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中美之间矛盾冲突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而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上下一心，坚定信心，坚守底线，保持定力，不骄不躁，做好自己的事情，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和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关键词】中美关系 文明 制度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当代中美关系经历的两次重大转折
历史总是以重大事件为标志。但是，决定历史趋势的草蛇灰线，其伏也久，其来也远。
当代中美关系，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第一次重大转折，以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和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标志。
当代第一次中美关系的转折，发韧于1969年初。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暗示要改善对华关系：“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我们不能指望使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能够设法使任何人都不成为我们的敌人。”8天后，即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出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是绝无仅有的。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住处召集会议，林彪、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参加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研究国际问题。①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四位元帅共座谈了十六次，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和中肯建议，提交了两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上的对抗，集中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并明确提出两个判断：第一，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者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第二，在美苏之间，苏联是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这两个判断为我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基本依据。
同样是在1969年2月19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分别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斗争方案，同时总参谋部给予了具体指示。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进行周密部署，于1969年的3月2日和3月15日在珍宝岛打了两场自卫反击战。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后来回忆：“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②珍宝岛冲突四个月后，美国宣布，放宽中美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限制，允许记者、国会议员等六种人访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出马，利用出访机会积极寻求与中国接触的渠道，这才有了两年后的解冻之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和基辛格秘密赴华访问，以及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下，中美关系呈断崖式下跌。而中美关系的变坏，始于奥巴马执政的2010年。
2010年，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由此凸显。
从“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自2011年起，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遏制中国的措施。也正是奥巴马在任期间，2012年4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发表演说，声称为守卫日本领土，东京将计划“购买”钓鱼岛。当年9月，日本政府从所谓的“土地权所有者”手中买下钓鱼岛中的3个岛屿，将其“国有化”，从而激化了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冲突，恶化了中日关系。还是在奥巴马任上，2014年3月，菲律宾就与中国的南海主权纠纷正式向海牙国际法庭递交了诉状，要求法庭确认菲律宾在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享有的权利，使中菲关系和南海局势复杂化。奥巴马政府还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向南海派遣军舰，强行闯进中国领海，恶化南海局势。2016年7月，韩国政府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目标直指中国，使中韩关系恶化。此外，奥巴马政府还通过承认印度为“核国家”、推动缅甸“民主化”等举措，恶化中国周边环境，打造对华地缘政治包围圈。
中美关系的逆转始于2010年，而其肇始却是在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时。如果说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戳穿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神话，那么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戳穿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神话。正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令西方经济黯然失色，而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1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达到30%左右，远远高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鉴于中国迅猛发展的势头，美国曾有人提出G2（美—中两国集团）概念和中美国（Chimerica，或译为“中美经济共生体”）的设想，企图拉拢中国。但是，中国一直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登顶全球第一，其国际战略是确保绝对优势地位
2010年1月，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称，“美国绝不能接受第二名”。奥巴马的这一言论，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真实想法，而二战以后的国际斗争，就是美国不断打压别国的历史。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越战越强、迅速崛起，成为堪与美国比肩的第二个国际权力中心。美国在二战一结束就立即启动“冷战”，围堵苏联。经过40多年的军事对抗、政治打压、经济封锁、思想渗透，美国终于挤垮了苏联，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日本在二战后全力发展经济，国内生产总值迅速超越西欧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发起了一系列贸易战，从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电信直至汇率，都没有能够遏制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与此同时，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日本资本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为增加产品出口竞争力，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1985年9月，在美国的牵头下，美、日、德、法、英五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该协议主要通过调整五国汇率，迫使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用金融手段达到遏制日本和德国出口贸易的目的。这一协议是美国打压思维下的“成果”，对其后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1989年，美国又对日本发起了全行业级别的贸易战——结构总决战，持续6年，至1994年结束，终于遏制了日本的发展势头。
1993年欧盟成立，特别是1999年1月发行欧元，由此形成了一个GDP总量超过美国的单一货币巨型经济体。美国则利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矛盾，以北约的名义，于1999年3月发起科索沃战争，点燃巴尔干火药桶。欧元发行后的第一个交易日，1999年1月4日纽约和伦敦外汇市场上，对美元的收市价分别达到1∶1.1806和1∶1.183。经过科索沃战争，欧元一路下跌，当年10月跌至1欧元仅兑换0.82美元，欧元汇率比上市首日下跌31.5%。随着欧盟矛盾加深，欧元区经济滞胀不前，美国又成功遏制了一个挑战者。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突出表现在文明、历史、意识形态、制度、心理诉求等诸多方面
两个文明的差异。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以儒家文明为主导，强调集体主义，内圣外王，主张以和为贵，求大同存小异。儒、道、佛，甚至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能在中国和平共处，所以中华文明是一种守势文明；美国以基督教文明为主导，强调个人主义，主张一神论，对异教徒绝不宽容，是一种攻势文明。亨廷顿分析了中美文明的差异：“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于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③亨廷顿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分析，在西方世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而中美两国更是如此。中国以其5000年不绝如缕的文明源流而拥有特殊的历史优越感。世界四大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都已经断流，而中华文明至今仍绵绵不绝，在与外来文明的交融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中国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发展道路上。思想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休谟预言”，认为经历过由盛而衰的民族很难实现复兴。但中华民族乃是唯一的例外，其在历史上几度由兴盛走向衰落，又再次崛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再度走上伟大复兴之路，彰显了中国特殊论的独特魅力。
美国以拥有“天定命运”的特殊论而滋生道德优越感。美国特殊论是传教式的，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各国传播价值观。17世纪前往美洲大陆的移民认为，他们是“上帝选民”，是在“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应许之地”建设“基督博爱”的典范，负有拯救世界的“天定命运”，是“自由的卫士”。其自诩为“灯塔国”，拥有以美国式“普世价值”改造世界的自信。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参加华盛顿大学诞辰百年庆典活动时发表演讲称：“比起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我们都背负着责任，承受着风险，这种风险和责任，无论规模和期限都前所未有，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全体希望自由的人。”
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输出意识形态。美国自立国之日起就确立了“美国精神”，并且具有向全球推行其“普世价值”的强烈意愿。1776年7月4日签署的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今天的美国人推崇的“普世价值”的最初版本。真正把“普世价值”作为意识形态武器向全球推行，始于二战以后美苏争霸时期，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其时，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后胜利，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2001年，小布什出任美国总统之初，将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先于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强调不仅要通过美国的榜样，而且关键是要通过美国的力量，来重新塑造国际秩序。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认为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推广“普世价值”，用“巧实力”改造世界，包括人权、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使“全球化”最终成为“美国化”。2018年9月，特朗普在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强调美国的“主权”，拒绝“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
但是，美国自建国以来逐步形成、20世纪冷战以来加速成型的“政治正确”，是一处攻守兼备的“道义高地”，不会因为特朗普而完全被摒弃。特朗普政府副总统彭斯祭出了意识形态武器。2018年10月，彭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声称，“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前的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这是典型的美国式意识形态腔调。
两种制度的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令中国人民充满了自信，破除了对西方，包括对美国制度的迷思，同时也令冷战后认为世界历史终结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再度警觉，其代表言论是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的那篇被称为竖起“铁幕”的演讲。2020年7月，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时称，“我拒绝这样的看法，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势在难免的时代，某些‘陷阱’是命中注定的，共产党的主宰地位是未来。我们的做法并非注定要失败，因为美国并没有在衰落。正如我今年早些时候在慕尼黑所说的，自由世界仍在获胜。我们只需要相信这一点，知道这一点，而且对此感到自豪”“现在是自由国家采取行动的时候了。……面对中国的挑战，需要欧洲、非洲、南美、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国家使出力气，投入精力”。这也表明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制度成功的忧虑。
两个尊重的诉求。美国要求中国尊重其世界第一的地位和核心利益，中国希望美国尊重其社会制度和发展权利。根据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界定，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安全、经济繁荣、价值观的优越性以及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帝国，美国的对外行为一般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以及由美国牵头制定的国际秩序和规则、推广美国的“普世价值”。特别是二战之后，遏制共产主义并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开始被视为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至今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方向。
特朗普上台后，将美国的核心利益浓缩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中。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表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特别强调对华竞争问题。报告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并且首次把中国放在对美构成竞争的大国之首，排在俄罗斯之前，认定中国已成为美国安全利益的首要关切。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白宫在新闻稿中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与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遥相呼应，针对性非常明显。显然，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和既得利益者，是“现状国家”，而中国则是美国眼中的“修正主义国家”。
近年来，中国牵头积极推进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一系列金融行动，也被视为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公开挑战。2018年5月，即将赴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希特莱泽在参加美国商会举办的活动时发表讲话称：“目标并不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这个制度看起来对他们很管用……但是我必须让美国可以对此进行谈判，我们的角色是让美国不要成为它（中国经济制度）的受害者，这就是我们的角色。”
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冲突，双方安全利益诉求出现碰撞，这也被美国视为“另起炉灶”。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这在本质上与“美国优先”的诉求是不兼容的。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全方位的，这直接加深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并坚持认为中国不尊重其霸主地位，意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在这样的战略环境下，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来势凶猛。与此同时，“中国强硬论”“中国取代美国论”“中国另起炉灶论”“中国政治渗透论”等论调也在美国甚嚣尘上。
美国把中国视为假想敌，而中国却始终把美国视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针对美国的担忧，中国一再保证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这就包括了二战后确立的美国领导地位。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希望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价值和核心利益，推动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和阐述了中国的六大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六个方面高度概括了我国的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日益增多，也希望得到与贡献相应的国际尊重和相关利益，希望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尊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愿和行动。
相互尊重是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原则。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理念有三层内涵。“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这是三重层层递进的内涵，“不冲突不对抗”是国家关系的基本层面，“相互尊重”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前提。
但是，美国主流社会不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相互尊重”。有美国智库人士公开声称，美国不能尊重中国的核心价值和核心利益，包括社会制度，以及统一台湾和东海、南海主张。虽然奥巴马2014年到访中国时曾明确表示，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无意遏制或围堵中国”，美方愿意同中方坦诚沟通对话，增进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经验，有效管控分歧，避免误解和误判。但从对华政策的具体实践层面看，美国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乏负面影响和干涉行为，暴露了美方所谓“尊重”的虚伪性。
中美双方都认为对方不尊重自己，关键在于缺乏互信。这种互信的缺乏，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存在的天然差异，也有双方沟通不畅、政策信息透明度不高导致的误解，更有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冲突加剧、催化战略焦虑，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如果这种认知持续强化，将会进一步加剧战略互疑和误判，使双方陷入“安全困境”。因此，加强两国互信，形成对彼此实力和意图的正确认知十分重要。
两个文明的冲突、两个历史特殊论的冲撞、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两种政治制度的较量、两个尊重的心理诉求等，构成了当下中美关系每况愈下的综合症结，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曾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的格雷厄姆·艾利森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在其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分析了古希腊新兴势力雅典城邦与守成势力斯巴达城邦之间爆发长达27年惨烈战争的原因：“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艾利森将“修昔底德陷阱”套用到对中美关系的讨论中，他在《注定一战：中美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分析道，崛起大国中国对守成大国美国的挑战，以及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都与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他虽然声称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不必然导致战争，但也指出：“在未来几年中，我们所熟知的修昔底德状态在两国间将会愈发紧张。”④
2014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接受《世界邮报》专访时表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也就是说，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再次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宽广的太平洋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而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
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在当下“第一”与“第二”的结构性矛盾中，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美国的判断和中国应对的智慧。比起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体制裁中国、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等历史节点，中美目前还没有陷入“冰点”，整体灰暗的基调里仍有光亮。在亚太事务，特别是朝核问题上，美国仍然谋求与中国的合作。
中美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当下的中国，面临着几乎与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和日本差不多的境遇。但是，中国既不是与美国政治军事全面对立且经济几乎全面隔绝的苏联，也不是只有经济总量崛起而政治上没有主权的日本。观察苏联和日本的历史，美国霸凌主义无法阻挡一个国家实体经济的繁荣和兴起，因为这些产业的背后是一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政策体系、教育体系等诸多方面的结晶，没有几十年根本无法撼动。而真正能够让一个国家垮台的是自身政策的重大失误甚至是颠覆性错误。
中美两个大国脱钩、对决，不会有赢家。所以，两国都应当尽力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是，作为新兴大国，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面对美国的霸凌主义，中国也没有必要畏首畏尾、恐惧害怕，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上下一心，坚定信心，坚守底线，保持定力，不骄不躁，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和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81页。
②[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1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26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01页。
④[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等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页。
责编/王妍卓 谷漩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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